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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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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往独来，笑对江湖，骇世惊俗，摧枯拉朽……这便是那一群人特有的风貌。和章太炎、孙中山那一代人比，他们的迅急、猛烈、热情并不逊色，有时甚至走得更远。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使中国人的书写历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后来近百年文化史的悲喜剧，几乎都于此时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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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量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凡以纯粹的精神切入现实，大多落得失败的结局。倒是那些自以为恶的存在留下了自己的根基。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激进主义，便是这种恶环境下的产物，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思潮的不同臧否，说明了其复杂性。学院派的公平说与诗人式的乌托邦之梦，在中国历史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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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都不是激进思潮的鼻祖，而应被看成这一思潮的产儿。他们身上几乎都有点狂人的意味。以最为中正、平和的周作人为例，他那时看重和喜欢的，竟是很有奇气的人物。比如周作人一生迷恋的辩士路吉阿诺斯，其横扫千军万马的精神伟力，当不下于他身后一千余年才出现的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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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留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待到《新青年》红火的时候，他在许多文章中，也提起过这位激进的狂人。如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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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ianos（即路吉阿诺斯）本异国人，故抨击希腊宗教甚烈，或谓有基督教影响，亦未必然。Lukianos著Philopseudes（即《爱说诳的人》）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己空虚迷惘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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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22年间，周作人的思想异常激烈、活跃，所写文章亦令世人刮目相看。如《人的文学》、《祖先崇拜》、《思想革命》，锐气绝不亚于鲁迅。尤其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境界与学识，都在陈独秀、胡适之上。《人的文学》在根本态度上，是支持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所不同的，乃是不把其口号化、排他化，而是学理化、人道化。在诸人的合唱里，别立一宗。《新青年》因为有了这类文章，而变得沉甸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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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像（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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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性格内向，周身儒雅，很少有斗士气。他虽是鲁迅之弟，却无鲁迅之峻拔，不过，由于久浸书海，他渐渐地也染有“反骨”。他的文章，让人看到了那一代人启蒙的准备有很长的时间，学理上与欧洲的反基督教传统渊源深厚。他不仅在古希腊的辩士文化中看出怀疑主义的重要性，而且又从文艺复兴以及18、19世纪欧洲文学中汲取了人文的力量。有趣的是，周作人并不以为过去的遗产均无价值，他承认那些文化的产生乃顺应时代要求之故，只不过不适应现实人的生活罢了。《人的文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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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们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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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看了这文章，遂致信周作人，以为“做得极好”。那是补充了他和胡适的不足的。陈独秀自己知道，仅仅有斗士、狂人的态度的确不够，周作人式的注重常识或许会增加这支队伍的精神含量。其实那时的同人们确有很大的差异：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乃实验主义的移植，蔡元培则搬来了德国教育的理念，鲁迅是尼采和安德烈耶夫式的阴冷的、怀疑的东西占据了许多空间。鲁迅的思想在那时和周作人有诸多交叉的地方。周作人的一些文章，有的是经鲁迅的修改才得以发表的，比如周作人的译文、讲义和随感。不妨说，二人在杂志上讲述的是相近的话题。当胡适大谈语言上的进化，描述文学改良的时候，周氏兄弟却强调了“思想改革”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新形式还是旧形式，都有可能是荒谬意识的寄生场，而解决的途径，便是彻底地、无情地清理旧物。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崇拜祖先和崇拜传统的可恶。1919年2月在《每周评论》上，他曾以《祖先崇拜》为题，抨击了“国粹家”的迷梦。那文章还引用了尼采的话，这大概是鲁迅提供的。文章的结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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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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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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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吉阿诺斯到尼采，这两个狂士的语录鼓舞了周氏兄弟的写作。他们的文章不自觉地染有这些激进的、怀疑主义的色调。看《新青年》上周氏兄弟的文章，那股叛逆的气息是内在的。无论从学理的层面，还是从性情的层面上看，路吉阿诺斯与尼采的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的野性力量，都影响了他们。尼采的冲荡之气使鲁迅颇为受益，而周作人则学会了路吉阿诺斯在学识的层面质疑祖先的方式。中国古代有许多高傲的、放荡不羁的人物，王充、李贽就大气磅礴，不为旧俗所限，目光与气魄都是超人的。不过，到了周氏兄弟这里，又多了一些超迈的哲思。特别是鲁迅，比周作人走得要远，他冷然地行进在荒野里，发出了狼一般的吼声。那声音绝不是书本讲义与学术宣言里可以找到的。它是摩罗诗人式的，是尼采与路吉阿诺斯式的。我们何时在中国文人的文本里，能听到这类声音呢？在民国那个古老僵死的时代里，如果没有它出现，那我们则真的成了万劫不复的可怜之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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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队伍里，还有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胡适。胡适是个新的“明星”，他的名气在那时仅次于陈独秀。《新青年》起先刊登了他从美国寄来的一些日记、译文。他后来开始与陈独秀讨论起文学改良的问题。胡适与陈独秀是老乡，在美国学过农业、哲学等学科，但内心却很平和，也有士大夫的某些嗜好。这个青年在美国时，就注意到了文学改良的问题，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自由的观念，抵抗保守的暗潮。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行文不像陈独秀那么激昂冲动，但却平实深厚。他和陈独秀的文章，因为带有纲领性的气韵，在当时影响深远，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好像还在他与陈氏的影子里。就思想的明确性与新鲜性而言，胡适带来的旋风，四处旋动。新文化运动初期，他与陈独秀一样，也像一把火，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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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像（1921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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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同人中，他是唯一新从国外回来的人，受了七年的美式教育，对中国的未来可说雄心勃勃。据北大人的回忆录，他是个英俊的青年，谈吐里有诱人的语调。他的课堂效果很好，人的魅力与学术的魅力集于一身。因为他所学的专业理论较新，又力主白话文运动，所以他给人的印象是初升的朝阳，似乎比陈独秀还带有新意。又因为新归国时心理反差极大，对故国的旧习、陋俗较为敏感，所以他发表的言论便一语中的，鼓动性绝不亚于他人。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有些穿透力，《易卜生主义》、《文学界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不朽——我的宗教》，都带有较浓的美国学人气味。胡适不像陈独秀与钱玄同、鲁迅那么疾恶如仇，他谈天说地时本乎理性，文字的背后是缕缕的暖意。他虽支持陈独秀、钱玄同的某些激进的观点，可不同意一蹴而就的莽撞，以为一切需顺应一种秩序：在进化的途中，是不能绕过一个环节的。《新青年》四卷四号上，有他一篇与陈独秀、钱玄同讨论文字改革的通信，其看法就不同于后面二位。胡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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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再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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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大胆，又谨慎，既果敢，又平和，这是胡适给人的初步印象。他的文章对旧学颠覆性很强，可你阅读的时候却不感到武断、霸气，隐隐地闪着热热的光，让人感受到一种亲和之力。胡适爱谈“改良”、“尝试”、“建设”、“求证”一类的话，这些比陈独秀的“革命”、“血色”、“不许”一类的措辞要温和得多，真真是彬彬君子。在反对派的攻击、咒骂面前，他还能语气平静，并不把对方压下，而是靠学理的力量交锋。《新青年》五卷一号上，他致汪懋祖的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