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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年在最困顿之时读到了鲁迅的文字，曾暗自叫绝，以为是难及之人。那时毛氏还是个被压迫的人，忽在鲁迅身上看到了奇气，自己想要说或未曾说出的话，鲁迅大抵都说过了。以毛泽东的性格，天底下可看上的人物殊少，唯对鲁迅说了一大堆好话。对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毛氏只是在一个阶段引为同道，后来就弃之一旁了。鲁迅却是个例外，几乎一直陪伴着他。思想的深处是有某些呼应之处的，乃至将其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这个现象很值得玩味，在现代史上颇为独特。文人大多喜读鲁迅文章，乃是从中悟出反叛奴性的朗然之气。那志不拘检的阳刚之美，映出了同代文人的弱处。今人欲达此等境界，大约是难而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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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鲁迅较大的前辈学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鲁迅与苏曼殊结识的同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过接触，还与章氏一同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与章太炎是师生关系，曾随章氏学习文字学。而陈氏则是章太炎的客人，并无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时候，鲁迅对他很客气，亦无谈论他的文章。而陈独秀则快言快语，对其爱憎参半，爱其学识之深，斗士风骨，又憎其混迹名流之间，未保晚节云云。不管鲁迅、陈独秀对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闻名的前辈章太炎，多少感化过“五四”这一代人。若谈精神谱系的延续，是要看到彼此的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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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像（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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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手书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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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随章太炎读书的前后经历，后人多有描述。鲁迅自己却写得不多。看他前期的文章，尤其是那些古奥的译文，就分明留下了章太炎的影子。章太炎长鲁迅十三岁，名炳麟，字枚叔，生于浙江余杭。黄侃称其“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鲁迅随章氏读书，学问上大有收益，懂得了文字学的堂奥。他晚年欲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大概与早期的训练有关。不过，后人回忆章太炎的一生，看重的却是其狂士之风，以为那才是先生的魅力所在。章太炎在学问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认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说，老师的气节，多少感染了弟子们。那是时代的风气：康梁多狂语，章氏喜厉言。邹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溅刑场。而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让鲁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鲁迅和章门弟子相遇时，偶谈章太炎，口气颇为尊重。当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逸事。学生中喜谈老师的学问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谈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比如怎样骂人，自称为疯子；怎样临危不惧，置生死于脑后；怎样衣食无序，孤行己意。曹聚仁和鲁迅谈天时，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证明此点。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到了老师的“疯”，很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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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札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开，更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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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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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曹聚仁毕竟有些区别，他谈章太炎，非文史小品的心态，倒是有一点形而上的倾向，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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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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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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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訄书》，1899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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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1930年代，章氏以讲学为生，门徒甚众，学生每每以沾到老师之光为耀，遂变成了一种学术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学问阔大而幽深，后来得其真谛者不多。鲁迅向来不喜欢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誉，对学界蛀虫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赞赏章氏，有另样的眼光，就与周作人、钱玄同大大不同了。鲁迅以为，师徒之间不必以旧礼相处。师若荒谬，不妨叛之。所以看鲁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师的某些遗风，比如傲世独立，依自不依他，等等。章门弟子中与老师最近者，反而愈远，精神相通的寥寥。鲁迅与章太炎后来的接触几乎中断，但细细打量他们的“孤”与“傲”、“独”与“狂”，却蕴含着现代史的诗意。思想者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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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章太炎的风骨在章门弟子之外，有另类的看法。陈独秀就不像黄侃、钱玄同那样对其恭恭敬敬。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记述了陈氏对太炎先生的看法，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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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他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他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是一个文人无行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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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本已够放荡不羁，陈独秀比他还要过之，已经是出言不逊了。这一篇回忆录的真伪已难考订，但至少说明陈独秀看人的目光，犀利尖刻，是狂人中的狂人。章太炎在学术上大气磅礴，非他人可比；生活中亦未闻有上述陋习。是否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谈到鲁迅，陈独秀就要客气得很，濮清泉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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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的下场）。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换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传世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这个期待不会落空。（《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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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清泉的叙述是有误的，鲁迅并未在文章里骂过陈独秀，那焦大的说法，是安在新月派的头上的，与陈独秀并不相关。不过这一段文字也透出了一个信息，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同代人的印象和心绪。晚清的名人多多，行迹怪异者亦不可胜数。陈独秀一生骂的人物甚多，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不在其眼里。唯独鲁迅，让其心里折服，当看出其磊落胸襟。鲁夫子的峻急、飘逸并非轻易可以吹捧出来，其人其文旷世罕有，有惊天动地之概。陈独秀在内心中尊敬旧友，也可看出他的率真与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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