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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70 不独徐志摩这样小布尔乔亚的诗人关注戏曲,像阿英这样的左得可爱的左翼文人,对民间文艺也含有敬意。你看他20年代末思想偏激得何等厉害,似乎要扫荡一切旧物,但到了30年代中期,文章里也露出了旧文人的眼光,对昆曲、大鼓等艺术,别有一番爱意了。阿英在战争的行军中写下的日记,每每涉及传统书画、戏曲,便有兴奋之态,全不像正襟危坐的革命者了。在上海的时候,他曾迷恋于“大鼓书”艺术,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天天去听,内心为一种风俗的美所打动。他的友人郑振铎也是关心戏曲的人,曾刊行过《白雪遗音》、《挂枝儿》,兴奋点大概是在民俗学的意义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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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72 谈到对戏曲的喜好,白话诗人俞平伯则留下了诸多故事。1935年他曾和浦江清、唐佩金、汪健君等在清华园寓所召开俗音社成立会,提倡昆曲。那时他既和朱光潜等人聚会朗诵新诗,又与友人在家中吟哦昆曲,新旧之间,儒雅的个性就那样流动出来了。俞平伯到晚年仍对昆曲投入热情,没有他的老师周作人那么决然的态度。不过周作人后来也改变了对旧戏的看法,以为在文化史上别有意义。俞平伯是周作人家的常客,不能不涉及戏曲的研究,至于他们都怎样议论对旧戏的看法,以及周氏如何转变了立场,后来不得而知,也只能猜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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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74 俞平伯是个清淡、平和之人,旧文人的气质要高于新文学的仪表。他写新诗和白话文,都还未脱旧诗文的习性,后来干脆倒向国学研究,那是传统的力量使然的。1936年,他在日记中多次写到友人唱昆曲之事,当可感到那些文人的业余时光的过法。那一年9月4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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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76 前晚之文始脱草,趁九时公车携江清、延甫进城,在公园下车,在柏斯罄茶点。出时遇陶光。至景山东前街许潜庵宅,曲集于十一时始,唱《赐福》、《拾画》、《叫画》、《玩笺》、《借饷》、《藏舟》。饭后唱《盘夫》、《议亲》、《茶叙》、《琴挑》、《痴梦》、《佳期》、《游园》、《折柳》。五时半毕返舍。侍二亲讲《论语》。父讲“吾日三省吾身”章,旨云圣贤心迹在人我之间,忠恕之道与禅门止观不同,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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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78 5日的日记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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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80 十时出城遇刘叔雅。陈生昌年来,赠以《槐屋词》。下午陈来,环唱《痴梦》,余及江清唱《泼水》。偕应沈茀齐夫妇茶会。灯下作废名书,约其迟日随知堂师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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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82 我们从两则日记就可看到俞氏生活的状况,绝不像流浪诗人与普罗作家愤世的样子。知道新文学价值的学人们,精神深处还是士大夫的韵致,他们从容老到的文章是从明清文人传统里过来的应属无疑。30年代正是战乱、恐怖之时,文人们要么走到十字街头喊出溅血的声音,要么退在书斋里苦苦沉思,走清议空谈之路。俞平伯这一类文人却有另一种选择,除了治学,还从旧戏曲里寻找慰藉,那是心灵的归路,似乎唯有舒缓的古曲可以解忧。我不知道学问之乐与唱曲之名孰大,但从他们那些安于自娱的生活看,戏曲的伟力实在是强盛的。在古旧文明日渐式微的年代,几个清苦之人,以内敛的热情,使古老的艺术又放出光泽,他们的生命也由灰色而渐渐变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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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86 文人厌于官场、功名的时候,一部分人便爱去讲风月、民俗、茶食。30年代《人间世》、《论语》的问世,有一点这样的因素。几个作家造了不小的气势。谈乡情、烟酒、草虫者渐多了。徐本是小说家,但看他的杂感,对服饰、烟草、金钱无不喜谈,兴致很高。而林语堂、郁达夫等人,放松之余常常用心于性灵的抒发,讲讲古城旧梦、书林闲情等,借以寄托内心的思想。贺宝善女士在《思齐阁忆旧》一书里谈到外公齐如山在日据时期躲在北平著述的生活。在外族入侵,民不聊生的时候,文人们所写的不都是激烈的文字,其中多有闲适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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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88 外祖父在抗战期间,为避日本人强邀他出来当汉奸,躲在家中八年,著述之余,喜欢研究烹饪,自己说是因为太馋。