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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韦素园病重后，未名社实际就已经瘫痪了。直接导致其解体的，是韦素园的弟弟韦丛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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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丛芜在几个人中是较活跃的，以诗著名。他与韦素园、张目寒、台静农、李霁野是同班同学。来到北京后，韦丛芜先是与李霁野在崇实中学读书，后入燕京大学。他的学生生活挺浪漫，喜欢写诗，不久便因在《莽原》上发表长诗《君山》而声名鹊起。未名社的青年中，他是最敢袒露情怀的人，作品不遮不掩，有一股热力。大约在1926年，他患上了肺病，开始大口吐血，和韦素园一同住在病院里。这一病对其打击很大，作品日趋暗淡，看他的译文和创作，深染灰色，才情与智性均高，是有潜力的。鲁迅读过他的作品，也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不料后来的情况，出于众人意料，李霁野渐渐与其疏远，鲁迅也开始鄙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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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按韦丛芜的水平，可以在文学上很有一番造诣的。译著《穷人》、《罪与罚》、《格里佛游记》（现通译为《格列佛游记》），都是难译的，他却有特点地完成了，实属不易。兴趣也较广泛，美国的惠特曼、英国的华兹华斯都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些地方他理解得不浅。在那样一个视野下，加之经历了种种苦，体会就不同寻常了。和哥哥韦素园一样，他心底有着苦楚的东西，并不朗然。在一些诗中，大概也能读出他绝望孤苦的一面。他的《君山》是新诗史上一部较有特点的长诗，作者的敏感、多疑、忧伤均集于一身，多荡气回肠的地方。在一些场景上不禁让人想起郁达夫的作品：悲苦，压抑，黑暗。且看他的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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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低头默默地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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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步步印着我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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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创了的灵魂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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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这里将你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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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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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埋头在悲哀的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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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守着这记忆的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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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灯常要被忘却吹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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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闪呵又复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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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了肺病之后，他的文字越发幽苦，好像也染上了安德烈耶夫的黑色。有一段时间，韦丛芜住在西山上，静静地养着病。在山上写的那一组随笔《西山随笔》，可以看出他彼时的心境。他用冷寂的语句，谱出了冰冷的心曲。枯燥的生活有什么可寄托的呢，于是选择了西洋人的诗作为消遣，借以消磨他的生命。那一组文章也让人想起周作人来，周氏也曾在西山养过些日子重病，吐出的也是真言，有时不妨也自恋地吟哦着躯体的疼痛，聊以度过漫漫时光。韦丛芜不同于周作人的是，在那样清寂的环境，还念念不忘抒情诗的写作，越发喜欢走唯美主义的路。看他对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推崇，当觉得是可以走出一条特别的文学之路的。比如他说华兹华斯身体那么软弱，却沉思着人类深切的思想，庄重的贤哲的情感可以俘虏成千上万的人。韦丛芜自然属于其中的一位。可叹的是，本来有很大潜力的他，或许因为病或别的什么诱惑而终止了写作的路，后来滑向噩梦的一边，自己把自己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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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丛芜的变化首先是经费紧缺引起的。大概是1929年吧，他开始不断向未名社借款。到了1931年，社里已经亏空，欠鲁迅三千余元，曹靖华一千余元，李霁野八百余元。李霁野在《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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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韦丛芜和我们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严重分歧。他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所不满，他的经济上的需要，未名社无力充分满足，因此常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他要接手“整顿”未名社，我没有坚持原则加以拒绝；他不让我们写信给鲁迅先生和靖华，我错误地认为写信徒使他们伤心，不如不写；何林把实际情况略告素园，我本不知情，他却说我用危害病人生命的手段对付他。我只好默默离开。这是未名社解体的真正原因。1930年9月，经何林和另外一个朋友介绍，我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实际上脱离了未名社。我退让了，对未名社未尽完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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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导致了内讧外，韦丛芜的为人方式也引起了诸人的不快。台静农晚年说韦丛芜在恋爱观上与人不同，有一些随便。这是道德上的事，见仁见智。可叹的是，韦丛芜后来去做了县长，迷于仕途，文人气就渐渐少了。鲁迅在1933年6月28日寄台静农的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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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先生（即韦丛芜——引者注）大作，曾以一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衷，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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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惋惜到厌恶，看出对青年人的绝望。寄寓梦想的一代，却以怪态入世，那与诗人的真梦就远了。我读过韦丛芜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文中他坦然地承认了过失，也是有勇气的。暮岁悟道，其景愈凄。人的过错要挽回，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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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语丝》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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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报刊里的故事，有着国民的心史。因为编者的趣味，儒士之风也进入了其中。据说中国最早的报《邸报》，后演变为“小报”和“小钞”。那时的报刊乃宫廷之属，谈不上什么精神见解。明末出现了《京报》，民间参与了经营，情形就有了变化，但仍无读书人独立的空间。只是到了晚清，传教士跑来，“新闻”传媒才有了市场，渐渐演化为知识群落的舞台。近代文人，凡有作为者，多少与报刊有关，有的甚至终身为报人，功德是无量的。康有为之于《知新报》，唐才常之于《湘学新报》，严复之于《国闻报》，梁启超之于《时务报》，都是人所共知的，近代文化的核心东西，与之都有不解的因缘。等到民国以降，报刊的力量已像奔腾的江水，浩荡无阻，驰骋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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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一进入传媒，忘不了的是道德使命，文章免不了说教与感言。我有时翻看《河南》、《浙江潮》，感慨于其间的载道之气，有些力作今人也要叹服的。到了民国之后，商人利益进来，沿海城市的小报林立，市民的俗气飘动，遂多了一些铜臭气。上海滩上一些无聊媒体后来受到左翼文人的抨击，想来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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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说理与低级的趣闻，恰恰是社会的写真，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显得无趣和缺乏智性。《甲寅》、《新青年》问世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儒生的酸腐气和无聊气总算减弱了。但中国的知识人，每每还沉浸于说教的冲动，心性被什么抑制着。即使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在心性的自由创作度上，都是缺少想象和高妙的智慧的。文人也者，一旦陷入道德说理与是非之争，而鲜有幽默与反讽，以及大的悲欣，那么无论言辞如何新，终究育不出精神的新苗。或许我们在这个角度上，才能理解为什么“五四”落潮后，中国出现了《语丝》周刊。鲁迅、周作人那一些人，其实是在暗自走一条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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