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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炳昶知道自己在读一本无字之书。所到处与所感处,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一路上读王国维遗著,翻阅洋人杂著,体味固然多多,然而风尘里的考察所得,已非书本的东西那么简单。他甚至发现了王国维的失误,洋人的漏洞,这些都是先前所未料到的。感染徐氏的是科考的过程,这对他完全而言是陌生的领域。他也于此触摸到了西学中重要的优长。一日他的日记有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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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颇暖,最低温度零上二度八。早餐后看赫定先生同哈士纶上船。赫定先生量船长,量水流速度(岸上量一个底线,掷一物于水中,看它走几秒钟,做三四次后始定)后始上船。哈士纶则赤足裸四肢,只着一毛背心,一短裤,俨然一水手,在后持棹管船。此时颇有风,落叶飘飘,黄流滚滚,二人乃乘一叶扁舟沉没于河湾林中,这是什么样的境地!并且对于这事件,他们还有很可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于万无可设法之中,总要自己设种种法子,去达到目的;一次两次不成功,能试验到五次六次;别人不能帮助,就自己亲身下去!他们一定要用船游额济纳河的计划,我们中国人现在还有笑他们的,然后知中外人的局度器识果不易相及也!再者他们这一次的游,在科学上也有大的关系,因为从前的人永远没有在船上作一幅额济纳河的详图,赫定先生此次所作图还是一种新东西。大家总是觉得治科学的人的生活太嫌枯燥,缺乏美感,我从前对于这一类的意思就不很相信。今天的感觉就是科学家的生活与美术完全相合,因为他们的目标全是自然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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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透露出的,是唯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者才有的心绪。徐氏对洋人的敬佩,毫无媚气。忧患深深的人,一旦看到摆脱旧路的新径,如果选择了它,则会有满沐春风的冲动。西行的路上,他们吃了无法想象的苦头,疾病、险境、饥渴在徐氏笔下均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他特别爱写内心的学术体悟。比如西北的高校如何建立,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问题,教育中不惬人意的偏文轻理的现象,国民性的弱点应如何克服,等等。这完全是精神的独语,一个人面对亘古的荒凉,在孤寂里想到的竟是这些,那是有哲学家的冲动的。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册旧书,一是感到其学识的丰厚:古人的与洋人的遗产,都有涉猎,有的见解颇深。二是发现他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内心像海洋般涌动,一望无涯,偶尔闪动的诗句,如夜空里的月光,散着迷人的色泽。徐炳昶的墨迹多年只在考古界被流传着,文坛却并不知道。我以为现代史上,日记体的文学显得过于单薄,内涵简约。而《徐旭生西游日记》却容纳着那么深广的内蕴。哲学的、史学的、地理学的、民俗学的、文学的东西都有。那是一个闪着智慧的世界,在精神的维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尤为惊异的是,作者朗然的、从容而悲壮的语态,滚动着中国知识分子金子般的智性。远离高贵、荣誉、世俗,甘心沉入到远古,沉入到无人的荒漠之地。而那一颗心,却与我们的世界贴得那么近。大的哀痛,是以洗刷自我方能解脱的。徐炳昶与中国的学人在一次死亡的挑战里,获得了精神的涅槃。试比较一下上海滩上无病呻吟的诗句,北平胡同里悠然的琴声戏文,中国考古队足下写就的却是惊鬼泣神的生命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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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我更为感动的,还有袁复礼先生的西行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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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到“流沙坠简”的字样,就暗自想象过西部神奇的过去,这四个字,仿佛将久违了的历史还原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当年选择它为书名,是饱含着对西部文明的敬意,直到后来,高尔泰这一代人在西北的敦煌苦苦劳作的时候,还喜欢用这一类意象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我留心前人的文字,觉得文人笔下的沙漠与田野考古者笔下的荒野,在质感上有很大的区别。诗人喜欢引申题旨。秦汉的云烟与己身的苦楚集于一体,浩叹是深广的。高尔泰写其初入敦煌时的感受,就悲气淋漓,有着久久的诗韵。但对比那些科考队的科学家的考察笔记,另一种色调便出现了。人生的经验被一种理性的目光注视着,兴奋点却在自然结构的透视上。科学家置身于无人之地,是与地质里的遗迹对话、交流,内心呈现的是另外一种色泽。1927年那次西部考察,留下了诸多文献,那多出于自然科学家之手,阅之亦有快感。那样的书写全然不同于散文家的滥情,是一些透明闪光的智性。沙漠枯河间的记述里,是有着现代人才有的精神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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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复礼是那一次西征队伍里最有学术实力的中方科学家。由于他的存在,整个活动有了实质性的成果。八十余年过去了,读着他留下的字迹,不由得颇生敬意。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亦有很高妙的文学造诣,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不知道为什么今人就很少有此类的复合型人才。查袁复礼的史料,都是学术式的描述,几乎看不出什么风风雨雨。但你细细品味,却有着一串串的故事。1893年在北京出生,191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15年到美国布朗大学读书,开始接触地质学理论,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专业。1921年回国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实践。