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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欲中流，吊者来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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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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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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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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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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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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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写得情深、饱满，才气毕现。日本对他的感染是露于笔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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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赴日的经历，改变了陈独秀的基本文化理念，其反省的程度亦不在鲁迅之下。大家所熟知的日本幻灯片事件，促使鲁迅弃医从文，中国人的麻木、看客心理是让鲁迅痛楚而绝望的。而陈独秀也有类似的心理。第二次从日本归国后，他所办的《安徽俗话报》的第一期有一栏新闻，题为《日本和俄国开仗》，消息应是自他那里流出，其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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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日本因为俄国占了我们中国的东三省要和他拼命，我们中国的官民还是袖手旁观，你看可耻不可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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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俗话报》有大量的关于日本的消息和评论文字，能看出日本文化对他的影响。鲁迅那时看过的一些书籍，陈独秀也读过。比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那本《支那人的气质》，鲁迅就很赞佩，可说影响了其一生。陈氏在自己的报上，也介绍了这位传教士的一些观点，都与国民性有关。对照二人的思路，当可见那时的风气。留学日本的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这类话题，乃文化心理转化的必然。直到现在，留学出国的青年，有时在文字里，也有类似的感叹，差别的地方是，年代与背景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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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彭述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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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年轻时是赞佩日本的。他也不喜欢其侵略的本性，看重的倒是日本人的团结、爱国与毅力。相比之下，中国民众不过是奴性很深的一族，在根基上出现了问题。《安徽俗话报》第三期上有《日本人真可敬》一则短文，陈氏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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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美国报上说道，美国纽约地方，有一千多日本人，大半都贫穷得很。这些人虽说是些穷汉，却比有的国家里的做大官的，还有良心哩。他这些穷汉，平日也很喜欢吃酒看戏，到了日俄开战以后那纽约的酒馆戏园里面，便不见有一个日本人。你道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他们都把平日吃酒看戏的钱，节省下来做了国家的兵费。现在这一千多人，已经集了十多万银子寄回本国，那日本兵们听见了此事，都感激得哭了……唉，你看我们中国，自上至下，有几个能像日本人这样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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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的感慨之余，陈独秀想的是解救的办法，即兴教育、搞启蒙等等。鲁迅却想从文艺作品中寻觅精神的光亮。所以那时的用意是以此疗救病态的国民，在心灵上来一次洗涤，荡去厚厚的污垢。他在《域外小说》序文中写着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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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新文学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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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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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想的是办报、办刊、办学，以此走一条救国的路。鲁迅则在文艺的灯火里，借着异域的光，照着世间的路。二人的起点之不同，在一开始就呈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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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至1910年间，二人本应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也很遗憾地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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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在1909年6月从日本归国的，在许寿裳的推荐下做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很巧的是，陈独秀在这一年年末也到了杭州，任陆军小学堂文科老师。鲁迅在杭州只待了一年即回绍兴任教。陈独秀也在此住了一年有余。二人在杭州都留下了一些趣事。鲁迅虽是已婚之人，但在杭州是独住，除了教书外没有什么社交。做教员对鲁迅而言是轻松的，他工作极其认真。许寿裳在回忆录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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