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1730
第一次读到“流沙坠简”的字样,就暗自想象过西部神奇的过去,这四个字,仿佛将久违了的历史还原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当年选择它为书名,是饱含着对西部文明的敬意,直到后来,高尔泰这一代人在西北的敦煌苦苦劳作的时候,还喜欢用这一类意象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我留心前人的文字,觉得文人笔下的沙漠与田野考古者笔下的荒野,在质感上有很大的区别。诗人喜欢引申题旨。秦汉的云烟与己身的苦楚集于一体,浩叹是深广的。高尔泰写其初入敦煌时的感受,就悲气淋漓,有着久久的诗韵。但对比那些科考队的科学家的考察笔记,另一种色调便出现了。人生的经验被一种理性的目光注视着,兴奋点却在自然结构的透视上。科学家置身于无人之地,是与地质里的遗迹对话、交流,内心呈现的是另外一种色泽。1927年那次西部考察,留下了诸多文献,那多出于自然科学家之手,阅之亦有快感。那样的书写全然不同于散文家的滥情,是一些透明闪光的智性。沙漠枯河间的记述里,是有着现代人才有的精神逻辑的。
1703021731
1703021732
袁复礼是那一次西征队伍里最有学术实力的中方科学家。由于他的存在,整个活动有了实质性的成果。八十余年过去了,读着他留下的字迹,不由得颇生敬意。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亦有很高妙的文学造诣,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不知道为什么今人就很少有此类的复合型人才。查袁复礼的史料,都是学术式的描述,几乎看不出什么风风雨雨。但你细细品味,却有着一串串的故事。1893年在北京出生,191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15年到美国布朗大学读书,开始接触地质学理论,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专业。1921年回国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实践。那一年他随几个洋人去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绘制了一幅《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据一些专家说,这是民国间中国的第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也奠定了袁氏在考古界的地位。1937年春他的油印本《蒙新五年行程纪》在学界流行,让人略窥1927年的那次西部考古的实绩。这是一本与《徐旭生西游日记》同样重要的文献,考古界对这一册小书的评价一直很高。如果要了解考古思想史,我们是不得不翻阅这一册札记的。
1703021733
1703021734
以地质学为己任,且终身献身于此,袁复礼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新中国的几代地质探险者,都受到了他梦幻般的召唤,他的一些传奇的经历像火种般点燃了后人的热情。气象学家李宪之在《袁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中写道:
1703021735
1703021736
1927年5月9日,我们四个学生和中外考察团成员,由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和瑞典方面的团长斯文·赫定带领,从西直门车站出发赴包头,袁老师因事晚走两天。搭考察团专车去包头的还有北大李四光教授和五名地质系学生(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及一名日本学生)。在火车上,李先生给我们讲这讲那,但我们听不太懂。在北大校园里,我们常在路上碰到李先生,这次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们都非常兴奋。5月10日晚,大队到达包头,袁老师13日到。
1703021737
1703021738
去新疆的路上,在包头的北边工作了两个多月,我同袁老师常在一起,考察团分为南队、北队和中队三个分队,我在中队,袁老师在南队,我们的工作有分有合。我随德国气象学家赫德(Haude)到哈密筹建气象台,当地政府误认为我们是冯玉祥派来攻打新疆的军队,多方拦截,并把我们从哈密送往乌鲁木齐。后来到若羌建立了气象台,一年后回到乌鲁木齐,又和袁老师在一起工作和学习。袁老师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老师出面。他英语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跟年轻人也处得很好,生活上照顾我们很周到,吃西餐时教我们如何使刀子、叉子;工作之余,教我们唱英文歌,跟我们一起跳舞,他还爱给大家讲笑话。