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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要起作用，就必须具有一些共同的财产——不变的土地。这块土地通常是做官的某人捐献给家族组织的，表面的借口是土地的产品可以支付祖宗坟墓的维护和日常的祭祀。但在实际上，这种共同财产是为了该族中的家庭拥有共同的安全地位，该族可以在更广泛的社区权力结构中维持下去。它资助年轻人的教育，以便使他们有机会进入学者阶层，做大官，保护他们亲属的利益。同族的成员有义务在需要时互相帮助。而且，家族组织有权力禁止任何土地的出卖。一般说来，土地交易的个人契约，除非有卖主家族代表的签字，否则就是无效的。这里显示了家族组织和土地权利是多么密切地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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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群体，防止血统混乱所导致的家族的分崩离析，家族组织规定由单系亲戚来继承土地。在中国，这叫做宗法，即家族的体系。它很少涉及到没有问题的大量财产的继承。我在云南看到，在小土地所有者的村子里，宗法的精神是很弱的。换句话说，人们并不严格地服从男系继承的法则。一般说来，农民主要关心的是怎样保持该群体的工作效率。当地的风俗是当一个已婚的儿子死后，就找一个替代者来取代死者的位子。并且，当替代者成为鳏夫时，他会另找一个妻子。结果是这个家庭单位根本没有生物学的关系。然而，基本工作群体有了连续性，维持了农民的生活。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在精明的绅士中间发生的。靠土地权利为生的绅士有理由来维持秩序和纪律，以便掌握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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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族的巩固只是有产阶级战略的一个方面。为了掌权和安全，大家族必须拉帮结派。这是通过广泛的姻亲关系来实现的。婚姻是家族的事情，按照风俗，婚姻应当成为家族之间的联盟。选择的配偶基础是对方的门弟。通过婚姻，一系列大家族联合成为一个有力的群体。但如果是农民，他们结亲时的主要考虑是女孩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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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中国，亲族是社会组织的关键，但如果认为它对人们非常重要的话，也是不对的。亲族只是社会群体为不同目的而组织起来的一种手段。我不认为亲族本身具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值得如此之高的评价。没有得到亲族普遍承认的繁衍还是能进行的。这样的关系之所以得到承认，是因为可利用其组织成为可以达到一定目的的社会群体。在中国，绅士发现，有必要广泛地运用亲族原则来结成强有力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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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进一步比较农民和绅士的生态地位。为了理解中国的农村经济，一个人必须记住这样的事实：在小型农作中，土地近似于奢望。中国平均农作面积只有几英亩（在云南一个很大规模的农场也只有一英亩）。小型农作是不可能有资本积累的。村民讲得很清楚：“土地不会生土地。”在一个工商业不发达的社区里，土地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在这里人们感到了人口增加的压力，有雄心的人不是通过一般的经济活动来致富，而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权力来敛财。同样，他们也必须离开村子去寻找成功。当他们发财后，有可能回到村子里来买土地。但是如果他们在村里定居下来，就会有人口的压力，就会很快地分化。在几代人之后，大户人家又再次分化成一系列小户人家。因此，对于富人来说，重要的是避开农村。他们能够保持自己权力和财富的地方是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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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城镇不是以生产或商业为基础的。在中国，重要的工业，如纺织业，主要是农民的职业。由于农业规模小，农民不能完全依赖土地为生，就必须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而且，因为农业不能为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他们在家里就有大量的时间来从事手工业。农民主要是以自给自足经济为生。他们买卖土地的数量是很小的。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即城镇，那么就要一个很大的地方来搞。只有在交通便利、省事的地方，如江南可以这样做。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周期性的市场取代了市镇的地位，它只有几天集中期。它的范围和集中频率能够根据需要的变化，不时加以调整。显然，在传统的农村经济中，并没有永久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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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城镇是绅士的所在地。绅士阶级象征着政治和财政的权力。对我出生的那个镇，我是很了解的，它主要是由绅士的房子、米店、当铺、茶馆和私人花园所组成的。这里也有一些裁缝、木匠、铁匠、金银匠和其他手艺人。米店和当铺是财政来源。受到租税或其他危机威胁的农民不得不到镇上的店里来，以低价卖掉他们的米。有时，他们的存粮吃完了以后，他们又要到店里以高价去买米。因此，米店的性质像是当铺。茶馆、大花园和出色的住宅是绅士的所有物。从早到晚，闲适的绅士们在茶馆里消遣。他们品茶、听书、打趣、赌博和抽鸦片。对新英格兰人来说，这样的镇似乎并不比他们自愿从生活中逃避的集中营好。但对这些绅士来说，闲适意味着声望和特权。由于他们是闲适的，在下层阶级眼中就是高高在上的。镇上的人是靠绅士谋生的，其中一些人有自己的店铺。一些人被叫到雇主的家里去干活，这使我们想起了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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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镇并不缺乏其魅力。如果一个人要以艺术的生活方式来消遣的话，这里有数以百计的小玩意儿来赢得他的赞美。我自己就经常怀念家乡小镇的美味，怀念我幼年时曾见过的所有小镇的特产。我会毫不犹豫地劝一个访问者到苏州，而且至少要在茶馆里泡一天。在那里，他会惊奇地从普通茶客的谈话中发现某种充满文化意味的雄辩。他可感受到练达、幽默的生活观。但是，如果他以为这是代表了中国大众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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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农民并不住在镇上。他们看到绅士时，有一种讨厌和羡慕的复杂感情。他们支付租税、利息，以支撑这些少数人的生活。每年的进贡是他们的负担。我非常熟悉长江下游的社会情况。我相信并毫不夸大地说农民收成的一半到镇上去了。如果说经济原因还不足以引发农民对镇的病态意愿的话，那么，当他发现心怀不满的妻子从家里跑到他不敢进的绅士大家庭做佣人时，他肯定在村里就不能镇静自若了。然而，镇保留了农民的理想、梦幻和刺激。只要他们相信天堂没有到来时，他们就没法否认那里是他们自己的希望和愿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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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绅士是一个优越的寄生阶级。问题是：这样一种剥削体系，怎么会维持这么长的时期？与农民很少关系的绅士取得的文化成就，是否能为绅士的存在而作出充分的辩护？镇上的富人必须做出更为明确具体的贡献来赢得农民的尊重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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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农民是传统结构中的被剥削阶级，而绅士是他们的直接剥削者。