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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徐志摩这样小布尔乔亚的诗人关注戏曲，像阿英这样的左得可爱的左翼文人，对民间文艺也含有敬意。你看他20年代末思想偏激得何等厉害，似乎要扫荡一切旧物，但到了30年代中期，文章里也露出了旧文人的眼光，对昆曲、大鼓等艺术，别有一番爱意了。阿英在战争的行军中写下的日记，每每涉及传统书画、戏曲，便有兴奋之态，全不像正襟危坐的革命者了。在上海的时候，他曾迷恋于“大鼓书”艺术，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天天去听，内心为一种风俗的美所打动。他的友人郑振铎也是关心戏曲的人，曾刊行过《白雪遗音》、《挂枝儿》，兴奋点大概是在民俗学的意义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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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对戏曲的喜好，白话诗人俞平伯则留下了诸多故事。1935年他曾和浦江清、唐佩金、汪健君等在清华园寓所召开俗音社成立会，提倡昆曲。那时他既和朱光潜等人聚会朗诵新诗，又与友人在家中吟哦昆曲，新旧之间，儒雅的个性就那样流动出来了。俞平伯到晚年仍对昆曲投入热情，没有他的老师周作人那么决然的态度。不过周作人后来也改变了对旧戏的看法，以为在文化史上别有意义。俞平伯是周作人家的常客，不能不涉及戏曲的研究，至于他们都怎样议论对旧戏的看法，以及周氏如何转变了立场，后来不得而知，也只能猜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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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是个清淡、平和之人，旧文人的气质要高于新文学的仪表。他写新诗和白话文，都还未脱旧诗文的习性，后来干脆倒向国学研究，那是传统的力量使然的。1936年，他在日记中多次写到友人唱昆曲之事，当可感到那些文人的业余时光的过法。那一年9月4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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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之文始脱草，趁九时公车携江清、延甫进城，在公园下车，在柏斯罄茶点。出时遇陶光。至景山东前街许潜庵宅，曲集于十一时始，唱《赐福》、《拾画》、《叫画》、《玩笺》、《借饷》、《藏舟》。饭后唱《盘夫》、《议亲》、《茶叙》、《琴挑》、《痴梦》、《佳期》、《游园》、《折柳》。五时半毕返舍。侍二亲讲《论语》。父讲“吾日三省吾身”章，旨云圣贤心迹在人我之间，忠恕之道与禅门止观不同，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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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的日记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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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时出城遇刘叔雅。陈生昌年来，赠以《槐屋词》。下午陈来，环唱《痴梦》，余及江清唱《泼水》。偕应沈茀齐夫妇茶会。灯下作废名书，约其迟日随知堂师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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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两则日记就可看到俞氏生活的状况，绝不像流浪诗人与普罗作家愤世的样子。知道新文学价值的学人们，精神深处还是士大夫的韵致，他们从容老到的文章是从明清文人传统里过来的应属无疑。30年代正是战乱、恐怖之时，文人们要么走到十字街头喊出溅血的声音，要么退在书斋里苦苦沉思，走清议空谈之路。俞平伯这一类文人却有另一种选择，除了治学，还从旧戏曲里寻找慰藉，那是心灵的归路，似乎唯有舒缓的古曲可以解忧。我不知道学问之乐与唱曲之名孰大，但从他们那些安于自娱的生活看，戏曲的伟力实在是强盛的。在古旧文明日渐式微的年代，几个清苦之人，以内敛的热情，使古老的艺术又放出光泽，他们的生命也由灰色而渐渐变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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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厌于官场、功名的时候，一部分人便爱去讲风月、民俗、茶食。30年代《人间世》、《论语》的问世，有一点这样的因素。几个作家造了不小的气势。谈乡情、烟酒、草虫者渐多了。徐本是小说家，但看他的杂感，对服饰、烟草、金钱无不喜谈，兴致很高。而林语堂、郁达夫等人，放松之余常常用心于性灵的抒发，讲讲古城旧梦、书林闲情等，借以寄托内心的思想。贺宝善女士在《思齐阁忆旧》一书里谈到外公齐如山在日据时期躲在北平著述的生活。在外族入侵，民不聊生的时候，文人们所写的不都是激烈的文字，其中多有闲适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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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在抗战期间，为避日本人强邀他出来当汉奸，躲在家中八年，著述之余，喜欢研究烹饪，自己说是因为太馋。