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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之外，《语丝》的高手还有几位，废名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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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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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1922年考入北大预科，1924年进入北大英文系。虽学的是英文，但对汉语颇为敏感。入北大以前，他就喜欢上了周作人，后来遂成了周作人的学生，关系一直很密。他最早在《语丝》上写文章是1925年初，多是些随感、诗、通信等。《语丝》火热的时候，也正是他与周氏兄弟交往较多的时候。鲁迅、周作人日记多次记有废名来访的情况。在这位初入大学的学生眼里，周氏兄弟的学问和文章，是别人所不及的。《语丝》里出现的废名的短章，明显受到了老师的影响，只是过于晦涩，不像鲁迅、周作人的作品那样酣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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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学习英文和外国文学，却未受到洋八股的影响，文字追随着六朝之人，我想是周氏兄弟文体的影响使然的。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但前者的个性精神与怀疑意识，他是颇为感动的。在一篇评论《呐喊》的文章里，他有着新奇的感受，每个人物，几乎都深化在他的脑子里，欣赏、赞佩的语句是多的。不过鲁迅的那些句子，常人难以学来，倒是周作人的冲淡之笔，让人有温暖之感。所以废名在《语丝》上的文章，仿佛是跟随老师学徒时的练笔，蹒跚地走几步，摇摇晃晃之间，也透出真气，古奥与深切的东西都有了。看他的那几篇《无题》，都清瘦冷峻得很，有的笔锋亦多峭丽，渗透着寒气，像从幽谷里走出的道人，飘飘欲仙，神态超凡。《语丝》因为有了这样的作者加入，品位上就更为不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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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以为在文体的因缘上，他的气质更易和鲁迅接近，但因为性格里儒生的气质过浓，他反而和周作人靠得很紧了。鲁迅内心的惨烈和孤傲，也吓走了一些青年。因而废名只是远远地看着，要贴近鲁迅，谈何容易？1927年4月，他在《语丝》上发表了《忘记了的日记》，谈到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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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本不打算出去，出去也只随便到什么游玩的地方玩玩。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又莫明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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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鲁迅离京之后，废名几乎和鲁迅失去了联系，完全成了周作人的座上客。他到八道湾之频，不亚于钱玄同等人。那时周作人旁边的人，对鲁迅多有微词的。废名或许也受了影响，文章中常见讥刺鲁迅的地方。在上海的鲁迅，知道了这些，也有一些愤愤然，以为是周作人的走狗。《语丝》看似一片净土，实则也有着诸多的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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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的远鲁迅与近周作人，有诸多值得一思的地方。鲁迅的冷峻和惨烈的文风与他的性情太远是一个因素。周作人与人相处比鲁迅要儒雅，加之书香味浓，很易引人。废名和周作人都不善于人际交往，对世风只有态度而无眼光，唯谈乡俗与古物，及域外文明殊有兴致，故彼此心心相印之时过多。看废名的作品多是远离热闹的山林古道，旧事远梦，与他的老师周作人有什么地方颇为相似。他在《语丝》上刊出的短文都安静而怪异，写祠堂、城墙、天灯，都罩着一种幽玄之气，文笔神异。废名不忍写血气的东西，反而神往于静谧的天地。他笔下的情境都像被什么过滤了一遍，杂质的东西甚少，像一个老僧冷冷地打量着世界，暗淡里有悲悯的东西。周作人在文章里喜谈古希腊与日本文明，那其中就有超功利的东西。其中的宁静与古远，大概也吸引了废名。废名文章中偶尔也暗袭周氏遗绪，在氛围上有重合的地方。我读废名的文字觉得清瘦而秀雅，毫无士大夫的痕迹。虽常写草木村落，小桥流水，却不落入俗套，有仙风道骨，跨俗于世。他善于独语，心绪缠着乡愁，而调子却一反古人的沉郁，有时让人想起法国米勒诸人的绘画，寂寞的天地间有着无边的爱。周作人的散文中偶能看到类似的意象，而废名却将此放大，从周作人出发，又高于周作人，实在不易。《语丝》有了他的加入，就多了新奇的东西，周作人一派的力量大增，林语堂、顾颉刚、江绍原等，受到周作人的影响，都比鲁迅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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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周作人何以比鲁迅那么易让人接受，废名后来有过交代，不妨作为一个注解。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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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与岂明先生重要的不同之点，我以为也正就是在一个历史的态度。鲁迅先生有他的明智，但还是感情的成分多，有时还流于意气，好比他曾极端的痛恨“东方文明”，甚至于叫人不要读中国书，即此一点已不免是中国人的脾气，他未曾整个的去观察文明，他对于西方的希腊似鲜有所得，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也缺少理解，其与提倡东方文化者固同为理想派。岂明先生讲欧洲文明必溯到希腊去，对于希伯来、日本、印度、中国的儒家与老庄，都能以艺术的态度去理解它，其融汇贯通之处见于文章，明智的读者谅必多所会心。鲁迅先生因为感情的成分多，所以在攻击礼教方面写了《狂人日记》，近于诗人的抒情；岂明先生的提倡净观，结果自然的归入于社会人类学的探讨而沉默。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鲁迅他本来是一个cynic，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思。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周作人散文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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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这一段话，至少可以明白如下的看法：废名的赞扬周作人，一是有“净观”的态度，二是有渊博的学问。