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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藏书里，有着完整的《语丝》原刊，这些都存在我的办公室旁。我有时翻阅那些脆黄的纸张，见其间的文字，每每有着神往之情。我们现在哪里还能够看到类似的杂志呢？学识、情调，散淡和自由之风，将汉语书写的无限可能性，都昭示了出来。只是到了《语丝》诞生，中国文坛才有了鲁迅所云“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新锐之气。那是一种好玩、有趣的和知识多样的刊物，话题与文风都不同于以往的报刊。像沉闷的天地间的一道闪电，给人以惊异的冲击。呆板的唯道德化的絮语，终于在此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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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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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诞生于1924年年底。周作人在那年10月24日的日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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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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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丝》后来的发展看，周氏兄弟是其中的主力，所发文章很多。周刊的文章都不长，然而活泼洒脱，属于好玩的那一种。有的幽默笔触让人发笑。该刊的诞生，与那时文坛的分化有关。按鲁迅学生李小峰的解释，是周氏兄弟与孙伏园受到了当局和无聊文人的排挤，遂另起炉灶办起来的。川岛先生回忆这个刊物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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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创刊，比同时期在北平出版的《现代评论》早，第一期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周刊，每星期一出版。开始是一张八页十六开报纸的小型定期刊物，后来，过了一年多改成三十二开十六页的装订本。起初，只是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做《语丝》的一个编辑、校对、发行的地方，并没有社址的，等次年北新书局成立，才由北新书局发行。于《语丝》出版前，曾有一张由孙伏园写的红字白纸约莫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后来也曾经在《语丝》第三期的中缝登过，说明“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也只不过“长期撰稿”而已，这十六个人并不气类完全相同的；而且这十六个人中也有自始至终从不撰稿的人，比如李小峰，并没有在《语丝》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或译品，孙伏园自始至终也不过写了三篇，然而这两个人都与《语丝》有深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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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的分量，我以为是超常的。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卓异的存在。《新青年》那里的文章，只要有眼光和胆量，就可为之。而《语丝》不然，它通篇是自由的喷吐，有高智慧的散发，情趣与境界，都深掩着个性的创造潜能。鲁迅的幽深苛刻，周作人的雅致从容，江绍原的执着和朗然，钱玄同的奇气，都不同于以往的文本。随随便便，任情为之，又不失慈悲之心，在当时而言，确如一缕新风，从文坛荡开去，知识分子在学问之外，还能以如此洒脱之笔，道古往今来，叙人间得失，那就将古板的文坛，变得活泼和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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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凡读过该刊，印象深的是其间的驳杂、幽默和不正经。《语丝》的作者都不那么正襟危坐。鲁迅冷峻而多反讽，周作人随随便便，顾颉刚专和古人作对，写一些骇俗的文章。而江绍原的题目似乎俗调多多，内容却是卓异的。那一群人没有什么教授架子，骂人，讽世，闹怪，均有六朝之风。和现代评论派不同，周氏兄弟多游戏之笔，钱玄同、刘半农等又带有名士之风。《语丝》创刊前后，北京的政治气候与学界气候渐渐变坏。文人中有的沦为政客，有的摆起教授名流的架子。鲁迅等人，便聚在一起，发几句冷言冷语，调侃着周围的世界。《语丝》的发刊词，出自周作人之手，文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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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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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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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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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能否代表撰稿人的普遍意见，不得而知，但这周刊与社会捣乱的用意是一下子能看出来的。周氏兄弟善于用曲笔，正话反说，或庄谐杂出，风格全然不同于正人君子之流。