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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诗文里普遍的意象是花香鸟语，祥鸟之鸣遍地。所谓小桥流水，莺歌燕舞，如此而已。士大夫之流以此为美，争做雅士，于是乎清词丽句，洋洋乎有庙堂之气。鲁迅的文本几乎与此无关，他那里是丧气的所在，那个被人千百遍礼赞的精神之国，在鲁迅笔下被勾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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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熟悉鲁迅的人，看到了他的文字后，很感慨地叹道，那世界太惊恐了。于是他在文章里发出了惊叹，说是鲁迅的世界残酷得让人窒息。曹聚仁晚年写《鲁迅传》时，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觉得鲁迅多有灰色的影子。我以为出现这一现象原因很多，外国的个人无治主义影响，也许是一个因素。那时候鲁迅对翻译的热情，绝不亚于创作。外国作品神经质的跳跃，大概也传染了他，有人甚至在他的语句里读出了尼采的痕迹，那大约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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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幸福》、《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等，都不是明朗的。尤其他所译阿尔志跋绥夫、安德烈耶夫、迦尔洵的小说，完全是裹在死灭的气息中。像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其虚无与恐怖的色调是那么浓厚，仿佛要令人窒息了。鲁迅在内心深处，欣赏这位带有无治主义色彩的作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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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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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时，就感到了鲁迅与他的亲缘。他们都有一点内倾，习惯于写出内心的闷损和忧郁。他们一方面还原了生活的恶，让漫天浊气环绕着人们，另一方面又不安于昏暗的蔓延，于是独自站立起来，在旷野里直面着高而远的天空。你在那些文字里可以谛听到生命之流的汩汩涌动，甚至于作者的心音。当思维穿过感觉阈限的时候，人间的本质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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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文章里，鲁迅坦然地讲到了自己的恶意。他在《坟》的后记里，甚至强调了活着就是不让一些人感到舒服。陈源、徐志摩等人以为鲁迅有刀笔吏之风，也许是对的。鲁迅喜欢的就是让正人君子露出马脚，不要再招摇于市。于是他竭力用苛刻的语言，亵渎那些高人与贵人：装什么崇高与神圣呢？1924年至1926年，他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显示了一种高超又残忍的个性，绿林气与欧洲辩士的高傲气，都集于一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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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像一些人那么欣赏自我。在稍有快意，或者说略得胜利的时候，依然不满于自我，他憎恶身上的鬼气，却又除不掉。看他书信里的话，知道他是那样地怀疑自我，而且一切都是那么真诚。当用刀去刺着暗夜的时候，有时也在剜着自己的肉。我有时想，他是希望自己和身边的黑暗一同湮灭吧？要不然，他不会沉浸在如此森然的世界。青春与生命的消失，也有大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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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自己体内的血液在渐渐熬干，便对生命有了彻骨的痛感——人的血肉之躯，是很容易在无聊中逝去的。自己的生活本未曾有过什么亮色，于是便希望现在的青年，不再走自己的路。我注意到，当一些知识人士热衷于政党建设的时候，他却回避了政治，真正走进了青年的行列。他和《新青年》同人，都没有什么深切的交往，连自己的弟弟周作人后来也与其分手了。那时让他兴奋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读书，二是与青年人交往。这两件事略微驱走了他内心的寂寞，有时正是这些存在，鼓起了一种精神。他的周围后来集聚了大量的文学青年，孙福熙、孙伏园、宫竹心、章廷谦、李秉中、荆有麟、高长虹、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等人的身影，在他的房间经常出没。鲁迅手拿着烟卷，与众人交谈的笑声里，倒可以看出他纯真的一面。而在文章中，他是很少表现自己的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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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那些旧有的资料，我有时想，他是不是借此寻到一种碰撞，或者从青年人那里，借得向上的热力？他不喜欢那些以自己之是非为是非的人，对有叛逆气的人十分欣赏。比如高长虹，文章虽然幼稚，但那奔放的调子、尼采式的独吟就很有意思。在二人未闹翻之前，鲁迅十分热情地帮他出书，夜间校稿时还吐了血。有另类的青年在，文坛便不会消沉。他是希望在那个群落里，看到与自己不一样的新人的。1924年9月24日，在致自己的学生李秉中的信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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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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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决然的态度，让人感到了他的可亲，他的动人的地方往往就在这个层面。或许，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自恋的人。他憎恶这个世界，同时也消解着自己，因为觉得自己的世界太黑暗了。青年们能不能不再存有这一黑暗呢？