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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历一千九百十九年，大日本帝国大正八年，大中华民国八年，元月卅一号，即戊午年十二月除夕。（按：夕当作朝）］早晨寄出一封骈体信，此时或已达览。日将午，得庚言先生来片。现在（二月一号上午一点多钟）又得仲由氏来信。对于胡先骕词中予言之人之大作，吾三人均有论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作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一作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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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回信的时候，也喜用玩笑口吻，以诙谐的字句谈正经的话题。周作人写信时，爱称对方的绰号，说一些介于正经与不正经之间的事情。然而其学识与眼光，确实高远。鲁迅那时就显示出了怪异的地方，他很少出席《新青年》会议，但对其中的事务，还是认真对待的。他的文章固然以幽默闻世，但深邃与忧愤亦隐藏其间，且看他1918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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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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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写得随随便便，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有，态度却是朗然、分明的。读这一封信，就很易使人想起魏晋时代的阮籍和嵇康，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气韵，并非一个“狂”字可以解得。“五四”那代人，豪放之外，又多一种魔气，他们在谈笑风生里，常对祖先的文明发几声咒语。魏晋的文人只会装疯卖傻，放荡不羁，到了鲁迅、钱玄同这一代，则不仅志不拘检，口吐狂言，且又从魔瓶里放出毒素，熏染着这个世界。鲁迅诸人是深切地感受着自己的生存与旧有遗存之间的冲突的，他们意识到：“文化的革命就是不断延迟的危机。”而知识群落的使命之一，就是直面它，且以创造的精神构建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奇怪的论点曾说，鲁迅这些人以自怨自贱的方式对待世界，且败坏了自己的判断力。事实却恰恰相反，那一代人对自我和周围的世界看得何等清楚、透彻！一个不懂得痛感，且未能与旧我分离的人，至少可以说是麻木的。但那一代人却唤起了沉睡的民众，使麻木的人们懂得了站立的价值。他们以恶意的方式，建立了人间善的园地，又不惜背着黑暗的重负和恶的名声，放人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今天的人们，觉得他们是如此遥远，又如此亲近，那是自然而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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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170302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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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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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鲁迅与陈独秀的一些旧事，那都是新文化运动层面的话题。本文要谈的是史料方面的感想，那就是，他们真正的交往其实是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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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时期，鲁迅与陈独秀同在一座城市里，但却失之交臂，未得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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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第一次有可能见面的机会是1902年。那一年1月鲁迅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2月即赴日本，随即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读书。鲁迅到日本的前一年，陈独秀便在东京开始留学生涯了，入的是东京学校。有人说是弘文学院的前身，有人认为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如果真是也在弘文学院，那二人是有同校之谊的。不过陈独秀在1902年2月末就离开了这里，鲁迅4月才入学，自然没有见面的可能。有趣的是，陈独秀在那一年9月再度返回日本，到成城学校读书。成城学校离弘文学院有多远，不得而知。但看许寿裳的回忆录，知道两校间的同学是有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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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鲁迅虽也跑集会，听演讲，但与人交往不多，是留学生中持低调子的人。陈独秀则不然了，他在日本很是活跃，不仅参加了“青年会”这样的组织，是反清人士，重要的是，他还是拔刀相助的义士，做了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章士钊在回忆录里写到陈氏那时的果敢，说他凛凛然像条汉子。那篇名为《疏〈黄帝魂〉》的文章介绍了陈氏因冒犯恶人被遣返回国的经过，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当时的活跃。1903年4月，陈独秀因剪了学监姚昱的辫子而被迫离开日本，未能于日本潜心于学业，与鲁迅见面的可能消失了。鲁迅那时和陈独秀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他的兴奋点表现在治学方面，许寿裳在文章中讲到了鲁迅在弘文学院时期的心态，由此能看出其精神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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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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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时期的鲁迅生活，后人有不少的记载，而陈独秀的形迹则甚为寥寥，已难以考辨了。按学界的一般说法，陈独秀第三次去日本是在1906年秋，当时与其同行者是苏曼殊。那一年秋鲁迅已从日本仙台回到东京，决定弃医从文了。就在此后不久，鲁迅也认识了苏曼殊，并将其拉入自己的行列里，决定创办《新生》杂志。那时能与陈独秀见面的机会很多，如果他们有过什么交往，那应该是在这一年以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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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记载过彼此的情形。二人会见与否是个未知数。只是苏曼殊这个人物，倒是很有意思。他既是陈独秀的友人，又与周氏兄弟相交，倒让人可以猜想那时的情形。1906年苏曼殊与陈独秀的日本之行，只是几个月。不久即归国。同行者也是陈独秀。陈氏曾有《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行世，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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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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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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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几首诗中看出，二人的友情很深，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一年还有一首《曼上人作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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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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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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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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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喜欢苏曼殊的，与其交往很是愉快。他一生写下的旧体诗，有许多是赠答苏氏的。两人于1907年再度到日本，陈独秀埋头于学业，苏曼殊则与诸多文人进行了广泛的交往，也就是那一年，得与鲁迅相识。在鲁迅的印象里，苏氏是个很可爱的人，有着许多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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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他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为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非常感兴趣，混血儿和颓废相结合，耽溺于一种好像有道德的感伤。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得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关于苏曼殊，我曾经读过他的《英汉三昧集》，还从佐藤春甫先生（或是在佐藤先生家里从神代种亮先生）那儿听到过他的事情。这时候，知道了他是鲁迅的朋友却不免有些惊讶。我问了种种关于苏曼殊的话，可除了上述的浪漫不羁的生活，和章太炎的关系那一些之外，再问不出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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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透露了诸多背景。文中对苏曼殊的印象与其人是大致吻合的。内中还提及了章太炎。苏曼殊与陈独秀都认识章太炎先生，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还专门写到了此点。那么周氏兄弟不会不知道陈独秀的情形吧？陈独秀每次赴日都匆匆忙忙，要么被遣送归国，要么因家事而离开。只是1908年左右时间略长，他在那一年都做了什么，也难以考证。他的那首《曼上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爱奉一什丁未夏五》，是谈学问的吟咏，看来彼时用心于学术是无疑的。陈独秀那时已在小学、社会学等方面显示出特点来。此前在安徽所办《安徽俗话报》已看出他学问的博杂，文如泉涌，有翻江倒海之势。苏曼殊亲近于陈氏，不是没有原因的，才学是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的还有其为人的坦诚。但那时的周氏兄弟与其只是一般的交往，并未有刻骨的相知。至于是否向周氏兄弟转诉过陈独秀的故事，那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