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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他灯下看书，每至深夜，有时还替我译讲义，绘插图，真是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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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杭州的生活，比鲁迅要浪漫。鲁迅是不喜欢游玩的，一年中只去游湖一次，对山光水色了无兴趣。他过的是苦行僧的生活，工作之余，比一般人要呆板得多。陈独秀于杭州是有特别的感情的，不仅留下了数首咏西湖的诗，也有与士大夫者流交游的兴致。重要的是，他在那里过了一段甜蜜的生活，和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发生了恋情，二人在杭州过着同居的生活。西子湖畔乃享世文化之地，自古文人驻足于此，以其为人间圣界。彼时有诸多学人汇聚于此，此地也便成了以文会友之所。旧式文人的遗绪和新思想的光泽，在陈独秀身上都有一些，较之于清苦中默默读书的鲁迅，陈独秀杭州时期的生活是潇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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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时期的生活，文献资料很少，两人的行踪都模模糊糊，未有任何二人见面的线索，大概他们是毫无交往的。鲁迅在杭州做的是化学和生物学教员，接触最多的是学校的师生。他常与学生去孤山、灵隐、栖霞岭等地，在那里采集植物标本。其间还编定了《化学讲义》、《人生象学》、《生理学讲义》。那一段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他和一些教员与新学监夏震武的一场风波。夏氏是个官僚式的人物，对教员大摆老爷气派，要教师穿戴礼服见他，遂遭鲁迅等人抵制。几周的对峙争斗，夏氏最终辞职，众人以胜利告终。此间鲁迅的硬朗之气表现了出来，夏震武那派人谓其为“拼命三郎”。这是他回国后卷入的第一场人事之争。友人许寿裳等也由此发现了他性格里刚烈的一面。此后这刚烈的一面，渐渐在世人那里展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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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性情里有一点与人不同的东西，那就是对自然山水兴趣殊少，他看重的是精神深处的存在。他在杭州就不怎么游玩。许寿裳的回忆录里说，鲁迅只到西湖玩过一次。许多年后，他的友人郁达夫要定居杭州时，鲁迅曾写诗阻之，以为非良策也，不可久居此地。鲁迅的不喜欢杭州乃历史的记忆使然，他觉得此乃消磨生命之地，又多主奴关系，友人不要为享世的东西所迷惑。这一点陈独秀就不同了。杭州时期，他曾有诗多首，《游韬光》、《游虎跑》、《灵隐寺前》、《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等，都清脱、激越得很。他也流连于西湖十景，醉心于古迹之前。不过与一般文人的吟唱不同，他的诗是有一些逆俗之气的，比如《灵隐寺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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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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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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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首诗，被后人引用的很多，陈氏的气韵亦入笔端。“酒旗风暖”真是好句，奇气散落，有大的气象。虽有湖光山色，却无低俗之语，与旧式文人的抒怀是大不同的。还有那一首《咏鹤》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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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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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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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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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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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首诗里有魏晋风骨，是晚清以来少有的好诗。比对龚自珍、黄遵宪诸人，要更为果敢，不为旧气所累，古风里有着新语，借旧的形式，一吐胸中之快，我们是要感动的。据那时所作诗，能看到他在杭州时交游者不少，与沈尹默、马一浮、刘季平、沈士远等，都有交往。看他和沈氏兄弟的关系，是很深的，那首《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写得情谊非浅。这几个友人，都非等闲之辈，有的后来也成了鲁迅的友人。鲁迅那时还不认识沈尹默，二人相识大概在辛亥革命后，地点也是杭州。估计时间很短，真正的交往，还是在1912年之后。这里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马一浮，他与周氏兄弟是同一场科考而得头名的人物，那时也在杭州。马一浮是很有学问的人，一些读书人颇愿与其谈天。1947年何之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透露了陈独秀与马一浮在杭州的一些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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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提督街十一号会见谢无量先生，我特别提到《铁云藏色》这部书和书的封面上这两行字。谢无量先生告诉我，当时刘铁云送他这部书，他不懂文字学，他从北京带到杭州，就放在马一浮先生那里。