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1379
1703021380
5
1703021381
1703021382
当台静农加入到未名社时，他还是个学生。他几乎是与李霁野、韦素园等人一同结识鲁迅的。未名社要出版半月刊《莽原》，稿源不多，韦素园遂拉台静农撰文。按性情和兴趣而言，台静农不喜欢小说创作，对学术倒是很有些热爱的。《莽原》只发作品与译作，偶尔有一点批评文字，是少谈学术的。台静农拗不过韦素园的邀请，遂写下了多篇小说，不料也因此见到了才气，为许多人所称道。未名社中人只有他显示了创作上的优势，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人。
1703021383
1703021384
有一段时间他和韦素园是住在一个房间的。两个人同龄，在安徽时就是同学，彼此深为了解。他那时在北大国文系做旁听生，不久又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听课，接触的都是学问家。鲁迅上课时，他也到场听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鲁迅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创作，他在《莽原》上发表的作品，是受到了鲁迅的暗示的。
1703021385
1703021386
1703021387
1703021388
1703021389
《莽原》封面
1703021390
1703021391
他在那时写下的文字都不明朗，有低回的旋律，情感是压抑的，一般青年共有的激愤又哀凉的风格在他那里也能够看到。1928年结集出版的《地之子》收有14篇小说，乡下人的故事居多，偶尔写到城市，能看出作者与之隔膜的状态，紧张、绝望而又深深的叹息。小说没有高长虹式的狂飙之气，精神是内敛的。也许是韦素园的忧郁传染了他，在此后出版的那本《建塔者》里，俄国小说中的悲愤、怅惘与黑暗也在那里弥散开来，读之亦有窒息之感。那一时期的文学青年，似乎都裹在无望的泪光里。李霁野、韦丛芜、韦素园都有一点这类特征。大家都处在无路可走的状态，前面是无边的夜，后面也是暗暗的影，唯有文学才能唤起大家的一丝兴奋。而对台静农而言，那兴奋也是强打精神的独步，有什么欣慰可言呢？在谈到那一段生活时，他这样写道：
1703021392
1703021393
直到一九二六年冬，这时候，关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年要不要继续的问题发生了。大家商量的结论，是暂且以在北京的几个人作中心，既然这样，我们必得每期都要有文章，才能办下去。素园更坚决地表示，要是自己再不作，仍旧躲懒，倒不如干脆停了。当时我与素园同寓，这问题便成了我两个谈话的材料。黄昏或晚饭后，叫听差沏了龙井，买了糖炒栗子，便在当间房中相对而坐地谈下去。其实这问题是简单的，谈下去也不外乎我们几个人努力做文章。每次从这问题不知不觉地滑到爱情和社会上面去了。从黄昏谈到晚间，又从晚间谈到夜静，最后才彼此悔恨光阴又白白地过去了。素园几乎是照例说他是疲倦了，睡在床上，隐隐地可以听见他的一种痛苦的呻吟。
1703021394
1703021395
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地之子·后记》）
1703021396
1703021397
可以看出台静农走向文学时的无可奈何，绝无耀己与诱人的欲望。未名社的许多人都安于平淡，除了韦丛芜外，大家都活得真实，心性里有静谧的因素。《地之子》与《建塔者》毫无暖洋洋的光泽，乡下与城里的景观均了无生气。台静农还显得幼稚，谋篇布局不太会精巧地运笔，亦不免失败之处。阅历与学识都限制了他。但是初期的写作呈现了他的诚与真，艺术之神是亲昵于那些文字的。比如行文的从容，词汇的多致，韵律的复杂，都在证明日后的一种可能，即感知世界的奇异。他后来在文学史研究与书法上成为大家，是要感谢未名社时期文学训练的。
1703021398
1703021399
台静农像韦素园一样，笔下常常出现坟茔与荒墟的镜头，那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染，也有鲁迅的影子。大家穿行在漫长的夜路里，除了血迹的真实，一切都是幻影般的漂浮不定。他憎恶这些，又摆脱不掉，文字就不免有些恍惚。20世纪30年代后，他就不爱再写这些东西，渐渐泡到学问里去了。在他而言，其实也是一种逃避。李霁野寄情于英国典雅的小品文是一种自我解救，台静农后来与刘半农、沈兼士等人泡在古董里也未尝不是一种超脱。因为实在不愿咀嚼那些黑暗的存在，最后选择的也自然是学者的道路了。
1703021400
1703021401
