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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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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时,鲁迅承认自己的怨敌很多。对那些攻击自己的人,他并不会过于在意,不消说,他尚无什么真正的对手。有几个有恶意的人,在描述他时,笔锋是蘸着毒汁的,连形貌也漫画化了。他们竭力将鲁迅描绘成恶魔,诅咒其文体中散出的黑暗之气。叶灵凤在1928年5月15日《戈壁》上刊有《鲁迅先生》一短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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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迹,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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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有冯乃超的一篇文章谓《艺术与社会生活》,讽刺地描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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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即托尔斯泰)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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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点,是说鲁迅常常从灰暗的角度,向人间射出冷箭。除去他们的恶意不管,在行为特点上,他们也说出了鲁迅苛刻、阴冷的一面。但大凡了解他的人,看法自然有别,有的相差甚远。鲁夫子的热忱、温暖的形影,与其文字的清峻是大不一样的。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中的片段,就有写他慈父的一面,读者是相信它的。不过这里的问题是,鲁迅的形象何以有如此大的反差?或许他的文字真的给人一种幻觉,歧义之处甚多吧。增田涉写到了李贺与尼采在鲁迅身上的影子,那多少可以解开其中的谜团。我倒相信这样的看法:鲁迅以外冷内热的形姿直面着人间。只注意其中一点,是不解其意的。进入他的世界,的确需要一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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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与尼采都受到诟病。那原因在于他们说话的晦涩与反价值态度。而且其诗文里都有一些黑暗感,也夹带着血色。鲁迅喜欢过尼采的著作,他年轻时用古文写文章,就译过尼采的话,文字是洞穴里的风,冷冷的,两颗绝望的心就那么叠印在一起。鲁迅在最痛楚时写下的文字,确有一种鬼气的,那些神经质的震颤,连接着一个幽玄的梦,苦难的大泽将人间的美色统统淹没了。《野草》里的片段,分明就有李贺、尼采等人的影子,也糅进了更为复杂的精神碎片。他习惯于写夜的时空: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破败的丛葬,闪闪的鬼眼的天空……所有的画面都不是朗照的,《秋夜》的景致写得森然可怖,那里多次出现恶鸟的声音,它的黠然之态似乎闪着作者的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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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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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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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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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于典雅、高贵世界里的文人们,是不屑去读这类文字的,他们甚至厌恶听到恶鸟般的声音,这声音有什么悠然的境界吗?但鲁迅的特别在于,他撕碎了常人式的认知之网,将触角延伸到理性无法解析的精神黑洞里。确切、已然、逻辑、秩序,统统被颠覆了。他看到了一个未被描述的另一类的世界,思想必须重新组合,格律已失去意义,唯有在那片混沌的世界里,才隐含着别样的可能。鲁迅诅咒了世界,也诅咒了自己,而他被人诅咒和亵渎,那也是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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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学者木山英雄,在40余年前就发现了鲁迅在《野草》里隐藏的一种哲学,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人注意到其中迷离隐曲的问题。这位聪明的日本人发现,鲁迅“从与现实对应的有机真实的感觉逃脱出来,追求自由表现领域而进入假定的抽象世界时,君临头上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之压迫感也似乎变得淡薄”。木山英雄是个很随和的人,有着中国老人的冲淡之气。我没有想到他对《野草》有这么深的体味,连中国人读了也惊讶不已。汉语圈中的华人有时无法解析鲁迅的世界,因为那文本是跨母语的。敏感的域外汉学家却发现了唯有双语作家才有的问题。鲁迅真是悲哀,他的知音有时竟在外国,熟悉他或疏离他的中国读者,大约只能将其看成不祥的恶鸟。至于其内在的世界,后人大多已不再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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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诗文里普遍的意象是花香鸟语,祥鸟之鸣遍地。所谓小桥流水,莺歌燕舞,如此而已。士大夫之流以此为美,争做雅士,于是乎清词丽句,洋洋乎有庙堂之气。鲁迅的文本几乎与此无关,他那里是丧气的所在,那个被人千百遍礼赞的精神之国,在鲁迅笔下被勾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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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熟悉鲁迅的人,看到了他的文字后,很感慨地叹道,那世界太惊恐了。于是他在文章里发出了惊叹,说是鲁迅的世界残酷得让人窒息。曹聚仁晚年写《鲁迅传》时,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觉得鲁迅多有灰色的影子。我以为出现这一现象原因很多,外国的个人无治主义影响,也许是一个因素。那时候鲁迅对翻译的热情,绝不亚于创作。外国作品神经质的跳跃,大概也传染了他,有人甚至在他的语句里读出了尼采的痕迹,那大约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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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幸福》、《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等,都不是明朗的。尤其他所译阿尔志跋绥夫、安德烈耶夫、迦尔洵的小说,完全是裹在死灭的气息中。像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其虚无与恐怖的色调是那么浓厚,仿佛要令人窒息了。鲁迅在内心深处,欣赏这位带有无治主义色彩的作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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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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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时,就感到了鲁迅与他的亲缘。他们都有一点内倾,习惯于写出内心的闷损和忧郁。他们一方面还原了生活的恶,让漫天浊气环绕着人们,另一方面又不安于昏暗的蔓延,于是独自站立起来,在旷野里直面着高而远的天空。你在那些文字里可以谛听到生命之流的汩汩涌动,甚至于作者的心音。当思维穿过感觉阈限的时候,人间的本质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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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文章里,鲁迅坦然地讲到了自己的恶意。他在《坟》的后记里,甚至强调了活着就是不让一些人感到舒服。陈源、徐志摩等人以为鲁迅有刀笔吏之风,也许是对的。鲁迅喜欢的就是让正人君子露出马脚,不要再招摇于市。于是他竭力用苛刻的语言,亵渎那些高人与贵人:装什么崇高与神圣呢?1924年至1926年,他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显示了一种高超又残忍的个性,绿林气与欧洲辩士的高傲气,都集于一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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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像一些人那么欣赏自我。在稍有快意,或者说略得胜利的时候,依然不满于自我,他憎恶身上的鬼气,却又除不掉。看他书信里的话,知道他是那样地怀疑自我,而且一切都是那么真诚。当用刀去刺着暗夜的时候,有时也在剜着自己的肉。我有时想,他是希望自己和身边的黑暗一同湮灭吧?要不然,他不会沉浸在如此森然的世界。青春与生命的消失,也有大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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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自己体内的血液在渐渐熬干,便对生命有了彻骨的痛感——人的血肉之躯,是很容易在无聊中逝去的。自己的生活本未曾有过什么亮色,于是便希望现在的青年,不再走自己的路。我注意到,当一些知识人士热衷于政党建设的时候,他却回避了政治,真正走进了青年的行列。他和《新青年》同人,都没有什么深切的交往,连自己的弟弟周作人后来也与其分手了。那时让他兴奋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读书,二是与青年人交往。这两件事略微驱走了他内心的寂寞,有时正是这些存在,鼓起了一种精神。他的周围后来集聚了大量的文学青年,孙福熙、孙伏园、宫竹心、章廷谦、李秉中、荆有麟、高长虹、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等人的身影,在他的房间经常出没。鲁迅手拿着烟卷,与众人交谈的笑声里,倒可以看出他纯真的一面。而在文章中,他是很少表现自己的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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