世上的路千万条，或许总有别样的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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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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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21年，鲁迅的创作量并不很大，除了《狂人日记》、《故乡》、《随感录》、《阿Q正传》之外，他把许多精力都用到了翻译上。这个时期，他可以说是孤军奋战，与别人的交往有限。到了1921年后，他的身边出现了许多青年，于是一个个文学小团体就出现了。未名社、狂飙社、莽原社等都与他有关。但那些青年和他一样，有些喜欢灰色的艺术，调子压抑得很。鲁迅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同类，他终于决定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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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边的青年都有些神经质，抑或非正宗气。比如李霁野长得要命的头发，高长虹自命不凡的怪味，韦素园病态的神情等等。这些要么是颓废式的，要么是狂人式的青年，让鲁迅觉出了可爱。他自己的内心，分明就有几分黑暗，这倒让他有了结识诸人的渴念，所以一旦相逢，就有些共鸣之处。我以为，理解鲁迅的内心，有时是不能不考察他与青年的关系的，那里有他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精神渴念。他一生最动人的文字，差不多都是那些悼念左翼青年的篇什。那些流浪的、愤怒的青年，好像是他生命的延续，他对这些幼小者的爱之强烈，是一看即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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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和这些人一起翻译出版的小说，同样都充满了沉郁的色彩。安德烈耶夫、爱伦堡、果戈理、拉夫列涅夫等人的书，都不那么灿烂，有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难意识，那么强烈地压抑着人们。在描述韦素园的时候，鲁迅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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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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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鲁迅与这些青年的通信，有时暗暗感到一种刺激，好像寒冷冰谷里的微火，照着肃杀的世界。他把仅有的火种，给了挣扎的孩子，将一丝丝光泽，罩在人的身上。而他和这些蠕活的孩子们发出的战叫又是何等冷酷和惨烈！在四面昏睡的世上，还有这样的嘶喊，悠远的平静便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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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鲁迅的复杂和怪异。叙述里主观的东西多，也带着个人恩怨。内中一些细节，也不乏参照意味，读后倒可看出鲁迅形象可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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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同几个狂飙朋友在北平创办了狂飙周刊，获得鲁迅的同情反应。在这以前，我有些朋友在一个世界语学校里做了鲁迅的学生，我时常听到他们谈说鲁迅。《呐喊》恰好也在这年出版，这也是给鲁迅传说增加兴味的原因。不过我看了《呐喊》，认为是很消极的作品，精神上得不到很多鼓励。朋友们关于他的传说，给我的印象也不很好。他们都喜欢传述鲁迅讲书时说的笑话。比如，这个说了，鲁迅今天说：“中国人没有孙悟空主义，都是猪八戒主义，我也是猪八戒主义。”这已经不很好听。可是另一个还曾说，鲁迅说了：“人人都以为梅兰芳好看，这我不能理解，我觉得梅兰芳也没有什么。”这种传说，给看《呐喊》的人所增加的印象，当然不会是很积极的。可是，说也奇怪，狂飙周刊在北平出版了还不到几期，居然在北平的文艺界取得了它的地位，而最予以重视的，郁达夫外，尤其是望重一时的大小说家鲁迅。我同鲁迅见面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初次同他讲话的印象，却不但不是人们传说中的鲁迅，也不很像《呐喊》的作者鲁迅，却是一个严肃、诚恳的中年战士。此后我同鲁迅的见面时候很多，其中只有一次，仿佛是达夫传述了什么，鲁迅以世故老人的气派，同我接触。不过，除这以外，我们总是很好的，而且在形式上总是很深知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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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那时仿佛像一个老人，年纪其实也只四十三四岁。他的中心事，是文艺事业。不过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好，常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强，同朋友们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一点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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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与“消极”之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复杂的。其实对他这样的人，本不能用“积极”和“消极”的概念。因为他一方面入世，但又以绝望的目光打量一切，最后又选择了对绝望的挣扎，所以他的世界处处呈现出一种悖论。当人们走出营垒向着黑暗进发的时候，他却躲在了树后，因为他相信前行的人大多会倒下去的。可是一旦与敌手短兵相接，他又会不依不饶，痛打着对方。鲁迅那时选择的方式是反现实的：人们一致认为对的，他却投出怀疑的目光，而别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他却进行着。所以，他是带着一种否定性的肯定的方式直面着这个世界的。熟读《呐喊》、《热风》、《彷徨》、《野草》的人，可以发觉悖论式的情结，出发点与终点都非线性逻辑的。有一些论者曾谈到了这个现象，为什么同一个现象在鲁迅笔下，就与别人的叙述不一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