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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甲寅”指章士钊民国初时办的《甲寅》杂志，颇有生气，多反清排满的豪气；“后甲寅”指1920年代章士钊所办《甲寅》周刊，调子已不复旧时之音，大有遗老之态了。吴稚晖为友人写丧文，章士钊看了不知作何感想，想必是觉得受到了奚落。吴稚晖对友人喜以嬉戏笔法，对论敌则不免有一点恶毒，诙谐之外含有贬损。陈独秀去世，吴氏就敌意地写了一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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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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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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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本来自称不做官，不做议员的，后来却成了国民党的要员、高参，真真是复杂的人物。与他同代还有另一些人，不入台阁，喜聚书斋，言行举止亦有放荡之处。看人看事有双亮眼，凡夫俗子就不在眼下了。和周氏兄弟、陈独秀关系很好的钱玄同，就向好高论，谈吐如入无人之地，连陈独秀都觉其出语颇左，过于激愤了。可大家却很接受他，并以其怪诞为美，相知甚深。周作人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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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常说上课很困倦了，下来与朋友们闲谈，便又精神振作起来，一直谈上几个钟头，不复知疲倦。其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弯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但生疏的人往往不能索解。这种做法在尺牍中尤甚，搁置日久重复取阅，有时亦不免有费解处，因新典故与新名词暂时不用，也就不容易记起来了。（《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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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怪异在常人有时不可理喻，可在周作人眼里却是难得的人物。搞一点游戏文字，和周围的人开开玩笑，总比泛道德化的文字有趣。在枯燥的环境里，唯亵慢的人生态度有一点人性的光泽，不至于被同化于正襟危坐的形态里。周作人自己不太幽默，偏偏赏识东歪西倒的人。自章太炎至钱玄同，都有疯人气，放浪形骸又不失真人本色，仿佛《世说新语》的现代版，其间起承转合，是大含人间精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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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民国文人的著作，你有时不禁发出笑声。在凄苦的生活里，文人学者每每以醉态笑看江湖，其状与魏晋风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这样以平和态度写作的人，文风亦见刀影，隐含着戾气。周氏经常称引古人的一句话：“为人先须谨厚，文章且须放荡。”如果只看周氏温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内在的隐含，那会误读这位人物的。他晚年万念俱灰，在背着“汉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译了路吉阿诺斯（现通译为琉善）的对话录，用意非同寻常。路吉阿诺斯是真正意义上的狂士。他骂名人，诋贵族，嘲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怀疑主义与雄辩气洋溢其间，后来德国的尼采，是沿着这条古希腊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雅士的面目诱世，内心却有“流氓气”，与古今中外的狂士为伍。王充、李贽、俞理初的高傲气，一直是他崇尚的，并说这三人是中国历史长夜的三盏明灯。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内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诺斯那种独往独来的辩士。此类遗风久被学林，而唯“五四”学人尤烈，遥望历史，今人是要深感惭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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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贤”，神往之色浓浓，原因是自己的身边鲜有此类人物。鲁迅那一代人可就不同了，他周围有趣的人物是那么多，留下的故事一时难以说尽。在纲纪毁坏、旧屋欲倾的时代，文人的表演每每与古人相反，所谓除旧布新、乱世出英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狂人之中有真伪之分，高下之别。鲁迅就不喜欢钱玄同，章太炎抨击过吴稚晖，陈独秀与黄侃有隙等等。凡此种种，让人窥见了通脱之人又多不通脱的一面。中国的士风到了现代，是一次巨变。各路豪杰也涌现于此时。但后来天下归一，此类人物逐渐消失，很有“广陵散绝矣”之叹。现在的青年也偶有模仿狂士者，但不知为何，总是不像，有点流氓态了。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进化与退化，有时和时光的流逝是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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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170302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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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夜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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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猫头鹰颇为惊奇，怪怪的目光射过来，像要穿透人心似的。于是也想起鲁迅画的那幅猫头鹰画，真是传神得很。中国人是不太喜欢猫头鹰的，原因是它有恶的声音。汉魏时期的曹植在他的《赠白马王彪》一诗中，写到了“鸱枭”，就是俗话说的猫头鹰，认为是恶鸟，形象自然可怕得很。唐宋时的文人每每写到此鸟，大多有不祥的暗示，读之有些晦气。但鲁迅却喜欢这个怪鸟，记得有一次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自嘲地说：我的文章是枭鸣，别人不爱听。