他曾把北京四城小食摊子上吃过的美食，写成《北京的小吃》一书。抗战胜利后，不少文字如《三百六十行》等均在《北京日报》上连续刊载，很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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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如山是个学问很深之人，在戏剧上别有创意，为梅兰芳写过不少好的剧本。《洛神》、《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凤还巢》已成了经典之作。齐氏一生弄的都是士大夫不屑为之物。即便像谈吃的短章，也绝无儒生的道统气。在八股气与洋风四吹的时候，他却偏偏醉于游戏之作与趣味，那当说是一个另类。我们今天在北京城，已难以见到这种类型的人物：在学识与情调上，看似旧文人的余影，其实本质却是新式的，不过用旧代新而已。粗心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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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叶圣陶这样有现实感的作家，二三十年代也颇为注意自己的经验。他并不反对写闲花野草，以为只要是自己经历的东西，一石一木均可入文，本不存在什么高低之分。中国文人看人写事，动不动是经验之外的大道理，反而与人的心性很远了。查叶圣陶的作品集，写月光、佛迹、戏曲、动物者很多，能在日常里发现与人性相关的东西。《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看月》、《牵牛花》、《天井里的种植》，都非宏大深刻的题旨，如今阅读，不乏精到之处。这类作家，纤细、温和，没有黑暗与杂色，读者从中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另一种操守。较之于左翼文人的喷血的文字，叶圣陶显得冲淡祥和，与血腥的文学有点隔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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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出来后，谈风月就成了被诟病的现象。周作人当年的谈龙谈鬼，就被讥为落伍分子，能看出青年一代对书斋里的文人的不满。其观点是，在社会黑暗至极的时刻，躲在书斋里吟风弄月，实在是堕落了吧。不过林语堂等人并不这么看。在《论玩物不能丧志》一文中，林语堂理直气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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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古人以玩为非，尚有系统的哲学在焉。理学家以为凡玩足使心性浮动，故如女子必以礼教防范之。盖以为小姐游后花园，情根一动，即为祸苗，禁之不使后花园，亦不失为防微杜渐之计。今日中国风俗已受西方影响而浪漫化，女子可游公园，青年可踢足球，要人可看电影，画家可画裸体，凡有西洋祖宗为护符者，皆不敢非议。独东方式游玩，必认为玩物丧志，此而言复兴民族，民族岂不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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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文章的背后，有周作人思想的后盾，说其受到了周氏的暗示，也不为过。周作人在30年代，越来越注重自己的阅读经验，对流行色与社会主义思潮不以为然。林语堂对周氏的状态一往情深，以为那种重个人而轻道学的态度殊为可取。信仰各种主义的人，因沉于外部的玄学而迷失自我；倒是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点的人，可以找到本我的存在。这样一个看法，在那时为许多人所认可，沈启无、刘半农、曹聚仁都有一点类似的倾向。玩物果真不能丧志？自我是有了，却束之高阁，有时从残酷的场景前滑落自己的笔锋，那也不能说是一种荣光吧？玩玩山水与古董，并非过错，但以此为正宗之路，且大谈闲适之美，就不免有点作态。倒是像叶圣陶、丰子恺这样不喊口号，忠实于自我的人，显得一点亲切。人之历史，有高峻之险，有沙滩之静，都是一种必然，未必固定在一个基点上。夸大自己的爱好，将其泛化于生活中，那总有点自恋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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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了白话文与新风尚，旧式学者是大为不满的。章太炎就抱怨自己的弟子黄侃：“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章太炎有几个学生都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都是新风尚的实践者。章太炎对于晚辈中的新潮，不以为然。他自己顶多玩玩古钱，看看字画，别的娱乐很少，所以劝自己的爱将吴承仕，不可贪玩，要有自立的本领。1919年初在信中劝吴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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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戏虽无伤，然习之既久，费日耗资，亦甚无谓。屡见新进吏人，亦无他种恶劣状态，但以此故，不得不有所取求，以故夺官听勘，甚可叹悼。足下长年有智，岂可随此波流？