袁老师是个乐观主义者,和他在一起,就不觉得苦,就不感到累。他知识面很广,我们问他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给我们几个搞气象的年轻人指出研究方向,他说:气象、气候、海洋、大气物理、海洋学这些方面都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问题,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还有地震、地磁也没有人研究,你们都可以研究。对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多方面收集资料,为后来选定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启发。
1703021739
1703021740
上述文字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在袁复礼身上好似也看到了与徐炳昶相近的东西。那一代科学家的乐天、果敢、勇于牺牲的一面,其实是嫁接在科学理性的传统上的。袁复礼的谈吐没有口号与道德演绎,实证逻辑与严明的理性散落在周身。他的西行笔记写得干净饱满,文白相间的字句流淌着智慧。我看他的笔记忽地想起“五四”文人,精神是朗照的,没有旧文人的老朽气。文章多是考古实录,看不到渲染己身夸大之词,就那么原原本本地记录着那一次艰难的跋涉。文中写寻觅石器、恐龙化石、植物化石、古人遗址等,亦多文人的诗情,词句古朴劲健,让人想起《梦溪笔谈》、《水经注》的气韵。他的叙述不像徐炳昶那样易成幽情,只记过程,趣在文物地貌之中,偶有感叹,也只是轻描淡写,而韵致不凡。《蒙新五年行程纪》勾勒出一行人风餐露宿的悲壮之景,心和远古的苍生,以及茫茫的古道紧贴着,和沙石古物默默对流着。草木荒岭之空漠、死寂被发现旧迹的热情驱走了。在狼群、死海、沙暴之中,却看不到一丝畏缩与忧虑,一颗高贵的心照耀着枯湖野地、沙砾残岩。每每阅其文字,均有身临其境之感,你看他写途中所感,何等深切:
1703021741
1703021742
二十六日同人随车路西行,至胜金口,余与黄仲良、刘春舫则雇用蒙兵之马匹及汉回引路,由土马窦谷至赛尔吉布图拉。沿沟见石层向北及东北三十度斜倾,斜角约五十度。除附近及黄土沙丘外,岩层分三大层:一为上新统之砂砾层,二为白垩纪及下新生代之泥岩及砂岩,三为侏罗纪之页岩及砂岩,岩石或红或灰互相参间,异常鲜艳。北部有断层二,约为新生代中期之变动作用,其上之洪积统称黄土,均平行无倾斜。此带地区,化石虽少,惟层岩变化甚多,应详加考查。或每寸每分,均能详为分析,则此区之远古天气变化,或能得一确证也。
1703021743
1703021744
赛尔吉布图拉有一土塔,其置佛像之龛皆已空空,一无所存。其内部墙梯上之墙泥未脱者,尚有“真元四年日画真俗丘本唐”数字,唐德宗时(西历纪元后七百八十八年)遗墨也。后即沿小山南麓西行,午时至土峪沟,由本地乡约招待,遍视沟东之佛洞。虽历经各国考古家发掘,亦仍有未动者。余等只就已发掘地点试掘,有随行缠头儿童多人帮助,掘得破碎经片数百张,其中字迹尚多良好。下午二时许即离去,复穿小山北行,值苏巴什之南,再西转,沿小山北麓,至胜金口。此时处小山西端,其西北有贝滋克利克亦唐时佛洞,未经前人掘毕者。以时过晚,未得前去,晚间购得自该地出土之经一纸背有畏兀尔文。
1703021745
1703021746
二月二十七日胜金口处天山南一台上。在西南即下降至吐鲁番盆地,盆地上之土壤,不尽一致。东部为盐质沙壤,多芦草,而无水渠灌溉之利,故不能耕植,多为牲畜饲牧之区。吾人疲驼七只,即寄牧于此。近吐鲁番则为黄土层,然常受山水冲刷,故多沟壑。吐鲁番城东六十里为苏公塔,唯一保存之早年建筑物也。其左近庄村,则皆废圮矣。再前行,皆农地,甚富庶。吐鲁番东关甚长,街道亦宽大,吾人宿邻近东门外之客栈中。
1703021747
1703021748
考古探险对学人的刺激,当比书斋里的悠然爬梳刻骨铭心。我们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见其论证西域文字,浩叹其博矣深矣,那是智慧之火,别人是难以发散出来的。而袁复礼的文字,则有血肉之感,学识是从血汗中所得,其中就有了王国维所无的生命的律动。袁氏的著述有史有诗,有古物亦有人生,西去路上的险途恶径,当比《观堂集林》更惊心动魄。袁复礼和徐炳昶在今天显得那样诱人,乃是学识和人生的交融,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而言,仅是那种敢于向陌生和极限挑战的一面,那便是坐而论道者所不及的。胡适在“五四”前后大讲实证精神,那也只是书本中的实践。而能到荒岭野路里实地勘测,阅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得到的是未知的东西,那显然是另一个境界。我有时想,像王国维这样的人,晚年在学业上大放光彩,是借助了考古学家的力量的。如不是西方人在西域发现了古物器皿,一些历史的痕迹就更为模糊了。近代以来史学与科学在中国的进步,探险者的考察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民国的拓荒者们,真是功莫大焉。
1703021749
1703021750
