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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下午访仲甫。（1919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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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默借来国民杂志一本，以文交予仲甫登每周评论中。（1919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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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寄仲甫玄同半农函，下午许季上君来。（19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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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往看仲甫，四时返寓。（19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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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以文艺思潮论交予君默。下午访仲甫，四时返。（191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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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至中西图书馆购近代短篇小说一本，往校购新潮第三期五本。下午访仲甫取来新青年……（19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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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访仲甫说春假往东京事，六时返寓。（191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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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寄一涵函……福源来说仲甫被捕。（19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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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至国民公报馆访罗志希君……同李辛白、王抚五等六君至警所访仲甫不得见……（191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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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仲甫昨日出狱，晚大风。（19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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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得尹默函往厂甸至公园，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1919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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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仲甫函，附诗一首。（1919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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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寄仲甫稿二件。（19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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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仲甫稿一卷，四时返。（19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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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玄庐君九日函，仲甫函。（1919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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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仲甫函。（1919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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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仲甫函。（19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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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仲甫稿一件。（1919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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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饮酒，得仲甫函。（1919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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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往校致仲甫函。（191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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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得仲甫函。（191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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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新街口一游，寄丸善函，仲甫函。（19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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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至1923年，周作人和鲁迅一直住在一起。每一次见陈独秀，鲁迅都不在现场，几乎都是周作人一人行为。陈氏在北京那段时间重要的事件，周作人都有些记载，鲁迅对此也是知道一二的。查鲁迅那时的日记，关于陈独秀几乎没有什么文字，二人的陌生是显然的。不过陈独秀离京后，在上海一直与周氏兄弟有联系，催促二人为《新青年》写稿。1919年下半年，周作人与陈氏的频繁通信，大约均与稿件有关。那么说来，彼此是相敬的关系，说不上很深，也非浅疏。陈独秀入狱，周氏还亲自探视，总不能说没有交情的。鲁迅当时为何不去探视陈独秀，对其行踪不甚热心，大概是一个谜。或许是与之不熟，彼此隔膜；或许是公务在身，抽不出时间来。总之，北京时期的生活，他与陈独秀各自在不同的情境里，那是两个独立的世界，交叉的时候寥寥。就陈独秀而言，他的风格是有一点师承的，至少《新青年》的特点和章士钊的《甲寅》有点相似，与当年日本《民报》亦有貌合之处，发出的都是犯规的言论。但鲁迅的生活与劳作，都和一般人不同，白天做科员，夜里抄古碑、搞翻译，既不想搞什么运动，亦无举旗别立一宗的冲动。他和周作人在《新青年》时代只是个凑凑热闹的人物，处于明朗与晦暗、消极与积极之间，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三拍，迟疑的地方很多。若不是陈独秀、胡适的热情与主动，二人当还过着平淡的文人生活。从辛亥风波到五四狂潮，鲁迅只是拍拍巴掌，至多不过一个敲边鼓，聊以呐喊的人物。陈独秀从独自的“个人”而发展为“群”，鲁迅则始终保持着“个人”身份，居守于自己的园地。他和主将的不同，是在这个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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