那一年他随几个洋人去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绘制了一幅《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据一些专家说,这是民国间中国的第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也奠定了袁氏在考古界的地位。1937年春他的油印本《蒙新五年行程纪》在学界流行,让人略窥1927年的那次西部考古的实绩。这是一本与《徐旭生西游日记》同样重要的文献,考古界对这一册小书的评价一直很高。如果要了解考古思想史,我们是不得不翻阅这一册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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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质学为己任,且终身献身于此,袁复礼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新中国的几代地质探险者,都受到了他梦幻般的召唤,他的一些传奇的经历像火种般点燃了后人的热情。气象学家李宪之在《袁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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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9日,我们四个学生和中外考察团成员,由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和瑞典方面的团长斯文·赫定带领,从西直门车站出发赴包头,袁老师因事晚走两天。搭考察团专车去包头的还有北大李四光教授和五名地质系学生(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及一名日本学生)。在火车上,李先生给我们讲这讲那,但我们听不太懂。在北大校园里,我们常在路上碰到李先生,这次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们都非常兴奋。5月10日晚,大队到达包头,袁老师13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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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新疆的路上,在包头的北边工作了两个多月,我同袁老师常在一起,考察团分为南队、北队和中队三个分队,我在中队,袁老师在南队,我们的工作有分有合。我随德国气象学家赫德(Haude)到哈密筹建气象台,当地政府误认为我们是冯玉祥派来攻打新疆的军队,多方拦截,并把我们从哈密送往乌鲁木齐。后来到若羌建立了气象台,一年后回到乌鲁木齐,又和袁老师在一起工作和学习。袁老师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老师出面。他英语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跟年轻人也处得很好,生活上照顾我们很周到,吃西餐时教我们如何使刀子、叉子;工作之余,教我们唱英文歌,跟我们一起跳舞,他还爱给大家讲笑话。袁老师是个乐观主义者,和他在一起,就不觉得苦,就不感到累。他知识面很广,我们问他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给我们几个搞气象的年轻人指出研究方向,他说:气象、气候、海洋、大气物理、海洋学这些方面都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问题,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还有地震、地磁也没有人研究,你们都可以研究。对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多方面收集资料,为后来选定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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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在袁复礼身上好似也看到了与徐炳昶相近的东西。那一代科学家的乐天、果敢、勇于牺牲的一面,其实是嫁接在科学理性的传统上的。袁复礼的谈吐没有口号与道德演绎,实证逻辑与严明的理性散落在周身。他的西行笔记写得干净饱满,文白相间的字句流淌着智慧。我看他的笔记忽地想起“五四”文人,精神是朗照的,没有旧文人的老朽气。文章多是考古实录,看不到渲染己身夸大之词,就那么原原本本地记录着那一次艰难的跋涉。文中写寻觅石器、恐龙化石、植物化石、古人遗址等,亦多文人的诗情,词句古朴劲健,让人想起《梦溪笔谈》、《水经注》的气韵。他的叙述不像徐炳昶那样易成幽情,只记过程,趣在文物地貌之中,偶有感叹,也只是轻描淡写,而韵致不凡。《蒙新五年行程纪》勾勒出一行人风餐露宿的悲壮之景,心和远古的苍生,以及茫茫的古道紧贴着,和沙石古物默默对流着。草木荒岭之空漠、死寂被发现旧迹的热情驱走了。在狼群、死海、沙暴之中,却看不到一丝畏缩与忧虑,一颗高贵的心照耀着枯湖野地、沙砾残岩。每每阅其文字,均有身临其境之感,你看他写途中所感,何等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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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同人随车路西行,至胜金口,余与黄仲良、刘春舫则雇用蒙兵之马匹及汉回引路,由土马窦谷至赛尔吉布图拉。沿沟见石层向北及东北三十度斜倾,斜角约五十度。除附近及黄土沙丘外,岩层分三大层:一为上新统之砂砾层,二为白垩纪及下新生代之泥岩及砂岩,三为侏罗纪之页岩及砂岩,岩石或红或灰互相参间,异常鲜艳。北部有断层二,约为新生代中期之变动作用,其上之洪积统称黄土,均平行无倾斜。此带地区,化石虽少,惟层岩变化甚多,应详加考查。或每寸每分,均能详为分析,则此区之远古天气变化,或能得一确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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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吉布图拉有一土塔,其置佛像之龛皆已空空,一无所存。其内部墙梯上之墙泥未脱者,尚有“真元四年日画真俗丘本唐”数字,唐德宗时(西历纪元后七百八十八年)遗墨也。后即沿小山南麓西行,午时至土峪沟,由本地乡约招待,遍视沟东之佛洞。虽历经各国考古家发掘,亦仍有未动者。余等只就已发掘地点试掘,有随行缠头儿童多人帮助,掘得破碎经片数百张,其中字迹尚多良好。下午二时许即离去,复穿小山北行,值苏巴什之南,再西转,沿小山北麓,至胜金口。此时处小山西端,其西北有贝滋克利克亦唐时佛洞,未经前人掘毕者。以时过晚,未得前去,晚间购得自该地出土之经一纸背有畏兀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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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胜金口处天山南一台上。