但绅士这样做，是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并且是受到制度约束的。然而，还有另一种剥削形式在农民控制之外。这就是不受人民愿望约束的绝对君主权力，君主的怪念头是不受约束的。农民发现在绅士的影响和财富之下，存在着一种缓冲地区。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必须进一步说明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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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的中心是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对皇帝来说，权力是交给各级官吏体系的。广阔的大陆交通网络很差，权力只是在名义上集中，而不是事实上的集中。每一层官员都有着顶头上司允许的一定权威。“天高皇帝远”，统治人民的是各级官吏。因为官员只对他们的上司负责，皇帝高高在上，这里没有大众检查的机制来制约权力。人民的权力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人民的福利像一根线那样吊在有权阶层的好心上。而在掌权者那里，是很少有好心的。因此，有时，政治权力甚至变得“猛于虎”。保护个人权利不受政权的侵犯是很重要的。有组织的群众行动的结果，不仅是在西方产生了民主，而且使个人有了从政的可能。因为中国的下级官员是从其上司那里得到权力的，他就必须屈服其上司的意旨。如果某人能够用个人手段影响一个下级官员的上司，这个下级官员就要对某人很友好，以免他给自己找麻烦。进入权力阶层的直接途径是本人进入官场。如果一个人本身是一位官员，他不仅能用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他及其亲戚的私利，而且也可以通过他同僚的关系来这样做。这种政治行为，人们习惯称之为顾全面子，这是法律规则上没有的。当一个社区受到纯粹个人意志的统治时，官僚政治是必然要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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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当明白，为什么以特权为生的阶层——绅士要急于进入官场；如果他们不与权力阶层联盟，他们作为地主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一旦他们犯了这种错误，就再也无法挽回了。政治人物脱离土地是不常见的。必须承认，在等级体系内，富人占有一定地位是必要的。家族组织和姻亲联盟有充足的理由，因为他们是通过亲戚关系建立了与权力阶层的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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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能够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进行调解。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权力通常是在外来入侵者或者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治权力的社会流氓的手中的。一旦这样的皇帝登位，绅士就和他联手，充当下面的官吏。就绅士的官方职能来说，他们是统治者的代理人，但就绅士的私人身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与被统治者相关，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专制君主控制不到的民间渠道，经常是和专制君主疏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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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传统体系内，中央权力的触角停滞在县里。每个县通常是由村民在地方上组织起来的一系列村庄所组成的。地方组织有着共同的财产，管理共同的事务，如宗教仪式和灌溉。这种组织的当事人不是由所有家庭里的代表选举出来的，而是由村庄里受尊敬的长者决定的。受尊敬的长者是那些有土地和面子的人，即那些和官方以及镇上绅士有联系的人。他们是下层绅士，还不足以富到离开村庄到镇里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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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权对人民进行控制的方式如下：当中央政府命令县官收税或招募时，后者将派代理人去村里执行命令。这些代理人本身是从村里招募来的。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不享有特权。实际上，他们只是地方官的差使。从代理人手里，政府的命令非官方地传达到并不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官职的地方头面人物那里。然后，在村庄的茶馆里宣布和讨论命令。所有上述的那些人都可以参加。没有投票，但头面人物将按照公共舆论以及自己的适当判断，对命令是否应该执行作出决定。村庄的长者可能访问行政长官，或者请求小镇上某绅士拜访长官进行协调。因为绅士是和权力体系相联系的，地方长官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建议，并以适当的方式来修正命令。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绅士是他的对立面，虽然对立通常不是正面的，而且，他最终得到的通常是从自己上级那里来的命令。然而，一个官员就他自己私人身份来说，也是一个绅士。他会写信给他的同行，要求关照自己的亲属、关系户和本地人。绅士—官僚是传统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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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管对这个传统模式是赞成还是反对，只要农民生活在这个结构里，在面临来自专制统治者及其官员不可预料的侵犯时，仅仅是地方绅士的接近和相对理解，就会给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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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不可能形成一个政党来尽责地管理一个政府。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中国绅士组织过自己的政府。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从未背离过任何一个能够夺取政权，并承认地主权利的君主。他们负有保护自己亲属和同乡免于受专制权力侵犯的任务，他们进入政府，但不是为了政治权力本身的目标。事实上，即使他们是在政府里做官，典型的官员还是同时作为他亲属和关系户的代表而发挥作用。的确，后者的作用是他主要的事情，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去做前者的事。作为一个阶级的绅士是置身于政府之外的，做官是个别人的事。他们因社会而变，但没有政治责任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看作一个贵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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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历史中，由于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关键地位，绅士获得了一系列职业伦理的准则。他们宣传礼的学说：每个人都应该按照社会结构中所占有的地位来行动并知足。孔子的任务是规定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正确行为的准则。作为一个特权阶级本身，绅士绝不是革命的。秩序和安全是他们唯一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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