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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到“流沙坠简”的字样，就暗自想象过西部神奇的过去，这四个字，仿佛将久违了的历史还原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当年选择它为书名，是饱含着对西部文明的敬意，直到后来，高尔泰这一代人在西北的敦煌苦苦劳作的时候，还喜欢用这一类意象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我留心前人的文字，觉得文人笔下的沙漠与田野考古者笔下的荒野，在质感上有很大的区别。诗人喜欢引申题旨。秦汉的云烟与己身的苦楚集于一体，浩叹是深广的。高尔泰写其初入敦煌时的感受，就悲气淋漓，有着久久的诗韵。但对比那些科考队的科学家的考察笔记，另一种色调便出现了。人生的经验被一种理性的目光注视着，兴奋点却在自然结构的透视上。科学家置身于无人之地，是与地质里的遗迹对话、交流，内心呈现的是另外一种色泽。1927年那次西部考察，留下了诸多文献，那多出于自然科学家之手，阅之亦有快感。那样的书写全然不同于散文家的滥情，是一些透明闪光的智性。沙漠枯河间的记述里，是有着现代人才有的精神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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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复礼是那一次西征队伍里最有学术实力的中方科学家。由于他的存在，整个活动有了实质性的成果。八十余年过去了，读着他留下的字迹，不由得颇生敬意。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亦有很高妙的文学造诣，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不知道为什么今人就很少有此类的复合型人才。查袁复礼的史料，都是学术式的描述，几乎看不出什么风风雨雨。但你细细品味，却有着一串串的故事。1893年在北京出生，191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15年到美国布朗大学读书，开始接触地质学理论，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专业。1921年回国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实践。那一年他随几个洋人去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绘制了一幅《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据一些专家说，这是民国间中国的第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也奠定了袁氏在考古界的地位。1937年春他的油印本《蒙新五年行程纪》在学界流行，让人略窥1927年的那次西部考古的实绩。这是一本与《徐旭生西游日记》同样重要的文献，考古界对这一册小书的评价一直很高。如果要了解考古思想史，我们是不得不翻阅这一册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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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质学为己任，且终身献身于此，袁复礼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新中国的几代地质探险者，都受到了他梦幻般的召唤，他的一些传奇的经历像火种般点燃了后人的热情。气象学家李宪之在《袁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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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9日，我们四个学生和中外考察团成员，由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和瑞典方面的团长斯文·赫定带领，从西直门车站出发赴包头，袁老师因事晚走两天。搭考察团专车去包头的还有北大李四光教授和五名地质系学生（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及一名日本学生）。在火车上，李先生给我们讲这讲那，但我们听不太懂。在北大校园里，我们常在路上碰到李先生，这次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们都非常兴奋。5月10日晚，大队到达包头，袁老师13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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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新疆的路上，在包头的北边工作了两个多月，我同袁老师常在一起，考察团分为南队、北队和中队三个分队，我在中队，袁老师在南队，我们的工作有分有合。我随德国气象学家赫德（Haude）到哈密筹建气象台，当地政府误认为我们是冯玉祥派来攻打新疆的军队，多方拦截，并把我们从哈密送往乌鲁木齐。后来到若羌建立了气象台，一年后回到乌鲁木齐，又和袁老师在一起工作和学习。袁老师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老师出面。他英语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跟年轻人也处得很好，生活上照顾我们很周到，吃西餐时教我们如何使刀子、叉子；工作之余，教我们唱英文歌，跟我们一起跳舞，他还爱给大家讲笑话。袁老师是个乐观主义者，和他在一起，就不觉得苦，就不感到累。