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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历史可书写的很多，远不止陈独秀一人。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他是幸运的，一到北京就结识了一批友人，这些人后来有许多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成了终生难忘的同人。和他走得最近的是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则不即不离，但精神大多是同步的，并未唱出异样的反调。还有几位作者和陈氏保持着较密的关系，沈尹默、蔡元培、刘半农、高一涵、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都在《新青年》上写了不少的文章，一时间撼动了读书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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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鲁迅成为其中一员后，对这一营垒的人的战斗士气是欣赏的。许多年后，当他已与钱玄同、刘半农疏远的时候，他还能心平气和地指出诸位当年的某些锐气的可嘉，并未因为结怨而否定他们精神中的亮点。《新青年》同人们的蜜月时间很短，在历史上不过短短的一瞬，不到几年就解散了。不过那几年的生活确可大书特书，无论是对鲁迅还是对陈独秀而言，都是值得回味的。在向着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那一些人彼此颇为融洽，并无大的分歧，他们构成了一条阵线。晚清之后，对着旧文明进行着彻底的清算，从未有人像那一群人那么激烈、迅猛，其遗绪至今还留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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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他的友人们以狂傲立世，但他们的思想新旧参半，并非像一些文章说的那么现代。胡适张口“杜威”，闭口“詹姆斯”，却在道德上让步于传统，倒仿佛有点儒生气了。沈尹默看似是个新诗人，但看他日常的爱好，他内心还牵挂着古代的诗文、字画，身上难免带点士大夫气。范文澜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谈过对诸人的印象。比如钱玄同是最激烈、最清醒的人，见了其长兄却要行跪拜之礼。《新青年》同人提倡白话文，他却用文言文写作。这种分裂好像是那一代人共有的现象。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等人的身上，多少有一点旧文人的习性。所谓“新”，也不过是附在旧体上的新芽，大家多少还是吃了旧躯体上的乳汁的。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冲突，他们攻击最猛烈的东西，恰恰是占据自己内心最为久远的存在。在对别人宣战的时候，他们也食着自己的肉，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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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摄于19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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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摄于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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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那个时期彼此的通信，可以想见思想的活跃。像钱玄同与陈独秀的交流就有趣得很，偏执与矛盾，都流露其间。钱玄同谈天时滔滔不绝，目光炯炯，并不在意别人的反应，有时不免也有一点夸张，但却让人觉出其性情的可爱。这个特点也流入他的文字，比如谈到旧文学的问题，钱氏将传统的诸多经典，大多否定掉了。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的信云：“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元人杂曲及《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之类，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陈独秀看了那信，对钱氏的快言快语是感动的，他是不是在这位新朋友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六天以后，陈独秀回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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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仆对于吾国近代文学，本不满足。然方之前世，觉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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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们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哲学、政治、文艺、文字、伦理、国体……但大多是宣言体的，并未说深说透。唯文学方面，颇为深入，自成道理。所以，后来人们谈《新青年》，记得的大多是文学革命与伦理造反，别的则很少影响文人了。《新青年》的几位主将，都是有诗人气质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其为文学家。陈独秀、沈尹默的旧诗，鲁迅、胡适、周作人的随笔，钱玄同、刘半农的札记，都写得有滋有味。李大钊的短章，理论严密，又含有深情，流动着高贵的气韵。文学界革命的旗帜能举起来，且不久便见出成就，大概还是借了文学界以外的力量。比如从伦理学上、从进化论中汲取思想的因子，从实验主义、无政府思潮获得思考的空间。有趣的是，他们很少是哲学家、社会学家，除了李大钊和胡适受过一点理论的训练外，其余的多属于杂家，都有扎实的旧学根底，但他们却把哲学的、社会学的成就引入文学领域，于是产生了很大的波动。陈独秀谈域外思潮、国内文化，感人之处甚多，是高屋建瓴的妙语，但因为过于空泛，便显得有些皮毛化，而一旦切入实际，比如文学领域，则问题迭起，意象纷出，让人有了切肤的痛。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那代人已谈得很多、很广了，唯思想革命、文学界革命，尚无人深入梳理、研究。《新青年》同人要做的，大概是后者。你看蔡元培之谈美育，周作人之介绍个人主义文学，鲁迅之关于白话文的辩护等等，都是倾向于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的。或者说，他们借助艺术，描述着人本的问题。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背后，还是人生问题。那时候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尚无人有过。只是这个团体分裂后，才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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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独秀往来较多的李大钊，在史学和社会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其兴趣还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介上，但也受身边的人影响，写了大量的诗歌，呼应着新的时代气氛。李大钊是那个圈子里最温文尔雅的人，鲁迅曾描述过他的形象：全身弥散着敦厚之气。许多人都喜欢他，赞佩其学术的眼光和文字的练达。李大钊那时不仅喜欢马克思，也研究罗素，不仅认同陈独秀，也欣赏周氏兄弟。如今看他们的文章，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他们彼此是互感的。《新青年》像一个磁石吸引着不同的人，传染着同一种情调。现在读这些远去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那些灵魂的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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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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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往独来，笑对江湖，骇世惊俗，摧枯拉朽……这便是那一群人特有的风貌。和章太炎、孙中山那一代人比，他们的迅急、猛烈、热情并不逊色，有时甚至走得更远。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使中国人的书写历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后来近百年文化史的悲喜剧，几乎都于此时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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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量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凡以纯粹的精神切入现实，大多落得失败的结局。倒是那些自以为恶的存在留下了自己的根基。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激进主义，便是这种恶环境下的产物，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思潮的不同臧否，说明了其复杂性。学院派的公平说与诗人式的乌托邦之梦，在中国历史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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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都不是激进思潮的鼻祖，而应被看成这一思潮的产儿。他们身上几乎都有点狂人的意味。以最为中正、平和的周作人为例，他那时看重和喜欢的，竟是很有奇气的人物。比如周作人一生迷恋的辩士路吉阿诺斯，其横扫千军万马的精神伟力，当不下于他身后一千余年才出现的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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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留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待到《新青年》红火的时候，他在许多文章中，也提起过这位激进的狂人。如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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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ianos（即路吉阿诺斯）本异国人，故抨击希腊宗教甚烈，或谓有基督教影响，亦未必然。Lukianos著Philopseudes（即《爱说诳的人》）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己空虚迷惘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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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22年间，周作人的思想异常激烈、活跃，所写文章亦令世人刮目相看。如《人的文学》、《祖先崇拜》、《思想革命》，锐气绝不亚于鲁迅。尤其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境界与学识，都在陈独秀、胡适之上。《人的文学》在根本态度上，是支持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所不同的，乃是不把其口号化、排他化，而是学理化、人道化。在诸人的合唱里，别立一宗。《新青年》因为有了这类文章，而变得沉甸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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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像（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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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性格内向，周身儒雅，很少有斗士气。他虽是鲁迅之弟，却无鲁迅之峻拔，不过，由于久浸书海，他渐渐地也染有“反骨”。他的文章，让人看到了那一代人启蒙的准备有很长的时间，学理上与欧洲的反基督教传统渊源深厚。他不仅在古希腊的辩士文化中看出怀疑主义的重要性，而且又从文艺复兴以及18、19世纪欧洲文学中汲取了人文的力量。有趣的是，周作人并不以为过去的遗产均无价值，他承认那些文化的产生乃顺应时代要求之故，只不过不适应现实人的生活罢了。《人的文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