有时不妨说亦有“刀笔吏”之风，骂人骂得痛快。“女师大事件”、“三一八”事件、“李大钊之死”事件，《语丝》上都有强烈的反应。它也并非像周作人所说的那么有“消遣”的意味。此外还能读到废名的怪味文章，林语堂的书卷气短章，连沈从文的漂亮作品也偶可看到，真是郁郁乎文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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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初创时，没有多少经费，发行量亦少。川岛回忆说，起初的印刷费是由周氏兄弟、孙伏园和他自己分担的。因为文章均出于名家之手，无故作高雅之态，均是评古论今之作，很快吸引了读者，第一期再版了七次，印行了15 000份。川岛和孙伏园四处推销，不久就有了资金，可以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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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喜欢《语丝》，我以为是学识、见识、趣味占了上风，并非都是隐逸之作。山林文学的影子是有的，而在我看来，讥世讽时的情怀，是打动读者的主要原因。《语丝》里的文章不一味迁就读者，有的在叙述上具有冒犯性，与传统的阅读习惯是相反的。比如鲁迅的那些散文诗，文法与语调全然不同于古今文人，通篇是玄奥惨烈而又幽深的气息。钱玄同好放奇谈，讲起话来亦多皮里阳秋之态。这些都让一些读者感到新奇而又困惑。有一个叫伯亮的先生来信，说《语丝》滑稽的成分过多，担心它变成低俗的读物。伯亮的坦率让人感动，但却误读了诸君的文章。周作人就在回信里感叹，意思是，中国人被驯化得过于诚实，不能理解隐曲多义的文章。在周氏看来，过于正经的作品，只能培养迂腐的读者。思想是往往产生于不正经之中的。布道说理，只会产生无趣。所以不是滑稽太多，而是过少。从这个主张里能看出那几个人的心绪：嬉笑怒骂、天马行空地往来于世间，是打破沉寂生活的一种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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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语丝》里写得真是高妙奇异，为学林中的翘楚。他的文章几乎没有重复的，每一篇结构都十分特别，有着新奇之处。刺世的有刺世的火辣，诘己的有诘己的冷酷。那时他已与周作人分道了，然而为文的观点却多有相近的地方。由于结怨已深，《语丝》的聚会，鲁迅都不曾参加，失去了和友人饮茶谈天的机会。除了工作，独处的时候多。而周作人那里却高朋满座，显得热闹。这种生活状态，也使二人的文章风格有了不同之处。鲁迅的文章多暗淡肃杀之调，周作人却平静深切得很。二人的分野，构成杂志的两种色调，也将版面的反差变大了。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一些青年也围聚了过来，许多人的名篇问世于此。郁达夫曾谈到二人的作用，尤其讲了鲁迅的一些好话，当是十分可信的。那篇名叫《回忆鲁迅》的文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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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己氏闹翻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了上述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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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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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表面上周作人是《语丝》的领袖，实则是鲁迅在做默默无闻的工作。几年之后，当鲁迅离开北京，在上海定居的时候，他很深情地回忆了《语丝》和自己的关系。实在说来，鲁迅对这个阵地所付出的心血，也是别人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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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闹翻后，也波及了周围的友人。他们共同的熟人只好与周氏兄弟分别交往，八道湾时代的热闹气渐渐分成了两部分。鲁迅身边的人少一些，周作人寓所的人多一点。像孙伏园、川岛、李小峰都是单独与周氏兄弟见面，不想得罪于任一方。他们都欣赏二位的才学，对其有较深的情谊。至于周家内部的矛盾，外人不好道及，彼此绕开这一话题，好像什么也未发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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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创刊前后，正是鲁迅内心最为焦虑苦楚的时期，那些心绪都写到《野草》里去了。他那时的孤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好似每日都细嚼着黄连。他不像周作人那样表面随和，谈不来的，就拒绝交往。其实也不是自恋之心过强，以为自己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他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偶然也有结交新友的冲动。能够和他深交的人，其实并不很多。你看与孙伏园、李小峰、川岛等人的通信，话题点到为止，并不怎么深。这几个人也并非能够理解自己，而他又无与之分手的意愿。鲁迅比周作人不幸的是，可与之对谈的挚友过少。他有时也厌恶自己，内心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语丝》里的许多文章，都留有这些痕迹，一方面是对世间发出冷峻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在咬着自己的肉。如此的苦刑，大约并不能为周围的人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