在西南即下降至吐鲁番盆地,盆地上之土壤,不尽一致。东部为盐质沙壤,多芦草,而无水渠灌溉之利,故不能耕植,多为牲畜饲牧之区。吾人疲驼七只,即寄牧于此。近吐鲁番则为黄土层,然常受山水冲刷,故多沟壑。吐鲁番城东六十里为苏公塔,唯一保存之早年建筑物也。其左近庄村,则皆废圮矣。再前行,皆农地,甚富庶。吐鲁番东关甚长,街道亦宽大,吾人宿邻近东门外之客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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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探险对学人的刺激,当比书斋里的悠然爬梳刻骨铭心。我们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见其论证西域文字,浩叹其博矣深矣,那是智慧之火,别人是难以发散出来的。而袁复礼的文字,则有血肉之感,学识是从血汗中所得,其中就有了王国维所无的生命的律动。袁氏的著述有史有诗,有古物亦有人生,西去路上的险途恶径,当比《观堂集林》更惊心动魄。袁复礼和徐炳昶在今天显得那样诱人,乃是学识和人生的交融,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而言,仅是那种敢于向陌生和极限挑战的一面,那便是坐而论道者所不及的。胡适在“五四”前后大讲实证精神,那也只是书本中的实践。而能到荒岭野路里实地勘测,阅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得到的是未知的东西,那显然是另一个境界。我有时想,像王国维这样的人,晚年在学业上大放光彩,是借助了考古学家的力量的。如不是西方人在西域发现了古物器皿,一些历史的痕迹就更为模糊了。近代以来史学与科学在中国的进步,探险者的考察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民国的拓荒者们,真是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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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月下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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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在上海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发起创办了《新月》杂志,在左翼文学势力猛抬头的时候,这一本清丽、洋气又具书卷味的杂志激起了文坛的波澜。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裸体的女子高举着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那画并不精致,较之画家后来的作品逊色很多。但这一唯美的倾向,配着内中的诸多半是贵族腔半是教授腔的文字,向人们透露了这份新生杂志的信息: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作者的队伍似乎是从现代评论派那里转过来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加上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与上海左翼文学的阵容大异。此后的几期,又增添了新的面孔:凌叔华、潘光旦、罗隆基、苏雪林、陆侃如等。《新月》的主力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每个人的个性不一,审美视角亦有差别,而在心绪的背后,有一个相近的背景,那就是远离血色与杀声,静静地沉浸在唯美的世界里。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月,类似的杂志并不稀奇。而不幸恰逢乱世,在血雨腥风中,柔柔地躺在象牙塔里吟风弄月,自然引起读者不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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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的面孔是受过洋风吹洗的,创作与批评都有分量,况且还有诸多学人的研究札记,在那时的文坛自然很有锐气。作者们大抵不喜欢阶级斗争的厮杀,唯有美与爱乃精神的寄托。徐志摩在创刊号上写的《〈新月〉的态度》,被人说成该派文人的精神宣言,其美学观与精神走向,是一看即明的。徐氏在文章中说,文坛大概有13个流派,它们是:(1)感伤派;(2)颓废派;(3)唯美派;(4)功利派;(5)训世派;(6)攻击派;(7)偏激派;(8)纤巧派;(9)淫秽派;(10)热狂派;(11)稗贩派;(12)标语派;(13)主义派。徐志摩对其中的一些文学流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高傲地指责非理性文学的流行乃是一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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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敢赞许感伤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乳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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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文章写得气势很足,诗意与学理的因素都有一些,看法呢,未尝不是真诚的独语,也切中了文坛流俗的要害。只是在谈及左翼文学时,显得说教的空洞,未能窥到深层的东西。就观点看,徐志摩主要是针对左翼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弊病也尽入眼中,难说不是道破玄机。但那时的青年左翼文人背后的存在,确有大时代的阴晴之迹,以超人性的哲理判其死刑,也未免不是太简单化了的妄议。新月社的态度,昭示了一种脆弱的人文理念的诞生。其后很长一个时期,流音不断。我在近几年常可看到为其辩护的宏文。徐志摩、梁实秋的文字获得了不断被解析的意义,也未尝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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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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