他知识面很广，我们问他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给我们几个搞气象的年轻人指出研究方向，他说：气象、气候、海洋、大气物理、海洋学这些方面都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问题，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还有地震、地磁也没有人研究，你们都可以研究。对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多方面收集资料，为后来选定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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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在袁复礼身上好似也看到了与徐炳昶相近的东西。那一代科学家的乐天、果敢、勇于牺牲的一面，其实是嫁接在科学理性的传统上的。袁复礼的谈吐没有口号与道德演绎，实证逻辑与严明的理性散落在周身。他的西行笔记写得干净饱满，文白相间的字句流淌着智慧。我看他的笔记忽地想起“五四”文人，精神是朗照的，没有旧文人的老朽气。文章多是考古实录，看不到渲染己身夸大之词，就那么原原本本地记录着那一次艰难的跋涉。文中写寻觅石器、恐龙化石、植物化石、古人遗址等，亦多文人的诗情，词句古朴劲健，让人想起《梦溪笔谈》、《水经注》的气韵。他的叙述不像徐炳昶那样易成幽情，只记过程，趣在文物地貌之中，偶有感叹，也只是轻描淡写，而韵致不凡。《蒙新五年行程纪》勾勒出一行人风餐露宿的悲壮之景，心和远古的苍生，以及茫茫的古道紧贴着，和沙石古物默默对流着。草木荒岭之空漠、死寂被发现旧迹的热情驱走了。在狼群、死海、沙暴之中，却看不到一丝畏缩与忧虑，一颗高贵的心照耀着枯湖野地、沙砾残岩。每每阅其文字，均有身临其境之感，你看他写途中所感，何等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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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同人随车路西行，至胜金口，余与黄仲良、刘春舫则雇用蒙兵之马匹及汉回引路，由土马窦谷至赛尔吉布图拉。沿沟见石层向北及东北三十度斜倾，斜角约五十度。除附近及黄土沙丘外，岩层分三大层：一为上新统之砂砾层，二为白垩纪及下新生代之泥岩及砂岩，三为侏罗纪之页岩及砂岩，岩石或红或灰互相参间，异常鲜艳。北部有断层二，约为新生代中期之变动作用，其上之洪积统称黄土，均平行无倾斜。此带地区，化石虽少，惟层岩变化甚多，应详加考查。或每寸每分，均能详为分析，则此区之远古天气变化，或能得一确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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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吉布图拉有一土塔，其置佛像之龛皆已空空，一无所存。其内部墙梯上之墙泥未脱者，尚有“真元四年日画真俗丘本唐”数字，唐德宗时（西历纪元后七百八十八年）遗墨也。后即沿小山南麓西行，午时至土峪沟，由本地乡约招待，遍视沟东之佛洞。虽历经各国考古家发掘，亦仍有未动者。余等只就已发掘地点试掘，有随行缠头儿童多人帮助，掘得破碎经片数百张，其中字迹尚多良好。下午二时许即离去，复穿小山北行，值苏巴什之南，再西转，沿小山北麓，至胜金口。此时处小山西端，其西北有贝滋克利克亦唐时佛洞，未经前人掘毕者。以时过晚，未得前去，晚间购得自该地出土之经一纸背有畏兀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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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胜金口处天山南一台上。在西南即下降至吐鲁番盆地，盆地上之土壤，不尽一致。东部为盐质沙壤，多芦草，而无水渠灌溉之利，故不能耕植，多为牲畜饲牧之区。吾人疲驼七只，即寄牧于此。近吐鲁番则为黄土层，然常受山水冲刷，故多沟壑。吐鲁番城东六十里为苏公塔，唯一保存之早年建筑物也。其左近庄村，则皆废圮矣。再前行，皆农地，甚富庶。吐鲁番东关甚长，街道亦宽大，吾人宿邻近东门外之客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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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探险对学人的刺激，当比书斋里的悠然爬梳刻骨铭心。我们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见其论证西域文字，浩叹其博矣深矣，那是智慧之火，别人是难以发散出来的。而袁复礼的文字，则有血肉之感，学识是从血汗中所得，其中就有了王国维所无的生命的律动。袁氏的著述有史有诗，有古物亦有人生，西去路上的险途恶径，当比《观堂集林》更惊心动魄。袁复礼和徐炳昶在今天显得那样诱人，乃是学识和人生的交融，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而言，仅是那种敢于向陌生和极限挑战的一面，那便是坐而论道者所不及的。胡适在“五四”前后大讲实证精神，那也只是书本中的实践。而能到荒岭野路里实地勘测，阅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得到的是未知的东西，那显然是另一个境界。我有时想，像王国维这样的人，晚年在学业上大放光彩，是借助了考古学家的力量的。如不是西方人在西域发现了古物器皿，一些历史的痕迹就更为模糊了。