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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饥挨饿”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种人民最低的生活标准。只要承认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为这样一种生活标准而斗争的权利就应该是正义的和合理的。这是“民生”学说的根本基础。但是中国的财富不断地外流。她原有的工业生产力还不能使农村人民富裕起来，反而使得他们“相当穷”，并且从“相当穷”下降到“很穷”，又从“很穷”降到贫穷的最深谷。由于农村的繁荣已经被腐蚀殆尽了，所以农民要求回到他们以前过的那种生活标准上去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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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们衰弱的工业的话，那些依赖租息收入的地主早晚必然会遭到攻击，进而被消灭。地主自身不可能种地，只能把他们的土地出租给别人。而这块土地不能在同一时间内养活地主和他的佃农。地主不可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消灭佃农，直接地从土地得到收入。但没有地主的帮助，佃农也能种地。因此，在地主和佃农的斗争中，佃农可能会获胜。因为中国的佃农体系不是建立在来自土地的剩余产品的基础之上的，而宁可说是得到了来自于农村工业剩余收入的支持的。农村工业实际上决定了土地的基本租息，并且在事实上决定了地主阶层的未来。实际上，采取压迫措施带来的可能是短时期的“强迫一致”。但是使用暴力意味着某种时期的附加开支，以及未来的矛盾尖锐化和无穷的抵抗。抢租并不能使问题得到永久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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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主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方法不是采取只有加速他们灭亡的行动，而是试图调整他们本身和变化了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找到一些其他的谋生手段，而不是仅仅依靠租息来生活。如果他们希望以老方式继续下去，那就要在一开始就与外国工业的侵入做顽强的斗争。从他们的自我保护来说，地主阶层在这样一种紧急情况下，应该放弃从农民那里收租的权利。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和合作，克服目前的经济危机。孙逸仙规划的远景“耕者有其田”是一种合理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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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重建目标也应该是她的工业的重建。并且，为了建立起民族工业，我们必须重建乡村工业，因而使占人口80％的我们的农民能够共享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确，内战的结果——毁灭使生产力的提高更加困难了。然而，我们必须努力于重建工业。中国人是努力的，而且能够继续吃苦耐劳，但是只有耐劳似乎很难实现一个合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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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看到，现代城市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随着进口外国货的泛滥而发展；另一方面是日常必需品的大规模生产，剥夺了农村重要收入的来源。实际上，如果这些现代城市的发展激发了对农产品更大的需要，并且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的话，就会刺激农业的繁荣，它就有可能像以前伤害过农村工业一样，来补偿农村工业。但是很不幸，这样的事实还没有发生。大城市人口的增加的确提高了人们对于食物的要求，但是农民拿不出更多的产品来，因为交通线非常缺少，人们已经发现从外国进口食物要比从地方上买便宜些。中国现代交通似乎主要是用来联系消费中心的。把大城市联系起来的铁路，是和沿河的古代交通线相平行的，而不是去补充它们，同时，在大多数农村和城市地区还是靠相当原始的交通工具进行联系。然而，在现代城市和村庄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因为传统的城镇成为一个中介。这里居住着闲散的不事生产的地主们，他们从前买乡下制造的东西，而现在宁可选择西方制造的产品了。他们得到作为租息或贷款利息的农村产品，又拿到城市里去换外国货，这些是乡下人从未见过的，或者就是见到了也不可能买得起。经济不能发展，乡村的生活在日益恶化，普通人民被迫削减开支，只有勉强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在现代体系下，对中介人或投机者来说，从农产品得来的任何利润都会像利息一样自然增长，而生产者和农村继续支撑着那个消费着现代产品的食利阶级，他们本身从现代工业那里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实际上，农民很少用这样的东西，如牙刷、牙膏、外国咖啡、防护品，或现成的外国式样衣服。但是他们需要各种较好的工具、种子、化肥、毛毯、暖和的针织内衣和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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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分析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中心和农村之间的对抗总是存在而且现在愈发强烈。如果将来不发生巨变的话，这种对抗会继续下去；这就是说，农村地区将继续处于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中，城乡关系的冷淡对村民来说是好的，但是对城市来说，则是很坏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年来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内地的村庄有过一个繁荣时期，并且，为什么中国人的农村合作社发展得很快。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并不担心城乡关系的恶化，为什么内战时期中国城镇经济脱节。