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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三 [:17030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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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四 [:1703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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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五 [:17030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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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六 [:17030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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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七 [:17030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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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八 [:17030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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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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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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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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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费孝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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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惠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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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姚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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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7-5004-5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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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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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15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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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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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170301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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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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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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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1987年，我刚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做费老的博士生，试译《中国绅士》一书，到现在，已经是18年过去了。校读完此书，还是觉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得好：“有价值的著作，除非有丧失的章页，否则总是历久弥新，永远以初版的生动面目出现，永远不会在传统下古旧。所以，著作不会长久被误解的，即使最初可能遭到偏见的笼罩，在长远的时光之中，终会还其庐山真面目。也只有经历了时光之流的冲击和考验，人们方能来评论著作，而它的真正价值也才会显露出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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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教授的英文著作《China’s Gentry》（译名：《中国绅士》），虽然1953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又不断再版，在国外作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流传，费正清和莫里斯·弗里德曼等也多次推荐和引用过，但至今在国内还鲜为人知。此书是由费孝通教授在自己的《皇权和绅权》《乡土重建》二书中选出一些文章，于1949年左右口述给美国雷德斐尔德夫人。她回国后又独自整理、补充后出版。此书的不少内容虽然可以在上述的两本书里找到，但仍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此书的体系是崭新的，是一个新的逻辑体系，有些段落是重新写过的，有些是新加的。而且，我在翻译此书的时候，不断地翻阅上述两本书，也难以找到许多内容究竟是出自何处。所以，觉得仍然有翻译出版的必要。只是雷德斐尔德夫人的英文注释，主要是说明英文译本中引用中国典故的出处，而且有些是搞错的地方，如对顾炎武、韩愈等古人的评价，我就不译了，以免画蛇添足。我对书中的中国典故都回复到原文。另外，原书后的六人小传也不译了，因为这是别人写的，是编者加上去的，不是费孝通的意思。作为附录的“农民和绅士”是费老发表在1946年的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文章，因为所说的社会结构问题与本书内容有关，所以也一并译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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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有着现实性。无可违言，中国社会目前正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也许我们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大多出身低微，既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受过多少教育，全靠个人奋斗干出一番事业……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大胆的企业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建造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青年因人数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是渺茫的前途……青年人在权势者的门外久久的等候着。这些青年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则”[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是这一切究竟有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一书是能给人们以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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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人类学历史上，曾经有人对马林诺斯基教授说：“如果当个人类学家可以维持生活，我也许会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但是，如果仅是考虑自己的饭碗的话，是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人类学家的。费孝通教授的一生，直到耄耋之年，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终身理想“认识社会，认识中国”作不懈的努力。他说过：“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想从事于建立这门学科，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认为正确的路——到中国现存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但是绝不能用来代替我们自己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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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用利奇教授的话来说，他和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狂热的理论经验主义者”。我的理解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重要特点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社会人类学的特点正是要求调查者长期地在某一地区参与观察，具有精深的语言能力和历史知识。传统的安乐椅上的理论已经受到挑战。只有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才能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同时，只有一个优秀的理论家，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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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研究也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费老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完成了江村、禄村等四个村子的实地调查，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和内地农村作了比较，也对昆明一个工厂做过调查。并且，在此书中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这是他的老师潘光旦一直劝告他的。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里，他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4]他非常重视历史，以历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他在《乡土重建》里说过：“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得在旧的上边改出来。历史的绵续性确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可是事实上却不能避免这些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这些是客观的限制。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限制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需步骤。”[5]以后他对知识分子历史分期的分析和江村五十多年的研究，都是一种理论、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方法的运用。这与他的功能方法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乔健教授称费老的学派为历史功能学派。的确，中国的现实社会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并非毫无来历，白纸一般。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历史往往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我们了解历史，是会有助于认识今天的社会的。这种实地调查和理论、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至少在费老这本书里已经作了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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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书已经在国外作为重要的社会学专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张仲礼著的《中国绅士》一书的导言里，弗兰兹·迈克尔说，费教授的“这些关于民国时代有选择的描述与来自中国古籍的某些随想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时代绅士的研究”[6]。这种批评是够尖锐的了。但是我似乎能够理解他们批评的原因和方式，可能这是一种调查中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问卷方式的区别。这种区别可能在于，后者往往事先拟好带有一定项目的问卷，然后由调查员问之。这往往显得有准备，有逻辑，但是往往限于数量的调查，限于表面；而前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却是由一个人亲自来操作，项目和问题都是来自于实际的调查过程中，优点是具体、生动和集中。上述两种调查方法至今在学术界，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一书是纯粹来自对古书的研究，作者花的工夫实在令人佩服，书的体系和条目也很清楚。这有些像问卷调查法。但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经批评过张仲礼和弗兰兹·迈克尔的书，说在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夸大了绅士劳务的部分，以及过于认真地依赖1887年关于耕地的官方材料”[7]。其实，张仲礼著的《中国绅士》一书也有着相同的缺点，即过分相信书本上的材料，缺少实感。纸上得来总觉功夫浅，哪里有实地调查中得来的感受那么鲜活呢？何况，中国绅士的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的伟大变迁，哪能不联系现实呢？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请读者自己读一下费老的这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