这两点对青年废名而言，正是心仪之所。我们不能说废名不对，但亦应看到明显的缺失。只从纯然的书斋视角打量万物，固然不失佳态，但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王国，没有冲荡的气韵和大爱大悲之勇气，是难以冲破苦难的罗网的。实际的情况是，《语丝》里的文章，鲁迅的受众面要多于周作人。后者限于知识群落的喜爱，鲁迅的文章则青年学子、社会青年均能接受，且崇拜者甚多。以气夺人，以情动人，以境洗人，这不仅周作人难以做到，废名也难以企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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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废名，俞平伯和周氏兄弟的关系也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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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生于1900年，是俞樾的曾孙。191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北大的名师多多，黄侃、胡适、刘半农、朱希祖、刘师培、陈独秀等都颇有声望，对俞平伯均有影响。从家学与个人气质上讲，俞氏应与复古派的人物亲和，是旧派的一族，但受新潮影响，竟和《新青年》中人关系密切。他的性格和爱好，都适合于做考据一类的工作，文章也有明清士大夫的意味。他明明可以在古书里久久浸泡，走曾祖父那样的路，但新文化运动来了，他的精神便有了变化，被胡适那些人感动。1919年《新潮》月刊创刊，俞平伯成了其中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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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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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章特点是，喜欢鉴赏，弱于思辨，和陈独秀那类文体较为隔膜，倒是周氏兄弟的短文令其感动，有的文字是受到周氏兄弟二人的启发而喷吐出来的。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节烈观》，炽烈的气韵打动了俞平伯，他有感而发，在《新潮》上刊出《我的道德谈》，叙述语态也不自觉地染有鲁迅气息。俞平伯那时还是个青年，文体虽然幼稚，却深含儒雅之气，不久便被鲁迅注意到。多年后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还选了俞平伯的《花匠》，对这个昔日友人怀着一种期待。俞氏曾听过鲁迅的课，《中国小说史略》的细节和逻辑方式，给他的震动不小。1923年8月，那时鲁迅与周作人已经分手了，俞氏并不知道内幕。那个月初在致周作人的信中他谈到下半年拟在上海大学教中国小说，希望周作人能借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讲义以做参考。自然未能如愿，俞氏便只好亲自到鲁迅那里取来。他对周氏兄弟一向敬重，以为其学问是高深的。在周氏兄弟之间，他更亲近周作人，在什么地方有相通的地方。比如喜谈古书，爱看旧物，疏于创作而沉浸于书话之中。俞氏周围有许多博学之士，但他最觉渊博可亲者是周作人先生。在和钱玄同、废名、江绍原等人的交谈里，他常掩饰不住仰慕周作人之情，在他一生中，是少有的情形。周作人对俞平伯的亲近，也是少见的。看两人的通信，既是师生，也像兄弟，可谓相通者多。《语丝》创刊伊始，周作人就致信俞平伯，拉其入伙。在周作人眼里，有俞平伯这样的人加入，刊物是多一些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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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在创作上的天赋并不很高，文章沉闷的地方多。他的作品深染书卷气，像是被什么绊住了脚，不能洒脱地前行。对古典的掌故和文史脉络殊有情趣，然而灵动不够，拘泥于版本目录之学，智者之思较弱，上不及周氏兄弟，下无废名那样的幽深清峻，在格调上显得平平。他在“五四”之后名气渐大，和汇入周作人门下有很大关系。新文化运动初期，他写过不少的新诗，给人较深的印象。加之一些著作由周作人作序，也得以流行。翻阅他在《语丝》上的文章，调子都很单纯，既无鲁迅的黑暗感，也无周作人的明亮，因为稚气而率真，赢得了读者的目光。俞平伯外表上给人旧式文人的样子，但他的诗却大胆得很，细腻中多缠绵之音。他在《语丝》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竟是情诗，在韵律上有一点《玉台新咏》之气，儿女间的美意写得较为浓艳。但他的随笔，尤其是关于时政的短文，则金刚怒目，言他人所不言，叛逆的火气含于其中，看法又不无新意。《语丝》曾刊有他的《文训》、《雪耻与御侮》、《质西谛君》，见解常常在庸儒之上，说不定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旧文人气反而淡了许多。看他那时的文章，对文化上的反省是自觉的，没有民族主义的狭隘的调子。比如抵制洋货，在那时成为风气，他却随苦雨斋主人一道，警觉民粹意识的滋长，希望国人从练内功入手，脱胎换骨。1925年，他在《语丝》上与郑振铎有过一场争论，题目是如何对待排日的问题。俞氏强调从自我反省开始，不是一味地喊反抗的口号；郑氏则以为，人被压迫时，其首在反抗，聊自解嘲的方式存有问题。这个争论看似小话题，实则是后来左翼文人与苦雨斋诸君分歧的所在，也是鲁迅与周作人走向深层对立的前奏之一。俞平伯的看法不无深刻的地方，但也显得过于简单，未从更深的角度开掘。这个争执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才越发地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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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的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俞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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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俞平伯实在不是好的新诗人和时评家，他的特长在考据与诗词鉴赏上。那本关于《红楼梦》考辨的书，写得实在精彩，从文本的细读里深解历史，逻辑方式与语言表述均有奇处，一时被世人称道。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也用过他的材料，至于胡适、顾颉刚对其亦多有誉词。俞平伯一生著述多多，我的看法是，他在“红学”上的进步，非常人可比，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古今结合了。他既谙熟于版本与史料，又有现代人的目光，非儒林间迂腐之论。文字又光润古朴，如潺潺流水，读之爽心悦目。鲁迅与周作人喜欢他，是否因了其“红学”上的见识，也未可知。但这个忠厚老实又无伪态的青年给众人带来了愉悦，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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