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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未名社里是个重要的成员，有关那个团体的情况，只有他和韦丛芜留下了一点点回忆资料。那个圈子里的人都很有点主我，激进的色调不那么浓厚。台静农做一点小说，后来喜谈学问，士大夫的痕迹渐渐多了。韦素园有些忧郁，气质带有俄国文人的内倾、热烈而又痛苦的情状。李霁野则喜欢一生过一种书斋的生活，译一点什么，写一点什么，卧游于书海之间，全无做战士的准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短诗、散文、小说，觉得他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物，思想处于冷热之间。鲁迅是赏识他的敏感、细致的，但一面又以为他过于直露，视野不广阔，也影响了作品的深度。这些感触都恰如其分。未名社其他人的文字，大约也有一点类似的情况。只是台静农在创造性上，略高一筹。后来的发展，于那时已经见到一些气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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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眼里，李霁野这一群人，像一张白纸，纯洁而清晰，是少有杂质的。只是觉得他们胆子过小，谨慎过多而少锐气，就难承受沉重的东西。像李霁野的工作就有矛盾的一面。他译了《战争与和平》，依偎在宏大的叙事里。可他自己的写作，则小桥流水，温情涓涓，他的散文毫不像鲁迅，反而与周作人的调子接近。比如《谈渔猎》、《蟋蟀》、《木瓜》、《读书与生活》、《桃花源与牛角湾》，风格上暗袭苦雨斋的味道，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从心底上讲，他是更倾心于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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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接触鲁迅的时间很短，1926年秋后就很少见面了。但1927年之后，他却与周作人有了接触，虽不密切，但跨度很长，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还偶尔见过。20年代末，未名社因经济原因，很难维持了。韦丛芜就向周作人求救，希望得到支持。李霁野也正是在这时与周作人有了交往，信件往来，造访谈话，次数很多。1930年他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时，讲的是蔼理斯（现通译蔼理士）的《新精神》。关于蔼理斯，周作人很熟，他是最早介绍此人的学者。李霁野大概也受到了影响。他还到周作人那里借过外国文学方面的讲义，可见他对鲁迅弟弟的敬意。未名社成员后来与鲁迅渐渐疏远，原因很多。据我的猜测，久住学院里的人，染有士风，自然易亲近周作人类型的人物。至少在抗战前，就习性与思想而言，学院里的人要真正了解自由撰稿人鲁迅，并非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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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霁野毕竟是纯然的书生，身上是没有教授气和名士气的。这也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冲击。他因为印行了苏联的文艺书籍，在1928年4月被捕入狱，同被逮去的还有台静农。出狱不久，恰好李何林逃难到未名社，李霁野知道对方是被通缉的共产党人，但还是将其收留了。纯文学的梦，就这样笼上了恐怖的云雾。未名社后来未能长足发展，时局的恶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李霁野忧于国难，苦于生存，文学之梦每每中断，只好以教书为业。文学出版的工作，很快就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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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最初对这个小文学社团是寄一点希望的，他在给李霁野、韦素园的信里，谈了许多翻译出版的设想，从内容到装帧，想得周到细致。当时的鲁迅正与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交恶，远离着学界，于是便将期望投入到青年人那里。未名社的人大多是老实之人，也有些才气。有许多话不便于说给别人，却能讲给这几个人，这于鲁迅是一种痛快。李霁野、台静农等人，都是没有市侩气的，也未参与到学界与文坛的圈子中。鲁迅离开北京后，最担心的是旧友们混到胡适那个圈子里，不料有许多人与那些名流们为伍了。其实鲁迅也未想到，他寄予热望的未名社，也如此短命。自韦素园病故后，这个团体基本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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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去北京万安公墓，同路的友人指着旁边的墓葬群说，韦素园就葬在那里，于是便想起鲁迅的那篇悼文，以及照片中韦素园消瘦的形影。应当说，未名社能支撑下来，韦素园是立了大功的。译书、策划、出版、联络作者，他大概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人。我觉得鲁迅是喜欢他的，那喜欢超过了对未名社别的青年的喜欢。为什么呢？第一是韦素园忠厚、纯情，没有文人的那些陋习。第二是他俄文好，有锐利的文艺鉴赏目光，所译之文有清峻之风。第三呢，他有殉道的激情，不张扬自我，内焚着躯体，却又忍着苦痛。在鲁迅接触的青年里，他可能是最为执着而又有忧郁气质的人，那是中国知识青年里少有的淳朴者，看他的文章与为人，大概是可以得出这一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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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素园生于1902年，读过私塾，与李霁野在安徽霍邱县是同学。他曾就读于阜阳第三师范学校、长沙法政专门学校和安徽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到过俄国，他在俄国时，正赶上了饥荒年，身体受到了损害，但俄文水平相应提高。也就是在那时，他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大概是1925年吧，鲁迅将他介绍到北京《民报》任副刊编辑，他的未名社生涯，也是在那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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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几个结识他的人的印象，他性格有一点内倾，很少说话，然而为人却是热情的。他身体柔弱，却有着坚毅的一面，以坦诚和刻苦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李霁野说他厚道，不会算计别人，活得很真。他和朋友相处，总要付出更多一些，那气质里流动的是挚意的气息，它也在未名社里弥散着，成了这个团体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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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气质里也明显地含有忧郁的色彩，沉默的目光闪着迷茫和渴望。