近百年来，中国城市和大型城镇还没有一个完全的生产基地。他们主要是外国货的分配中心。当然，外国货还没有大量进入农村，这已经是抽去了乡村的财富，因为镇上消费的是交换来的外国货，而不是地方手工业品。但是当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的关系被切断时，城里人的收入没有了，外国货的进口就必须停下来，除非能通过救济和各种贷款得到。但这是不可能无限地继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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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增大差距的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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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铁路建成，把中国南方和北方联系了起来，三个大河流域的自然区域间的距离逐步缩短了。我们相信，中国将很难再次分为南北两方。但是近百年发展起来的城乡区域间的隔绝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分裂源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部队打游击战，占领了内地，把铁路线和关键地区留在敌人手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样的游击策略是有经济基础的。但是，作为这些战时策略的结果，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愈加趋于破裂了。从这种情形的短期效应来看，农村没有吃苦，因为一旦农村人民和城镇的联系被切断，他们的许多产品会被保留下来，没有流失，结果是他们将有足够的粮食来生活。然而，这似乎并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一旦农村区域和城市中心分开，农民就必须完全地依赖自身。自足导致了某种安全，但是所付的代价是低下的生活水平，并且退回到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这似乎并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解答。当然，村庄如何决定完全取决于它自身，实际上农民已经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很多。但他们创造出来的城镇和城市已经失去了它们的腹地，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农民们倾向于选择自足的较低的生活水平，而和城镇保持关系就意味着他们会被城镇上的人剥削，并且很少有机会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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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的工业和商业没有受到农村生产者消费力的支持。现代产品的市场是城市和镇上的居民，他们的购买力主要取决于从农村得来的以租息为形式的收入。城乡间的隔绝直接威胁到那些以乡下来的收入为生的居民，并且影响了城镇经济的传统组织。为了继续保持城乡的传统关系，对于食利阶层来说，就有必要来打破封锁，为此甚至不惜采用暴力。这一点，我理解为是目前内战的真实原因之一，这种战争是传统的特权阶层向拒绝执行传统义务的人民的战争。当冲突继续时，这种已经积累了几个世纪的对抗变得愈加剧烈，看来，除非中国经济结构有一个真正的变化，城镇间的适当关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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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可能在这样一种情景下维持下去，即城镇破产，村庄降低到更加原始的条件中去，中国经济整体衰弱。问题是：城乡关系如何恢复？这种恢复的方向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努力实现前面曾提到的原则，即农村和城市应该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互相补充。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比相信它更为困难，问题的本质是如何把城镇和城市变为能维持它们自身的生产中心，而不是继续去剥削农村。从农民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发展农村工业和特殊的农村经济作物。城市和农村是同样重要的，它们应该在一起。但是，主动性的变化必须来自于城市。最根本的是要把由一群寄生的消费者控制的传统城镇变成一个生产社区，人们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不是靠高额土地租息和高额贷款利息。换句话说，主要的问题是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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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7章 农村社区的社会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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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土地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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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塞尔在他的《TVA在美国》（“美国在前进”）一书里，用过“采矿”一词来描写在南方疲乏的农田里种植棉花的方法。这种办法是只为了一季庄稼，就用完土地的肥力，耗尽它的财富。即使加了化肥，也不能抵抗土地腐蚀的破坏作用。洪水再一次加剧了这个过程，它至少直接减少了部分覆盖土地的庄稼，破坏了森林，结果使土壤缺乏有机成分来保持水分。正是这种腐蚀使原本十分肥沃的田纳西流域土地变成了荒芜的不毛之地。