他曾把北京四城小食摊子上吃过的美食,写成《北京的小吃》一书。抗战胜利后,不少文字如《三百六十行》等均在《北京日报》上连续刊载,很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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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90 齐如山是个学问很深之人,在戏剧上别有创意,为梅兰芳写过不少好的剧本。《洛神》、《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凤还巢》已成了经典之作。齐氏一生弄的都是士大夫不屑为之物。即便像谈吃的短章,也绝无儒生的道统气。在八股气与洋风四吹的时候,他却偏偏醉于游戏之作与趣味,那当说是一个另类。我们今天在北京城,已难以见到这种类型的人物:在学识与情调上,看似旧文人的余影,其实本质却是新式的,不过用旧代新而已。粗心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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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92 像叶圣陶这样有现实感的作家,二三十年代也颇为注意自己的经验。他并不反对写闲花野草,以为只要是自己经历的东西,一石一木均可入文,本不存在什么高低之分。中国文人看人写事,动不动是经验之外的大道理,反而与人的心性很远了。查叶圣陶的作品集,写月光、佛迹、戏曲、动物者很多,能在日常里发现与人性相关的东西。《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看月》、《牵牛花》、《天井里的种植》,都非宏大深刻的题旨,如今阅读,不乏精到之处。这类作家,纤细、温和,没有黑暗与杂色,读者从中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另一种操守。较之于左翼文人的喷血的文字,叶圣陶显得冲淡祥和,与血腥的文学有点隔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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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94 左翼文学出来后,谈风月就成了被诟病的现象。周作人当年的谈龙谈鬼,就被讥为落伍分子,能看出青年一代对书斋里的文人的不满。其观点是,在社会黑暗至极的时刻,躲在书斋里吟风弄月,实在是堕落了吧。不过林语堂等人并不这么看。在《论玩物不能丧志》一文中,林语堂理直气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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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96 然古人以玩为非,尚有系统的哲学在焉。理学家以为凡玩足使心性浮动,故如女子必以礼教防范之。盖以为小姐游后花园,情根一动,即为祸苗,禁之不使后花园,亦不失为防微杜渐之计。今日中国风俗已受西方影响而浪漫化,女子可游公园,青年可踢足球,要人可看电影,画家可画裸体,凡有西洋祖宗为护符者,皆不敢非议。独东方式游玩,必认为玩物丧志,此而言复兴民族,民族岂不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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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898 这一篇文章的背后,有周作人思想的后盾,说其受到了周氏的暗示,也不为过。周作人在30年代,越来越注重自己的阅读经验,对流行色与社会主义思潮不以为然。林语堂对周氏的状态一往情深,以为那种重个人而轻道学的态度殊为可取。信仰各种主义的人,因沉于外部的玄学而迷失自我;倒是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点的人,可以找到本我的存在。这样一个看法,在那时为许多人所认可,沈启无、刘半农、曹聚仁都有一点类似的倾向。玩物果真不能丧志?自我是有了,却束之高阁,有时从残酷的场景前滑落自己的笔锋,那也不能说是一种荣光吧?玩玩山水与古董,并非过错,但以此为正宗之路,且大谈闲适之美,就不免有点作态。倒是像叶圣陶、丰子恺这样不喊口号,忠实于自我的人,显得一点亲切。人之历史,有高峻之险,有沙滩之静,都是一种必然,未必固定在一个基点上。夸大自己的爱好,将其泛化于生活中,那总有点自恋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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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902 自有了白话文与新风尚,旧式学者是大为不满的。章太炎就抱怨自己的弟子黄侃:“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章太炎有几个学生都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都是新风尚的实践者。章太炎对于晚辈中的新潮,不以为然。他自己顶多玩玩古钱,看看字画,别的娱乐很少,所以劝自己的爱将吴承仕,不可贪玩,要有自立的本领。1919年初在信中劝吴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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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904 博戏虽无伤,然习之既久,费日耗资,亦甚无谓。屡见新进吏人,亦无他种恶劣状态,但以此故,不得不有所取求,以故夺官听勘,甚可叹悼。足下长年有智,岂可随此波流?