那时候他开始着手译书了，都是俄国作家的。他选择的文本都非热烈、明快的，多少都有些压抑，仿佛黑夜里的冷风，凛冽地吹着，让人感觉到彻骨的寒冷。有时那些文本也像一曲曲低回的哀歌，暗暗地传动着无量的悲楚。他译的色尔格夫·专司基的《半神》、珂陀诺夫斯基的《森林故事》、梭罗古勃的《邂逅》、扎伊采夫的《极乐世界》、契里珂夫的《献花的女郎》，都肃杀得很，阴暗里透着几许光亮。那多是命运的无奈的打量，愁色淹没了一切。韦素园选择这些，我猜想是有内心的快感的。他是不是借了俄国文人的笔，在倾诉内心的郁闷呢？小说译得都好，文字是讲究的。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他选择梭罗古勃的文本作为依托，看重的是其中的不安与优雅。那些小说以及诗，充满了坟地的阴冷。梭罗古勃有一首诗，韦素园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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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倦乏了追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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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消了许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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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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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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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地交给墓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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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孩儿交给自己的摇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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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面我们迅速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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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没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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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译诗发表于1926年10月。鲁迅是喜欢这首诗的，我以为那关于墓地的意象，也传染了鲁迅。鲁迅的第一本论文集《坟》也编定于那一年10月，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暗示的接受。总之，我想鲁迅在写作中，多少受到了韦素园的译文的感染。鲁迅对苏俄文学的信息，有许多也是从这个青年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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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韦素园就病倒了，为了未名社的出版还吐了血。他患的是肺病，在那时已是绝症。他先前译的俄国悲苦的作品像是一个预兆，他自己也陷入了灰色的大泽。李霁野描述他的病状时，用了凄迷的文字，由此当可见彼此的苦痛。有一次鲁迅到西山去看他，见到其状不无悲凉。往日的友人如此孤苦地独住于山上，勾起了鲁迅无数的感怀。后来，鲁迅在悼文中沉痛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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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委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凉：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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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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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忆韦素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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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是极其感人的，也点画出了韦素园的肖像。鲁迅感动于韦素园的认真、刻苦，以及沉静中的善良。看过韦素园的几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是朴素、忧郁的，语调上在什么地方像是模仿着鲁迅。在明亮与灰暗之间，他是近于后者的，那内倾带来的神经质和静穆，也许打动了鲁迅。韦素园在某些地方与俄国小说里的知识青年相似，身上含有焦虑的气味。除了拼命地译书、编刊外，生活对他多是无聊的。他住在北京的胡同里，常常带着疲困的身子和那些阴暗的作品对视，自己也置身于其间。在为《莽原》杂志写的编后记里，他就承认喜欢梭罗古勃的“幻美的悲哀”和蒲宁的“凄伤的回忆”。只有在俄罗斯文人的独吟里，他才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而中国的旧文学，是从未有过类似的启迪的。未名社的青年在那时神往于异邦的艺术，其实也隐含着一丝渴念，那就是对灵魂的超度，这些对于漂泊于古城的青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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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文学的敏感，表现在了一些批评文字中。有几篇介绍俄国文学的文章写得都传神有力，是用心灵体味出的，毫无八股的痕迹。比如《〈外套〉的序》就有史家笔法，对文本与社会间的关系亦多妙悟。有一篇短文提到了托洛茨基，看法都是中正的。他承认对新俄的艺术懂的不多，欣赏的是旧俄的文学。新俄的小说唤不起他的共鸣，大概是心境不同所致，不过他说了心里的真话。他对新俄小说最初的反应，有中国青年本色的地方。后来的史学家，都不太提及此事。我由此也明白了，为什么台静农、李霁野等未名社同人在民国间一直远离左翼文坛：那几个人是更带有旧式文人的情调的。而这里，台静农是更为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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