李林塞尔的TVA工程就是要恢复自然界的有机平衡，因为人不应该蔑视自然，而是要理解和配合它，要把一年一度泛滥的洪水治理成为人服务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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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提到TVA，不是为了过细地弄清李林塞尔的思想，而是为了在李林塞尔阐述的土地物质腐蚀和今天中国的社会进程之间加以比较。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兴趣促进土地保护的原则。但是我们也应该适当地把这个概念扩展到一般的农村生活，也就是说，保护和鼓励人才和人力资源。我在思考TVA的实验时，愈来愈清楚地发现中国农业不仅是一种技术问题，而且是一种风俗、制度、道德和领导的体系，这些东西至少在过去是纠缠在一起维持着中国生活的。但是近百年的中国，在我看来，发生了好似田纳西流域的一个社会腐蚀过程，结果导致了贫困、疾病、压迫和苦难。在传统社会组织里，似乎有一个体系使我们大多数人能依此而生活。生活水平的确很低，但生活中没有危险和骚扰。那时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组织，大多数人不会过分地挨饿和吃苦。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小心地保护土地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保护了肥沃的大地母亲不被破坏，因而人民能够继续靠土地为生，而不破坏它的肥力。中国人的态度不是一种剥削资源的态度，而是和自然做伴并适应它。我是理解李林塞尔著作的，他似乎是朝着一个很接近中国人的目标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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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访问者如有机会观察一个中国农民的生活，就不能不感到他和土地的密切联系。这个农民小心地用着那些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并小心地使之回到土地里去。在这种方式中，人类生活不是一个对土地的盘剥过程，而只是有机循环中的一个环节。事实上，当人失去生命后，只有入土才能为安。这里存在着一种人和土地的密切联系。这种密切关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快死的时候，就应该回到家乡——他出来的地方。每个人的生命之流只是人生长河的一部分，它是和土地的生命之流相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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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土社会中，人和土地有强烈的感情纽带，中国人称这种感情为“桑梓之情”。“桑”和“梓”是两种树的名字，在中国古代是种在家宅边上的。这使人想到人像植物一样，从土地里得到营养。但是当生命的春天过去，来到了生命的秋天的时候，他们必须回到土地里，如落叶归根，按时施肥。这样一种承认人和自然的真正联系的观念，强调了生命的基本统一。但是当这种感情走到极端时，可能会不合理，甚至是荒谬的。当海外劳工日夜劳作，寄钱回家，又一便士一便士地积攒下来，只是为了实现死后棺材可从远方运回家乡的遗念。这种死后还要回乡的眷念是难以被外国人理解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一种感情是极为重要的。在我的祖先中，有一个人通过了高级考试，被政府派到云南监督采盐。那时云南是一个偏远的边防，而且更危险的是疟疾流行。事实上，我的这位祖先到了不久，就染上疟疾很快地死了。他有一个年轻的弟弟听到这个消息，下定决心要去云南把哥哥的棺材运回来。他工作了几年，赚够了旅费，开始出发，一路上经过了很多荒山老林，遭遇无数困难，最后成功地将棺材运回来。在现代人看来，完成这个任务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他不仅牺牲了他的前途，放弃了中举的机会，而且冒了生命的危险。然而，这件事写进了我们的家谱，因为它是这个家庭里做过的一件真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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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这种强烈的重要的亲情已被延伸到人和土地的象征亲情中去，那么是不能理解这种感觉的。一个人最好不要离开家乡，如果走了的话，也必须回来。战时，我从欧洲坐大船的统舱回来，遇到一些中国小贩，他们在法国多年，靠卖一种玉石为生。他们除了中国话外，不会说别的话，不能介入异地的生活。他们艰难地省下每一个便士，为的是寄给他们的亲属盖好房子。当纳粹封锁了边界时，他们冒了生命危险把钱转走，现在老了累了，他们正在回家，但不是回去享受生活，而只是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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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上农民的第一个行动：上街拾粪肥，到睡棺材，埋入地下，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自然和人对土地的眷念的大循环。我以为，正是这种关系的力量，年复一年地保存了中国文化。然而，我希望，读者不要误解我在提倡这种态度。我只是强调中国人生活中的这种精神的存在，特别是现在发生的与之有关联的变化：“社会腐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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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乡的孩子中，最常见的名字是“阿根”。人是有“根”的。人像树枝一样，是从根上长出来的，有赖于根的发达。人的根得到的是社会物质福利和教育：家庭、村庄、宗教和民族。这些“根”像是李林塞尔说的美国生活的“草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人或植物，最后都是一定要回归的。如果在“采矿”过程中，基本要素被耗尽了，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社区就会破产。兴亡的循环可能是非常复杂的。TVA代表的是较复杂的循环过程，而中国农业的循环较简单。这个圈子发展得愈大、愈茂盛，生活水平就愈高。但是不论简单或复杂，它都必须保持一种相互作用的循环过程。采矿无疑是自杀，虽然它暂时有收益，但最后消耗尽了所有的有用资源后，采矿镇就成了一个鬼镇。很显然，只有当社区从环境中汲取到足够的营养时，它才会变为一个健康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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