欲断此习，当以事类相近者移之，如围棋、蹴鞠之流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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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是章氏对文人业余生活的态度，言外是劝告青年恪守旧的方式，不必为时髦的生活所扰。但是吴承仕这样的小学大家，虽深染古风，学的是音韵训诂，然而生活方式却是现代的。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友人对他的描述，吴承仕全没有章太炎的老朽与书生气，喜打网球，热衷社会活动，后来大谈马克思主义。这一变化，在30年代已经形成，如今想来，有很深的意味。民国间嗜古最深者，有时却有摩登的一面。古的与今的就那么巧妙地融和着。士人的风气，其实也系着文化的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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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治学时，也留意过古人的服饰、饮食住所，对旧时风俗不无感慨。他未必料到，自己生活的时代，竟是积习迁移、洋风吹来的乱世，新文人玩古董，古董专家又带着洋人习气。这在过去是少见的。我们看逊帝溥仪在宫里的最后几年生活，就可感到域外文明的渗透。故宫里至今还有一座未完成的德国式的观鱼楼台。顽固不化的皇家尚且如此，读书人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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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文人业余生活是简单的，没有什么刺激人的花样。中国人的娱乐止于庭院与庙廊之间，或是书画品玩，或吟哦山水，如此而已。林语堂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的日常娱乐时，写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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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极度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竹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肫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日常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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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描绘的，是旧时的风俗，这风俗在民国间依然延续着。不过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洋学堂与西式医院的出现，加之公园、书铺、图书馆的增多，人们已不拘于旧的方式，而有了各式各样聚会的场所，业余生活的空间拓展了。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里提到了学生们在课后举办运动会，篮球、网球比赛，以及音乐会、滑冰等等，可见那时的城市已有了现代生活的影子了。至于像上海的酒吧、舞厅、影院更不必提，几乎是欧洲都市的缩影。洋人的风气如消融的冰雪，谁也抵挡不住它的流淌。以吴承仕这样深厚的古文字学家为例，在旧迹爬梳之余，却热衷于欧洲传来的学说与娱乐方式，对工业文明中的情调有着神往之情，可见旧式自娱方式的衰微是必然的了。章太炎那代人不会料到，世风会转变得那么快。连北平这样的地方都浸在西方文明的深谷里，看似很慢，范围亦小，而到了40年代，已蔚然成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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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受到洋人学说的引诱，在那时是一种趋势。丰子恺曾写到都市之音对乡下人的冲击，画了一幅美妙的图画，素朴的生活总算被什么打破了。梁实秋也谈过西式生活的妙处，比如球赛、舞蹈，都比中国士大夫的矜持的漫步更有趣味。“五四”之后，提倡新生活者，多讲洋人习俗的意义，士大夫的旧习自然被讥为落伍的遗存。所以新风尚的出现，与新文学的诞生一样，背后是一种新的理念：讲究个体的冲动与愉悦。不像过去的老夫子那么慢条斯理，仿佛被什么束缚了一般。梁实秋有一篇文章叫《运动》，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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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李鸿章罢，在出使的时候到英国，大受招待。有一位英国的皇族特别讨好，亲自表演网球赛，以娱嘉宾，我们的特使翎顶袍褂的坐在那里参观，看的眼花缭乱。那位皇族表演完毕，气咻咻然，汗涔涔然，跑过来问特使表演得如何，特使凄然曰：“好是好，只是太辛苦，为什么不雇两个人来打呢？”我觉得他答得很好，他充分的代表了我们国人多少年来对于运动的看法……我们自古以来就讲究雍容揖让，纵然为了身体的健康，作一点运动，也要有分寸，顶多不过像陶侃之“日远百甓”，其用意也无非是习劳，并不曾想把身体锻炼得健如黄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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