近代以来史学与科学在中国的进步，探险者的考察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民国的拓荒者们，真是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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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170302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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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月下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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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在上海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发起创办了《新月》杂志，在左翼文学势力猛抬头的时候，这一本清丽、洋气又具书卷味的杂志激起了文坛的波澜。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裸体的女子高举着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那画并不精致，较之画家后来的作品逊色很多。但这一唯美的倾向，配着内中的诸多半是贵族腔半是教授腔的文字，向人们透露了这份新生杂志的信息：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作者的队伍似乎是从现代评论派那里转过来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加上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与上海左翼文学的阵容大异。此后的几期，又增添了新的面孔：凌叔华、潘光旦、罗隆基、苏雪林、陆侃如等。《新月》的主力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每个人的个性不一，审美视角亦有差别，而在心绪的背后，有一个相近的背景，那就是远离血色与杀声，静静地沉浸在唯美的世界里。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月，类似的杂志并不稀奇。而不幸恰逢乱世，在血雨腥风中，柔柔地躺在象牙塔里吟风弄月，自然引起读者不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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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的面孔是受过洋风吹洗的，创作与批评都有分量，况且还有诸多学人的研究札记，在那时的文坛自然很有锐气。作者们大抵不喜欢阶级斗争的厮杀，唯有美与爱乃精神的寄托。徐志摩在创刊号上写的《〈新月〉的态度》，被人说成该派文人的精神宣言，其美学观与精神走向，是一看即明的。徐氏在文章中说，文坛大概有13个流派，它们是：（1）感伤派；（2）颓废派；（3）唯美派；（4）功利派；（5）训世派；（6）攻击派；（7）偏激派；（8）纤巧派；（9）淫秽派；（10）热狂派；（11）稗贩派；（12）标语派；（13）主义派。徐志摩对其中的一些文学流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高傲地指责非理性文学的流行乃是一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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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敢赞许感伤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乳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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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文章写得气势很足，诗意与学理的因素都有一些，看法呢，未尝不是真诚的独语，也切中了文坛流俗的要害。只是在谈及左翼文学时，显得说教的空洞，未能窥到深层的东西。就观点看，徐志摩主要是针对左翼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弊病也尽入眼中，难说不是道破玄机。但那时的青年左翼文人背后的存在，确有大时代的阴晴之迹，以超人性的哲理判其死刑，也未免不是太简单化了的妄议。新月社的态度，昭示了一种脆弱的人文理念的诞生。其后很长一个时期，流音不断。我在近几年常可看到为其辩护的宏文。徐志摩、梁实秋的文字获得了不断被解析的意义，也未尝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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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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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新月派，史家们自有看法。它对后来文化的辐射，时断时续，在今日仍有众多的同情者。近代以来，中国每陷内乱，怨怼之声四起，偶也流出中正平和之声，却无奈江河激愤，人文的暖风终被吹散。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都是和善之人，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都有诸多可赞之处。文艺观的形态，也自成一家。