1703021751
1703021752
1703021754
在民国(修订版) 月下诗魂
1703021755
1703021756
1
1703021757
1703021758
1928年3月,在上海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发起创办了《新月》杂志,在左翼文学势力猛抬头的时候,这一本清丽、洋气又具书卷味的杂志激起了文坛的波澜。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裸体的女子高举着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那画并不精致,较之画家后来的作品逊色很多。但这一唯美的倾向,配着内中的诸多半是贵族腔半是教授腔的文字,向人们透露了这份新生杂志的信息: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作者的队伍似乎是从现代评论派那里转过来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加上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与上海左翼文学的阵容大异。此后的几期,又增添了新的面孔:凌叔华、潘光旦、罗隆基、苏雪林、陆侃如等。《新月》的主力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每个人的个性不一,审美视角亦有差别,而在心绪的背后,有一个相近的背景,那就是远离血色与杀声,静静地沉浸在唯美的世界里。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月,类似的杂志并不稀奇。而不幸恰逢乱世,在血雨腥风中,柔柔地躺在象牙塔里吟风弄月,自然引起读者不同的印象。
1703021759
1703021760
《新月》的面孔是受过洋风吹洗的,创作与批评都有分量,况且还有诸多学人的研究札记,在那时的文坛自然很有锐气。作者们大抵不喜欢阶级斗争的厮杀,唯有美与爱乃精神的寄托。徐志摩在创刊号上写的《〈新月〉的态度》,被人说成该派文人的精神宣言,其美学观与精神走向,是一看即明的。徐氏在文章中说,文坛大概有13个流派,它们是:(1)感伤派;(2)颓废派;(3)唯美派;(4)功利派;(5)训世派;(6)攻击派;(7)偏激派;(8)纤巧派;(9)淫秽派;(10)热狂派;(11)稗贩派;(12)标语派;(13)主义派。徐志摩对其中的一些文学流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高傲地指责非理性文学的流行乃是一种灾难。
1703021761
1703021762
我们不敢赞许感伤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乳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1703021763
1703021764
整篇文章写得气势很足,诗意与学理的因素都有一些,看法呢,未尝不是真诚的独语,也切中了文坛流俗的要害。只是在谈及左翼文学时,显得说教的空洞,未能窥到深层的东西。就观点看,徐志摩主要是针对左翼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弊病也尽入眼中,难说不是道破玄机。但那时的青年左翼文人背后的存在,确有大时代的阴晴之迹,以超人性的哲理判其死刑,也未免不是太简单化了的妄议。新月社的态度,昭示了一种脆弱的人文理念的诞生。其后很长一个时期,流音不断。我在近几年常可看到为其辩护的宏文。徐志摩、梁实秋的文字获得了不断被解析的意义,也未尝不对吧?
1703021765
1703021766
1703021767
1703021768
1703021769
徐志摩像
1703021770
1703021771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新月派,史家们自有看法。它对后来文化的辐射,时断时续,在今日仍有众多的同情者。近代以来,中国每陷内乱,怨怼之声四起,偶也流出中正平和之声,却无奈江河激愤,人文的暖风终被吹散。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都是和善之人,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都有诸多可赞之处。文艺观的形态,也自成一家。比如都欣赏儒雅的诗文,或是沙龙里的吟哦,或为戏台中的歌咏,他们讲究纯之又纯,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似蒸馏水被过滤了一般,没有杂质者皆为上品。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里,就感叹浪漫主义对规律的破坏,而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梁实秋和徐志摩都觉得,过分的紧张、焦虑是不好的,大概为病态所囿,那是大有问题的。梁实秋就直接批评法国的卢梭,挖苦其患着热病与自大狂,虽是天才,却是非常态的、可怖的天才,对人类的精神是有负面作用的。而他推崇的,则是白壁德的新古典主义,深信情感想象的理性节制的重要。梁氏的话,不仅徐志摩深以为然,连胡适、闻一多等人,也是赞成的。
