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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摄于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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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那个时期彼此的通信，可以想见思想的活跃。像钱玄同与陈独秀的交流就有趣得很，偏执与矛盾，都流露其间。钱玄同谈天时滔滔不绝，目光炯炯，并不在意别人的反应，有时不免也有一点夸张，但却让人觉出其性情的可爱。这个特点也流入他的文字，比如谈到旧文学的问题，钱氏将传统的诸多经典，大多否定掉了。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的信云：“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元人杂曲及《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之类，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陈独秀看了那信，对钱氏的快言快语是感动的，他是不是在这位新朋友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六天以后，陈独秀回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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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仆对于吾国近代文学，本不满足。然方之前世，觉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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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们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哲学、政治、文艺、文字、伦理、国体……但大多是宣言体的，并未说深说透。唯文学方面，颇为深入，自成道理。所以，后来人们谈《新青年》，记得的大多是文学革命与伦理造反，别的则很少影响文人了。《新青年》的几位主将，都是有诗人气质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其为文学家。陈独秀、沈尹默的旧诗，鲁迅、胡适、周作人的随笔，钱玄同、刘半农的札记，都写得有滋有味。李大钊的短章，理论严密，又含有深情，流动着高贵的气韵。文学界革命的旗帜能举起来，且不久便见出成就，大概还是借了文学界以外的力量。比如从伦理学上、从进化论中汲取思想的因子，从实验主义、无政府思潮获得思考的空间。有趣的是，他们很少是哲学家、社会学家，除了李大钊和胡适受过一点理论的训练外，其余的多属于杂家，都有扎实的旧学根底，但他们却把哲学的、社会学的成就引入文学领域，于是产生了很大的波动。陈独秀谈域外思潮、国内文化，感人之处甚多，是高屋建瓴的妙语，但因为过于空泛，便显得有些皮毛化，而一旦切入实际，比如文学领域，则问题迭起，意象纷出，让人有了切肤的痛。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那代人已谈得很多、很广了，唯思想革命、文学界革命，尚无人深入梳理、研究。《新青年》同人要做的，大概是后者。你看蔡元培之谈美育，周作人之介绍个人主义文学，鲁迅之关于白话文的辩护等等，都是倾向于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的。或者说，他们借助艺术，描述着人本的问题。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背后，还是人生问题。那时候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尚无人有过。只是这个团体分裂后，才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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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独秀往来较多的李大钊，在史学和社会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其兴趣还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介上，但也受身边的人影响，写了大量的诗歌，呼应着新的时代气氛。李大钊是那个圈子里最温文尔雅的人，鲁迅曾描述过他的形象：全身弥散着敦厚之气。许多人都喜欢他，赞佩其学术的眼光和文字的练达。李大钊那时不仅喜欢马克思，也研究罗素，不仅认同陈独秀，也欣赏周氏兄弟。如今看他们的文章，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他们彼此是互感的。《新青年》像一个磁石吸引着不同的人，传染着同一种情调。现在读这些远去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那些灵魂的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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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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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往独来，笑对江湖，骇世惊俗，摧枯拉朽……这便是那一群人特有的风貌。和章太炎、孙中山那一代人比，他们的迅急、猛烈、热情并不逊色，有时甚至走得更远。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使中国人的书写历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后来近百年文化史的悲喜剧，几乎都于此时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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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量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凡以纯粹的精神切入现实，大多落得失败的结局。倒是那些自以为恶的存在留下了自己的根基。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激进主义，便是这种恶环境下的产物，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思潮的不同臧否，说明了其复杂性。