对未名社前后的生活，台氏回忆的文字很少。北京生活对他有意义的却不是为韦素园、李霁野赶写稿件，而是后来教书的生活。未名社的环境过于小资式的顾影自怜，而他后来在辅仁大学的生活却驱散了诗人式的懊恼。台氏渐渐近学术而远文学，或许是内心的一种调整：终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韦素园的文本相逢，过于沉重了吧，所以在回忆北京生活时，他念念不忘的却是学人中的意味。晚年在台北写的《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已看不到一点《地之子》、《建塔者》那样的清寂，反而充满了京派文人的肃穆与古朴，其中有云：
1703021402
1703021403
会偶有闲散的时候，听老辈聊天，也很有趣。援庵师深刻风趣；兼士师爽朗激昂；叔平师从容不迫若有“齐气”；半农先生快人快马，口无遮拦；森玉先生气象冲和，喜说掌故；养庵先生白皙疏髯，擅书画，水竹村人时代，做过高官，是北京文化绅士。一天大家谈到汉魏石经残石，北京的收藏者有好几家，慕陵听了，大感兴趣，自告奋勇，醵资集拓，以供研究者的方便。叔平、森玉两先生既有藏石，更支持慕陵的提议。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藏的一块最大的随时可借拓外，其他各收藏者皆由叔平、森玉两先生介绍，慕陵登门借拓，拓工则是北京的名手。这一工作看来简单，其实不然，北京城之大，收藏古物者多，哪几家有石经残石，没有同好者是不易知道的。
1703021404
1703021405
上述文字简直不像出自未名社人之手，分明有点士大夫遗绪。韦素园死后，这个团体就真正解体，大家的心境实在也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了。
1703021406
1703021407
晚年的台静农居于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友人渐渐隔膜了。后来偶与天津的李霁野通信，发了一些生命的感慨。奇怪的是他与李何林却往来不多，音信亦稀，或许是无兴趣于革命文学吧。在他与李霁野的友情里，倒反证出彼此的相通。安于学院派的生活，浸于纯然的学理与趣味，可以消解生命的悲凉。由苦闷的青年而教授而隐士，恰是鲁迅不喜欢的。中国大多数的学人走的却多是这样的道路。不是说生命是一个圈吗？大家无奈地进入了这个圈子。未名社后来的解体，让鲁迅颇为悲哀。他本来不欲看到的结局，不幸在自己信任过的友人那里发生了。能怨谁呢？
1703021408
1703021409
6
1703021410
1703021411
自韦素园病重后，未名社实际就已经瘫痪了。直接导致其解体的，是韦素园的弟弟韦丛芜。
1703021412
1703021413
韦丛芜在几个人中是较活跃的，以诗著名。他与韦素园、张目寒、台静农、李霁野是同班同学。来到北京后，韦丛芜先是与李霁野在崇实中学读书，后入燕京大学。他的学生生活挺浪漫，喜欢写诗，不久便因在《莽原》上发表长诗《君山》而声名鹊起。未名社的青年中，他是最敢袒露情怀的人，作品不遮不掩，有一股热力。大约在1926年，他患上了肺病，开始大口吐血，和韦素园一同住在病院里。这一病对其打击很大，作品日趋暗淡，看他的译文和创作，深染灰色，才情与智性均高，是有潜力的。鲁迅读过他的作品，也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不料后来的情况，出于众人意料，李霁野渐渐与其疏远，鲁迅也开始鄙视他了。
1703021414
1703021415
本来，按韦丛芜的水平，可以在文学上很有一番造诣的。译著《穷人》、《罪与罚》、《格里佛游记》（现通译为《格列佛游记》），都是难译的，他却有特点地完成了，实属不易。兴趣也较广泛，美国的惠特曼、英国的华兹华斯都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些地方他理解得不浅。在那样一个视野下，加之经历了种种苦，体会就不同寻常了。和哥哥韦素园一样，他心底有着苦楚的东西，并不朗然。在一些诗中，大概也能读出他绝望孤苦的一面。他的《君山》是新诗史上一部较有特点的长诗，作者的敏感、多疑、忧伤均集于一身，多荡气回肠的地方。在一些场景上不禁让人想起郁达夫的作品：悲苦，压抑，黑暗。且看他的倾诉：
1703021416
1703021417
我低头默默地徘徊，
1703021418
1703021419
脚下步步印着我的悲哀。
1703021420
1703021421
我重创了的灵魂呵，
1703021422
1703021423
我正在这里将你掩埋。
1703021424
1703021425
…………
1703021426
1703021427
我埋头在悲哀的古堡，
170302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