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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1930年代,章氏以讲学为生,门徒甚众,学生每每以沾到老师之光为耀,遂变成了一种学术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学问阔大而幽深,后来得其真谛者不多。鲁迅向来不喜欢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誉,对学界蛀虫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赞赏章氏,有另样的眼光,就与周作人、钱玄同大大不同了。鲁迅以为,师徒之间不必以旧礼相处。师若荒谬,不妨叛之。所以看鲁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师的某些遗风,比如傲世独立,依自不依他,等等。章门弟子中与老师最近者,反而愈远,精神相通的寥寥。鲁迅与章太炎后来的接触几乎中断,但细细打量他们的“孤”与“傲”、“独”与“狂”,却蕴含着现代史的诗意。思想者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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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章太炎的风骨在章门弟子之外,有另类的看法。陈独秀就不像黄侃、钱玄同那样对其恭恭敬敬。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记述了陈氏对太炎先生的看法,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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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他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他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是一个文人无行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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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本已够放荡不羁,陈独秀比他还要过之,已经是出言不逊了。这一篇回忆录的真伪已难考订,但至少说明陈独秀看人的目光,犀利尖刻,是狂人中的狂人。章太炎在学术上大气磅礴,非他人可比;生活中亦未闻有上述陋习。是否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谈到鲁迅,陈独秀就要客气得很,濮清泉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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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的下场)。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换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传世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这个期待不会落空。(《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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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清泉的叙述是有误的,鲁迅并未在文章里骂过陈独秀,那焦大的说法,是安在新月派的头上的,与陈独秀并不相关。不过这一段文字也透出了一个信息,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同代人的印象和心绪。晚清的名人多多,行迹怪异者亦不可胜数。陈独秀一生骂的人物甚多,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不在其眼里。唯独鲁迅,让其心里折服,当看出其磊落胸襟。鲁夫子的峻急、飘逸并非轻易可以吹捧出来,其人其文旷世罕有,有惊天动地之概。陈独秀在内心中尊敬旧友,也可看出他的率真与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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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细细说来,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他们身上有六朝人的某些遗绪,这是一看即知的。还有一点晚明士大夫的“孤愤绝人”的气概,大概也不算妄断。不过鲁迅内心也有洋人的某些影子,且内化于其中。这使他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看陈独秀,无论从远从近,好像大致可以看明,没有什么隐曲的地方。但鲁迅不行,无论你如何打量,好似近而又远,远而弥近,难以理出头绪。鲁迅曾说自己有安德烈耶夫式的阴冷,大概是不错的。但又有一些尼采的精神,心绪里汹涌着非理性的暗流。陈独秀虽说也自称喜欢尼采,可他到底能读懂多少,很难说清。而鲁迅对这位德国哲人,却曾有过认真的研究。因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鲁迅对域外的反抗哲学颇为了解。而陈氏用于革命的时间过多,精神哲学驻足也只是几年,思维由复杂趋于简单。所以,同样是一名斗士,呈现的意象不同,给后人的感受,自然是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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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对尼采的理解,陈氏可说只得其形影,鲁迅却解其精髓,且又杂以新意。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便接触了尼采的著作,对这位“超人”的哲学颇有兴趣。他早期的文章,多次提及尼采(那时译为尼伻),并用其思想解释文化上的难题。后来他还译过一点尼采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对其精神的深,有持续的热情。日本的伊藤虎丸先生曾描述过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其看法很值一思,有参照的作用。伊藤认为:“鲁迅发现尼采所谓‘积极的人’,是能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政治性的人。‘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破恶声论》)。基于这个认识,鲁迅把最后的希望寄寓于少数人物的‘心声’‘内曜’之上,这就是他的‘个人主义’。”鲁迅的喜欢尼采,在后来的创作里渐渐呈现出来。比如常用诘问句,行文是诗化的;蔑称强权,出言有冲荡气韵。《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都有尼采的影子。我以为尼采给鲁迅的深切影响是,发现了人可以超越本我,有着独立的精神。新人总将代替旧人,将旧俗远远地甩在后面。《文化偏至论》深切地透出了个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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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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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藏书中关于尼采的著作存有多册。我有时看两个人的照片,不知怎么,觉得气质上有一点相近:都留着胡子,目光灼灼,忧郁,却又坚毅,目光后是深的海洋。鲁迅年轻时关注这位德国人,大概缘于“尊个性,张精神”的启发吧?天底下平庸之人,大多因了个性的消亡而沦为奴隶。所以根本的出路在于“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个核心的思想,可以说是来自尼采的暗示。鲁迅相当长的时间不与党派团体发生关系,没有自己的圈子,乃是恪守尼采式的箴言,不使自己沦入非我的精神樊篱。