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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队伍里，还有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胡适。胡适是个新的“明星”，他的名气在那时仅次于陈独秀。《新青年》起先刊登了他从美国寄来的一些日记、译文。他后来开始与陈独秀讨论起文学改良的问题。胡适与陈独秀是老乡，在美国学过农业、哲学等学科，但内心却很平和，也有士大夫的某些嗜好。这个青年在美国时，就注意到了文学改良的问题，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自由的观念，抵抗保守的暗潮。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行文不像陈独秀那么激昂冲动，但却平实深厚。他和陈独秀的文章，因为带有纲领性的气韵，在当时影响深远，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好像还在他与陈氏的影子里。就思想的明确性与新鲜性而言，胡适带来的旋风，四处旋动。新文化运动初期，他与陈独秀一样，也像一把火，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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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像（1921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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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同人中，他是唯一新从国外回来的人，受了七年的美式教育，对中国的未来可说雄心勃勃。据北大人的回忆录，他是个英俊的青年，谈吐里有诱人的语调。他的课堂效果很好，人的魅力与学术的魅力集于一身。因为他所学的专业理论较新，又力主白话文运动，所以他给人的印象是初升的朝阳，似乎比陈独秀还带有新意。又因为新归国时心理反差极大，对故国的旧习、陋俗较为敏感，所以他发表的言论便一语中的，鼓动性绝不亚于他人。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有些穿透力，《易卜生主义》、《文学界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不朽——我的宗教》，都带有较浓的美国学人气味。胡适不像陈独秀与钱玄同、鲁迅那么疾恶如仇，他谈天说地时本乎理性，文字的背后是缕缕的暖意。他虽支持陈独秀、钱玄同的某些激进的观点，可不同意一蹴而就的莽撞，以为一切需顺应一种秩序：在进化的途中，是不能绕过一个环节的。《新青年》四卷四号上，有他一篇与陈独秀、钱玄同讨论文字改革的通信，其看法就不同于后面二位。胡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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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再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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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大胆，又谨慎，既果敢，又平和，这是胡适给人的初步印象。他的文章对旧学颠覆性很强，可你阅读的时候却不感到武断、霸气，隐隐地闪着热热的光，让人感受到一种亲和之力。胡适爱谈“改良”、“尝试”、“建设”、“求证”一类的话，这些比陈独秀的“革命”、“血色”、“不许”一类的措辞要温和得多，真真是彬彬君子。在反对派的攻击、咒骂面前，他还能语气平静，并不把对方压下，而是靠学理的力量交锋。《新青年》五卷一号上，他致汪懋祖的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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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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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一精神，很快吸引了北大的师生，在红楼内外，获得了诸多钦佩的目光。“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在那个时代是需要勇气的事，而洗耳倾听反对派的声音，则是难得的雅量。胡适于二者均有所得，激进与平稳兼备于身，所以他既可以和陈独秀、钱玄同为伍，又能与周氏兄弟保持友谊，我们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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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眼里，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人，说话时不免有些武断。文学界改良最早提出时，陈氏还有点怀疑，待看到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时，陈氏的态度大变，且为之一振。他认为改良还有点温吞，不妨以“革命”口号出之。于是新文学界运动便借助这个武断的老革命党人之力，在国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后人每每言及五四新文化，总讥其激进云云，岂不知那时的改革，倘不是激进主义做后盾，新文学还不知要推迟几年呢！像鲁迅之站到前台，就并非自愿。先有理论后有行动，这是专制国度下国民进化的途径。理论在那时的重要，确是超过写作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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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于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的知识背景，胡适的理论来源有点摩登的意味。他后来介绍的易卜生等人的思想，比周氏兄弟译介的武者小路实笃、爱罗先珂诸人的作品，都显得大气。他推崇的杜威思想，红极一时。因为他是杜威的弟子，又请其来中国讲演，便在那时造了很大的势。实验主义是杜威精神的本色，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与科学实验诸活动密不可分。而《新青年》同人们是推崇科学的，以科学为依托的杜威的实验主义，能不跻于文坛而诱世？陈独秀、钱玄同那么看重他的学识，其实隐含着一种期待。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如果没有科学理念的强大支撑，终究是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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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赠鲁迅的《尝试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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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周氏兄弟与胡适较为要好，连钱玄同、刘半农也走到了胡适的周围，成了谈天的友人。鲁迅碰到旧书的版本问题时，多次与胡适交谈，各自都欣赏对方的某些观点。鲁迅并不了解胡适推崇的杜威理论，胡适也未必深解鲁迅的那些精神意象。不过彼此均知道在中国该做些什么，相互间是有些暗示的。不同心而要协力，在他们是不言而喻的事。胡适倡导新诗，周氏兄弟便也写新诗；鲁迅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胡适也颇与之共鸣，说了些赞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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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真是人才济济，天才者众，同人们的互补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对文坛的振动是长久的。他们之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坛再未有过如此灿烂的群星，想到这里，不禁为后人而黯然神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在人类的衍生史中，美丽有时就这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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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有许多传说，今天他已成为一些人的偶像了。不过我在佩服他的同时，也隐隐地觉出他的浅，他的理论几乎都是西洋人的，并无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是其文本还是其思想，和周氏兄弟比都有一些距离。他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他似乎缺少鲁迅那种峻急和迅猛之力，以及灵魂的深广。我偶尔看到鲁迅后来挖苦他的文字，也在想，他们后来分手，固然有价值观上的不同，然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鲁迅在根本上就看不上他。这也是一个原因吧？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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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留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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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在鲁迅博物馆翻看着钱玄同留下的那批旧杂志，就怦然心跳。《新青年》里的文章，情思漫漫，今人似乎也难有那些作者的气度了。读他们的文字，便想象着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觉得谜一样的话题是那样多，几乎每个话题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每个人，内心都充盈着一团火。后世一些无知学人讥讽他们狂傲偏执，不懂建设，唯有破坏。其实认真读那里的文字，关于教育改革，关于文字改革，关于文学的现代化，不仅议论多多，方案与实践亦是时常可见的。那一代人并非一群虚无主义之徒，其内心还多有一些改良的方略，且有着精神的寄托。而那寄托里，就有传统文化遗产的因子。比如鲁迅对汉画像的青睐，钱玄同的喜写篆字，刘半农的爱写散文，胡适的考据癖，这些与明清文人不能说没有交叉，有的甚至是从传统的非正宗的流脉里过来的。他们即便是破坏偶像，喊“打倒孔家店”，也是因了胸有法国、美国革命的参照，精神深处，是有着路标的。刘半农关于文字学的思考，就参照了外文语法，并不是书斋里的胡闹。钱玄同议论文字学，就有章太炎的某种风范，在迅猛里又添有沉稳，功底之深非别人可以比肩。钱玄同的《论注音字母》、《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都有着很深的学养。我们看钱、刘二人关于新文化的那出“双黄戏”，演得何其妙。钱氏化名“王敬轩”大肆攻击新文化运动，而刘半农撰文力驳之，文章气韵生动，一时并世无两。鲁迅后来以赞佩的口吻回忆过那时的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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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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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编辑中，刘半农的学识是较弱的，后来虽去了欧洲得了博士学位，但都不及胡适、周氏兄弟深厚。尽管这样，他的一些思想和学问，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特色，并非一无是处。他对文学与文字、音韵与语法、四声实验等，研究很深，心得很特别。所以他谈新文学界的建设，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较深的根基。读其文章，是立着的，而非躺在地上的时文。比如《复王敬轩书》，谈及翻译问题，就颇有见地，与鲁迅、周作人的观点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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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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