学院派的公平说与诗人式的乌托邦之梦，在中国历史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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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都不是激进思潮的鼻祖，而应被看成这一思潮的产儿。他们身上几乎都有点狂人的意味。以最为中正、平和的周作人为例，他那时看重和喜欢的，竟是很有奇气的人物。比如周作人一生迷恋的辩士路吉阿诺斯，其横扫千军万马的精神伟力，当不下于他身后一千余年才出现的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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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留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待到《新青年》红火的时候，他在许多文章中，也提起过这位激进的狂人。如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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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ianos（即路吉阿诺斯）本异国人，故抨击希腊宗教甚烈，或谓有基督教影响，亦未必然。Lukianos著Philopseudes（即《爱说诳的人》）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己空虚迷惘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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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22年间，周作人的思想异常激烈、活跃，所写文章亦令世人刮目相看。如《人的文学》、《祖先崇拜》、《思想革命》，锐气绝不亚于鲁迅。尤其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境界与学识，都在陈独秀、胡适之上。《人的文学》在根本态度上，是支持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所不同的，乃是不把其口号化、排他化，而是学理化、人道化。在诸人的合唱里，别立一宗。《新青年》因为有了这类文章，而变得沉甸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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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像（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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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性格内向，周身儒雅，很少有斗士气。他虽是鲁迅之弟，却无鲁迅之峻拔，不过，由于久浸书海，他渐渐地也染有“反骨”。他的文章，让人看到了那一代人启蒙的准备有很长的时间，学理上与欧洲的反基督教传统渊源深厚。他不仅在古希腊的辩士文化中看出怀疑主义的重要性，而且又从文艺复兴以及18、19世纪欧洲文学中汲取了人文的力量。有趣的是，周作人并不以为过去的遗产均无价值，他承认那些文化的产生乃顺应时代要求之故，只不过不适应现实人的生活罢了。《人的文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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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们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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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看了这文章，遂致信周作人，以为“做得极好”。那是补充了他和胡适的不足的。陈独秀自己知道，仅仅有斗士、狂人的态度的确不够，周作人式的注重常识或许会增加这支队伍的精神含量。其实那时的同人们确有很大的差异：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乃实验主义的移植，蔡元培则搬来了德国教育的理念，鲁迅是尼采和安德烈耶夫式的阴冷的、怀疑的东西占据了许多空间。鲁迅的思想在那时和周作人有诸多交叉的地方。周作人的一些文章，有的是经鲁迅的修改才得以发表的，比如周作人的译文、讲义和随感。不妨说，二人在杂志上讲述的是相近的话题。当胡适大谈语言上的进化，描述文学改良的时候，周氏兄弟却强调了“思想改革”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新形式还是旧形式，都有可能是荒谬意识的寄生场，而解决的途径，便是彻底地、无情地清理旧物。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崇拜祖先和崇拜传统的可恶。1919年2月在《每周评论》上，他曾以《祖先崇拜》为题，抨击了“国粹家”的迷梦。那文章还引用了尼采的话，这大概是鲁迅提供的。文章的结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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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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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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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吉阿诺斯到尼采，这两个狂士的语录鼓舞了周氏兄弟的写作。他们的文章不自觉地染有这些激进的、怀疑主义的色调。看《新青年》上周氏兄弟的文章，那股叛逆的气息是内在的。无论从学理的层面，还是从性情的层面上看，路吉阿诺斯与尼采的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的野性力量，都影响了他们。尼采的冲荡之气使鲁迅颇为受益，而周作人则学会了路吉阿诺斯在学识的层面质疑祖先的方式。中国古代有许多高傲的、放荡不羁的人物，王充、李贽就大气磅礴，不为旧俗所限，目光与气魄都是超人的。不过，到了周氏兄弟这里，又多了一些超迈的哲思。特别是鲁迅，比周作人走得要远，他冷然地行进在荒野里，发出了狼一般的吼声。那声音绝不是书本讲义与学术宣言里可以找到的。它是摩罗诗人式的，是尼采与路吉阿诺斯式的。我们何时在中国文人的文本里，能听到这类声音呢？在民国那个古老僵死的时代里，如果没有它出现，那我们则真的成了万劫不复的可怜之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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