后来仲甫先生看见这部书，非常重视，就借去了，他就送给仲甫先生。我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七日，从四川到杭州西湖复性书院会见马一浮先生，提到这件事。马一浮先生告诉我：这部书，谢先生放在他那里两年，没有人看它，一天仲甫先生看见，非常重视，便拿去了。同时马一浮先生又说，那时仲甫先生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史地，差不多每天都和沈尹默、刘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谈天。他们在一起，时常做诗，互相观摩，约莫也有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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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一段文字很重要。对比一下鲁迅那时在杭州的情形，有以下几点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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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鲁迅那时相对比较封闭，没有广结社会贤达的欲念。陈独秀则有点绿林气，于沙龙茶社间过着快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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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一个注重自然科学的教育，一个潜心于小学研究，弄一点诗趣。鲁迅除编写化学等方面的讲义，还译过俄国安特莱夫（现通译为安德烈耶夫）的小说《红笑》，做的都是寂寞的工作。周围能解其义者不是很多。陈独秀在杭州时回归了中国文人式的生活，吟诗作赋外，还研究文字学，俨然一个学究了，所以周围有几个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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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两人的文化兴趣的不同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差异。如前所述，鲁迅那时是独居生活，对婚姻是悲观的，过的是一种无爱的生活。而陈独秀正在新婚的快乐里，似乎看不到身上的焦虑。在杭州译安德烈耶夫阴冷的小说，多少有些不协调，西子湖的美色一点也没影响他。相反，我们看陈独秀的诗文，精神幻化在南国的山水间，精神直逼庄骚。联想日后二人的异路，那是有其必然的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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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那时没能见面，机缘不足是自然的，而性情上存有差异，也是擦肩而过、互不相识的因素吧。历史就这样失去了有趣的一幕。1910年正是中国社会巨变的前夜。他们二人都还不是政治性的人物，过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不过杭州的学校已有许多是新型建制了。两人都在新学校中显示了各自的特点。思想是新的，自然也给学生带来了新的气息，很快，这些就汇入近代中国巨大的变故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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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两个有争议的人物，说清其历史并不容易。二人各自形成了一个传统，合与分中，分的因素多。他们个人的能量都很强，并不易在一起相处。《新青年》移师北京后，鲁迅对陈独秀既有赞佩的地方，也有故意疏远的时候。陈独秀关注的一些东西，鲁迅并不都有热情。《新青年》涉猎的面很广，主编的视野是要开阔的，分散的精力亦多。鲁迅则用心于文艺，或翻译，或创作。写时评时，也带着很强的文学家色调。周作人说他和哥哥只是边缘式的编委，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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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陈独秀来北京时，鲁迅已在古城里生活五年了。他们真正的结识，当是在这一时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没有一点资料能证明二人见过面，周作人、钱玄同、胡适的日记都没有记载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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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新青年》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钱玄同、周作人两个人进行的。对于像胡适、陈独秀这样的闻人，鲁迅为何没有主动贴近，是颇值得玩味的。北京时期的鲁迅，与之相交的除了教育部里的同事外，主要是同乡、学生，以及文学青年。对于像章太炎这样偶尔来京的前辈，他也只是从众一见，不像钱玄同那么热情。在自己的世界生活惯了的人，不适合走进剧烈变化和节奏快的日子。鲁迅能写出浑厚静谧的文字，和他孤冷的存在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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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北大东方文学系任教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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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作人任教于北大，与陈独秀的会面几乎都由他代替了。《新青年》的事情也通过周作人知道一二。查周作人日记，可见到诸多记载，这已成了我们了解鲁迅、陈独秀的重要线索。周作人是1917年4月1日来北京的，鲁迅通过蔡元培介绍他去北大谋职。4月10日，周作人第一次见到了陈独秀和沈尹默。9月初，周作人购买了《新青年》一册，那个月的24日，他第二次见到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