比如都欣赏儒雅的诗文，或是沙龙里的吟哦，或为戏台中的歌咏，他们讲究纯之又纯，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似蒸馏水被过滤了一般，没有杂质者皆为上品。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里，就感叹浪漫主义对规律的破坏，而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梁实秋和徐志摩都觉得，过分的紧张、焦虑是不好的，大概为病态所囿，那是大有问题的。梁实秋就直接批评法国的卢梭，挖苦其患着热病与自大狂，虽是天才，却是非常态的、可怖的天才，对人类的精神是有负面作用的。而他推崇的，则是白壁德的新古典主义，深信情感想象的理性节制的重要。梁氏的话，不仅徐志摩深以为然，连胡适、闻一多等人，也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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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月》杂志创刊前的五年，即1923年，徐志摩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新月社。关于“新月”二字的来源，说法不一，我觉得，大概是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转用过来的。因为那一年徐志摩曾热情地陪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对其推崇备至。据说新月社创立的初衷，只是提倡戏剧，地点在松树胡同七号。成员有胡适、张君劢、丁文江、林长民、林徽因、闻一多、丁西林等。这个圈子的人以教授为多，受过西学的熏陶，在氛围上有着与别的文人团体不同的韵致。他们似乎都深爱学术，钟情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绝无语丝社的“匪气”和莽原社的清冷之风。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人，在精神气质上大异于留日归国者，绅士的遗风多少伴随着众人，阅读习惯是学院派的冷观居多，不太注意民间性与当下性。学问趋于纯，是规范的、象牙塔式的。他们在行为上重节制，以含蓄为美。纵然有徐志摩那样以爱为上的诗人，可也天真得可爱，内心没有黑暗的遗存，可爱与可笑均在，不分彼此。许多年后创办的杂志《新月》，倒是这群人意识的注释。文学的梦和精神里的维度，都于此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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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流派要在文学潮里形成气候，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创作上有相近的倾向，审美的向度可造成一股余力，渐次影响文化的进程；其二乃是有理论上的自觉，精神有着自主的轨迹，或为一哲学的呼应，或是旧传统心理的一种转换。这两者互为依存，在态度上近于一致，从感性的层面到理性的高度皆自成调式，引人进入新奇的园地。新月派是松散的团体，作家的气质几乎没有乡俗与市井的印痕，说其有贵族的气韵也是对的。闻一多诗歌的精英笔法，梁实秋散文的华贵气味，沈从文凝重的神异之趣，胡适温文尔雅的语态，徐志摩浓艳的抒情句式，陈梦家诗句的含蓄有力，不仅较《新青年》当年的风尚很远，而且与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的浪漫之舞相比简直是别有天地，没有神似的地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理论家，在精神上似乎比胡适更能给新月社注入新血。《新青年》解体之后，胡适的独语已经结束，再也释放不出新的内涵。梁实秋因为新从美国归来，头上又戴着新人文主义的帽子，恰好点到徐志摩诸人的穴位，力主宽容而非暴力，静观而非冲动，个性的独思而非庸众的盲从，把胡适的实验主义过渡到白壁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前者是哲学的沉思，后者乃审美的漫游，而这漫游在文学上进一步深化了贵族文人的情境，为分散的、零乱的写作个体找到了聚光点，于是幽玄儒雅温润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和新生的左翼队伍分庭抗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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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在那时心灵中的天性，透出精神的单一，旧文人的阴暗、诡谲在其身上是看不到的。他们有时单纯得通体透明，像未曾染尘的湖水，涵蕴着清澈的情思。奇形的、晦暗的、无序的思想之流在心里没有位置，或说受到了抑制。他们倾吐了苦水，却未跳入苦海；嘲笑了黑暗，却有意逃避了鬼影。在最残忍的画面后，却可体察到一种安宁的美。例如沈从文，笔触未尝没有尘世的阴影，可心绪抑制不住对善意之光的捕捉，以至于把故土的一切单一化和唯美化了。徐志摩写己身的经历，亦常有悲腔的运用，别离之怨与失恋之语，有着童贞的气味。但毕竟是稚气的、浅层次的诉求，未去黑暗的王国进行心灵的追问，清词丽句之间，照例脱不了贵公子式的缠绵。至于陈西滢，讲学理与诗文，与梁实秋较为接近，只是绅士的架子未落，端着面孔，文章未尝不是戴着面具，激进的青年大概不会亲近于他，可一般青年读者，从那舒缓有致的文风里，窥见了天下的一种常识。学问深切的潘光旦，写起文章毫无废话，他那时注重民俗与国民性的研究，泼墨之间，有着逻辑的张力，《新月》上的文章，让人窥见了社会学家严明的思维，其谈论日本与德国民众气质的长文，不设虚言，材料丰富，显示了那代学者的气象。20世纪20年代末的学术较为活跃，流派亦多。《新月》里的面孔，是高贵的教授之影，不是布衣的对白，你绝听不到粗野的国骂和神经质的仇语。他们穿着西服或长衫，有一条深深的沟，把饥色和忧郁民众隔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