你看他早期的诗文,多么像尼采的独白。虽然格调不同,指向有别,但在境界上多有重叠之处。《新青年》时代,他的《随想录》里还肯定着尼采,并相信优秀的民族能够涌现出来。鲁迅的怀疑主义眼光里还迸射着进化论与“超人”的渴望,在同一篇文章里可以体味出他复杂的意识。尤其是以被压迫民族的一员所发出的吼叫,是动人心魄的。他不像后来的陈独秀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奴隶,而鲁迅则一直到死,认为自己还受奴隶总管的辖制,身上还有曾做过奴隶的旧迹。所以他对尼采的接受,不像书斋里的学人那么平直,内心一直滴着血。尼采的精神闪光,是切入到他的肉体里的。北京生活的末期,他和陈西滢的笔战,和章士钊的交锋,就有着尼采的印迹。诗与哲学的内蕴,一直交织其中。他在此时期写下的《野草》,在意绪上分明有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韵致,以绝望的心反抗绝望,和以自信的心拒绝绝望是不一样的。如若细想一下,陈独秀显然属于后者。他的经验里排斥了自身的苦难,或者说把凡人的忧患、凄楚驱赶到了身外。而尼采与鲁迅,却将智慧建立在对苦难的咀嚼中,他们的文本所以有人本的诱惑力,我想或许与此有关。陈独秀和这个传统的陌生是自然的,尽管他也承认喜欢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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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友人的谈话里,陈独秀坦言,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些研究,但对西洋哲学却是个门外汉。显然,他尚无力对西方文明史作一个系统的浏览和整理。而这些,鲁迅与周作人在青年时期已认真做过了一些。鲁迅的一生,基本的人文思路在1907年左右已经确立。陈独秀到1930年代还在修正自己,变的东西较多。即以尼采话题为例,他就说出了自己的感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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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尼采,陈独秀说,我以前道听途说,以为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但现在我看了他的代表作《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现通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知道他是批判万恶社会的哲人。我问他,尼采不是主张超人哲学吗?世界上哪来超人呢?他说。正因为世上没有超人,所以他要把人提高到超人的地步。他认为德国社会上层人物是一群动物,蠢猪、笨驴。他骂大学教授学驴叫,新闻记者是骗子,当局是强盗,官吏是盗贼……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声讨,哪里有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气味呢?德国政府把他关进疯人院,岂不是自己打自己。(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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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下有傲骨的人,一旦与尼采相遇,便会有知音之感。接受别人的思想,每个人的背景不同,角度有异,形成的思路或许亦有出入,但在不与流俗为伍这一点上,大概没有什么冲突。同样是欣赏尼采,鲁迅呈现了思想上的痛与肉体上的痛。而陈独秀,在肉体上的痛要略高于思想上的痛。读他们的书,觉得鲁迅的源头似乎从古希腊和古中国来,有着精神上的承延。他的文字背后拖着历史的巨影,人间的血色溅射其间。陈独秀倒像王充、李贽一样,深刻与单纯都一览无余。加之域外一些个性主义思潮介入,已不仅仅是绿林豪气了。陈独秀大讲东西方文明差异,力推民主与科学思想,但在我眼里,绿林豪气要多于尼采之气。鲁迅曾说自己中了些庄周、韩非的毒,陈独秀想必也有一些。可是深入地一想,尼采等西方斗士的遗产与庄周、韩非的遗产的相撞,大概才有了“五四”狂狷文人的耀眼景观。要不,人们为何念念不忘于此呢?这个现象十分复杂,不好点透。倘有好奇者认真探究,说不定会引起新的话题,那已不是笔者可以胜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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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届毕业班的毕业照:第一排左二为蔡元培,左三为陈独秀,左四为梁漱溟,第二排左一为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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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四”那代人的狂,也有点魏晋遗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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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的“清谈”、“捷悟”、“任诞”乃人的意识的自觉,到了现代被重新发现,有了新的特点。嵇康之后,有此特征者大抵有相似的一面,精神哲学是一致,嵇康以后的士大夫,咏叹魏晋风骨的偶可见到,人们从前人的狂狷里,看到了人生的通脱之可贵。直到晚清,嵇康式的人物渐多,魏晋名士的话题也成了一时的风景。若有人认真梳理,那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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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前有一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得惊世骇俗,有人说他是魏晋名士的知己,不是过誉之论,他校勘《嵇康集》,跨越23年,抄校10余次,用力甚勤。刘半农就在他身上看到了古老的幽灵,以为多少受到了嵇康的暗示。鲁迅的幽默、悲愤与峻急,是有一点古风的,说其有魏晋风骨也是对的,先生的谈阮籍诸人,多是受到了现实环境的影响,如果不是经历了国民党的清党的刺激,也许不会把目光那么深地盯到司马氏的统治网中。他也恰恰从此悟到了读书人的无奈。在看似潇洒、奇异的狂士身上,是有着大的哀凉和悖论的。鲁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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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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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说得实在是好。我由此而想到鲁迅的同代人如章太炎、吴稚晖、钱玄同等,他们似乎也存在这样一种悖论。虽说不上同于阮籍、嵇康,但内在的冲突,不能自我圆通,大约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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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吴稚晖这样的人,狂放与怪异是不亚于古人的。有学者写文章,就把他比成魏晋名士的再生。吴稚晖一生明暗参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看他的言行,有时确让人联想起《世说新语》里的片断,有的甚至是刘义庆文本的翻版。1920年代,章士钊反对白话文,提倡读经救国,吴稚晖本与他是老友,见其迂行便撰文讥之。那一篇文章题为《友丧》,笔法颇有韵致,以讣闻的形式,对章士钊在前后《甲寅》期间的变异大加反讽,像悼词一般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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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惭愧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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