在许多文章里，鲁夫子都流露了类似的观点，那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明知道别人不喜欢，却又愿意那么说，也足见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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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在一篇回忆录里讲到了“五四”时的同人们。内中谈到钱玄同。钱玄同有一次和友人笑着说：鲁迅像只猫头鹰。不知道此话传到周氏兄弟那里没有，倘若知道有人这样描述自己，鲁迅会心以为然的。在他的朋友的回忆里，鲁迅的形象是灰蒙蒙的，蓬乱的头发，矮矮的个子，说一口绍兴话。他的长衫也普通得很，仪表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有人描述他时，说他面带黄色，有点憔悴，但吸起烟时颇有精神。他外出的时候，甚至有人疑心他是鸦片鬼。“文革”中的传记都不太提及于此，大约怕有损其高大的形象。可是鲁迅的灰色的、神经质的一面，的的确确存在着。你若细读他的作品，是会得到这一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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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鲁迅的文章只有黑白两色，很像木刻，明暗交错着。他习惯于在墨黑的世界里发出奇异的光，晦明不已之间，射出冲荡的气息。有学者写到鲁迅时，注意到其身上的黑暗面。那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底色，连先生自己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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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两地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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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自己黑暗，又无法明晰这黑暗里的问题，这对他是一种痛苦。它像蛇一般纠缠，久久不去。北京时期的鲁迅，几乎都是在焦灼里度过的。他也用了种种办法麻醉自己，想让心沉下去，可是偏偏不能。在夜色茫茫、众人昏睡的时候，独自醒来，又不知该如何，那一定是痛苦的。他在文章里向人坦白了这一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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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于在夜间工作的他，有时在文字间也流露出神秘的气息。有趣的是，他对夜的意象那么喜欢，小说的场景也多见暗色。《狂人日记》的起始就写到了夜的月光，森然里透着绝望。《药》与《祝福》通篇弥散着鬼气，仿佛坟旁的花草，瑟瑟地在黄昏里抖动着。他的许多文章的名字，都以夜为题，对这意象有着亲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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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直门八道湾11号鲁迅旧居，他正是在这里创作了《阿Q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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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的深处，和苍茫夜色搅在了一起。《长明灯》是夜的惊恐，《孤独者》仿佛地狱边的喷火，而《野草》诸文，如月色下闪烁的寒光，溅出丝丝寒意。比之于同代的陈独秀诸人，鲁迅不太爱写那些理直气壮的文字，内心更为忧郁、苦楚，甚至充满了不确切的恍惚。这一切都让人体会到进入他的世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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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的回忆录里写到过鲁迅的生活习惯。夜里写作，上午睡觉，先生大约已过惯了这一生活，在万籁俱静的夜，人们睡去了，独有他还醒着。留学日本时，他就已是这样熬夜了，直到去世，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周作人在回忆录里写到了鲁迅的夜猫子形态，颇可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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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东京的日常生活，说起来似乎有点特别，因为他虽说是留学，学籍是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在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这可以说是前期，后期则是民初在北京教育部的五六年。他早上起得很迟，特别是在中越馆的时期，那时最是自由无拘束。大抵在十时以后，醒后伏在枕上先吸一两枝香烟，那是名叫“敷岛”的，只有半段，所以两枝也只是抵一枝罢了。盥洗之后，不再吃早点心，坐一会儿看看新闻，就用午饭，不管怎么坏吃了就算，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大抵下午来访，假如没有人来，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就出去看旧书，不管有钱没钱，反正德文旧杂志不贵，总可以买得一二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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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时期在学习俄文，晚饭后便要出发，徒步走到神田骏河台下，不知道学了几个月，那一本俄文读本没有完了，可见时间并不很长。回家之后就在洋油灯下看书，要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明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窠，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是相当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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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文字可以想见他的形影，生命的光就那么在夜里闪着。我想起鲁迅的那一句诗：“惯于长夜过春时”，好像一种形象的勾勒。在茫茫的夜幕下，一个人独自立于丛葬旁。昏暗是那么的深广，以至包卷了一切。而唯有那颗不安于沉寂的心在跳动着，且发出熠熠的光。鲁迅的存在让世人的血涌动着，一切苟活者都因之而苍白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