欲断此习,当以事类相近者移之,如围棋、蹴鞠之流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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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906 这一段话是章氏对文人业余生活的态度,言外是劝告青年恪守旧的方式,不必为时髦的生活所扰。但是吴承仕这样的小学大家,虽深染古风,学的是音韵训诂,然而生活方式却是现代的。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友人对他的描述,吴承仕全没有章太炎的老朽与书生气,喜打网球,热衷社会活动,后来大谈马克思主义。这一变化,在30年代已经形成,如今想来,有很深的意味。民国间嗜古最深者,有时却有摩登的一面。古的与今的就那么巧妙地融和着。士人的风气,其实也系着文化的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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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908 章太炎治学时,也留意过古人的服饰、饮食住所,对旧时风俗不无感慨。他未必料到,自己生活的时代,竟是积习迁移、洋风吹来的乱世,新文人玩古董,古董专家又带着洋人习气。这在过去是少见的。我们看逊帝溥仪在宫里的最后几年生活,就可感到域外文明的渗透。故宫里至今还有一座未完成的德国式的观鱼楼台。顽固不化的皇家尚且如此,读书人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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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910 旧时的文人业余生活是简单的,没有什么刺激人的花样。中国人的娱乐止于庭院与庙廊之间,或是书画品玩,或吟哦山水,如此而已。林语堂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的日常娱乐时,写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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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912 有了极度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竹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肫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日常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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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914 林语堂描绘的,是旧时的风俗,这风俗在民国间依然延续着。不过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洋学堂与西式医院的出现,加之公园、书铺、图书馆的增多,人们已不拘于旧的方式,而有了各式各样聚会的场所,业余生活的空间拓展了。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里提到了学生们在课后举办运动会,篮球、网球比赛,以及音乐会、滑冰等等,可见那时的城市已有了现代生活的影子了。至于像上海的酒吧、舞厅、影院更不必提,几乎是欧洲都市的缩影。洋人的风气如消融的冰雪,谁也抵挡不住它的流淌。以吴承仕这样深厚的古文字学家为例,在旧迹爬梳之余,却热衷于欧洲传来的学说与娱乐方式,对工业文明中的情调有着神往之情,可见旧式自娱方式的衰微是必然的了。章太炎那代人不会料到,世风会转变得那么快。连北平这样的地方都浸在西方文明的深谷里,看似很慢,范围亦小,而到了40年代,已蔚然成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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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916 读书人受到洋人学说的引诱,在那时是一种趋势。丰子恺曾写到都市之音对乡下人的冲击,画了一幅美妙的图画,素朴的生活总算被什么打破了。梁实秋也谈过西式生活的妙处,比如球赛、舞蹈,都比中国士大夫的矜持的漫步更有趣味。“五四”之后,提倡新生活者,多讲洋人习俗的意义,士大夫的旧习自然被讥为落伍的遗存。所以新风尚的出现,与新文学的诞生一样,背后是一种新的理念:讲究个体的冲动与愉悦。不像过去的老夫子那么慢条斯理,仿佛被什么束缚了一般。梁实秋有一篇文章叫《运动》,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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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1918 大概是李鸿章罢,在出使的时候到英国,大受招待。有一位英国的皇族特别讨好,亲自表演网球赛,以娱嘉宾,我们的特使翎顶袍褂的坐在那里参观,看的眼花缭乱。那位皇族表演完毕,气咻咻然,汗涔涔然,跑过来问特使表演得如何,特使凄然曰:“好是好,只是太辛苦,为什么不雇两个人来打呢?”我觉得他答得很好,他充分的代表了我们国人多少年来对于运动的看法……我们自古以来就讲究雍容揖让,纵然为了身体的健康,作一点运动,也要有分寸,顶多不过像陶侃之“日远百甓”,其用意也无非是习劳,并不曾想把身体锻炼得健如黄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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