1703021772
1703021773
2
1703021774
1703021775
在《新月》杂志创刊前的五年,即1923年,徐志摩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新月社。关于“新月”二字的来源,说法不一,我觉得,大概是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转用过来的。因为那一年徐志摩曾热情地陪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对其推崇备至。据说新月社创立的初衷,只是提倡戏剧,地点在松树胡同七号。成员有胡适、张君劢、丁文江、林长民、林徽因、闻一多、丁西林等。这个圈子的人以教授为多,受过西学的熏陶,在氛围上有着与别的文人团体不同的韵致。他们似乎都深爱学术,钟情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绝无语丝社的“匪气”和莽原社的清冷之风。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人,在精神气质上大异于留日归国者,绅士的遗风多少伴随着众人,阅读习惯是学院派的冷观居多,不太注意民间性与当下性。学问趋于纯,是规范的、象牙塔式的。他们在行为上重节制,以含蓄为美。纵然有徐志摩那样以爱为上的诗人,可也天真得可爱,内心没有黑暗的遗存,可爱与可笑均在,不分彼此。许多年后创办的杂志《新月》,倒是这群人意识的注释。文学的梦和精神里的维度,都于此可以看到。
1703021776
1703021777
一个流派要在文学潮里形成气候,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创作上有相近的倾向,审美的向度可造成一股余力,渐次影响文化的进程;其二乃是有理论上的自觉,精神有着自主的轨迹,或为一哲学的呼应,或是旧传统心理的一种转换。这两者互为依存,在态度上近于一致,从感性的层面到理性的高度皆自成调式,引人进入新奇的园地。新月派是松散的团体,作家的气质几乎没有乡俗与市井的印痕,说其有贵族的气韵也是对的。闻一多诗歌的精英笔法,梁实秋散文的华贵气味,沈从文凝重的神异之趣,胡适温文尔雅的语态,徐志摩浓艳的抒情句式,陈梦家诗句的含蓄有力,不仅较《新青年》当年的风尚很远,而且与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的浪漫之舞相比简直是别有天地,没有神似的地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理论家,在精神上似乎比胡适更能给新月社注入新血。《新青年》解体之后,胡适的独语已经结束,再也释放不出新的内涵。梁实秋因为新从美国归来,头上又戴着新人文主义的帽子,恰好点到徐志摩诸人的穴位,力主宽容而非暴力,静观而非冲动,个性的独思而非庸众的盲从,把胡适的实验主义过渡到白壁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前者是哲学的沉思,后者乃审美的漫游,而这漫游在文学上进一步深化了贵族文人的情境,为分散的、零乱的写作个体找到了聚光点,于是幽玄儒雅温润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和新生的左翼队伍分庭抗礼了。
1703021778
1703021779
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在那时心灵中的天性,透出精神的单一,旧文人的阴暗、诡谲在其身上是看不到的。他们有时单纯得通体透明,像未曾染尘的湖水,涵蕴着清澈的情思。奇形的、晦暗的、无序的思想之流在心里没有位置,或说受到了抑制。他们倾吐了苦水,却未跳入苦海;嘲笑了黑暗,却有意逃避了鬼影。在最残忍的画面后,却可体察到一种安宁的美。例如沈从文,笔触未尝没有尘世的阴影,可心绪抑制不住对善意之光的捕捉,以至于把故土的一切单一化和唯美化了。徐志摩写己身的经历,亦常有悲腔的运用,别离之怨与失恋之语,有着童贞的气味。但毕竟是稚气的、浅层次的诉求,未去黑暗的王国进行心灵的追问,清词丽句之间,照例脱不了贵公子式的缠绵。至于陈西滢,讲学理与诗文,与梁实秋较为接近,只是绅士的架子未落,端着面孔,文章未尝不是戴着面具,激进的青年大概不会亲近于他,可一般青年读者,从那舒缓有致的文风里,窥见了天下的一种常识。学问深切的潘光旦,写起文章毫无废话,他那时注重民俗与国民性的研究,泼墨之间,有着逻辑的张力,《新月》上的文章,让人窥见了社会学家严明的思维,其谈论日本与德国民众气质的长文,不设虚言,材料丰富,显示了那代学者的气象。20世纪20年代末的学术较为活跃,流派亦多。《新月》里的面孔,是高贵的教授之影,不是布衣的对白,你绝听不到粗野的国骂和神经质的仇语。他们穿着西服或长衫,有一条深深的沟,把饥色和忧郁民众隔开了。
[
上一页 ]
[ :1.703021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