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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那一代人受到梁实秋的讥笑，内含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冷视，难说不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似。但到了30年代，像网球运动这种项目，在中国大学里已经出现，我在王世襄当年编的《燕京大学学刊》上，就看到许多照片，学生们穿着讲究的运动服在操场上打网球，与洋人学堂的情形很有些相似了。中国的读书人不仅知道了天文地理、算术美学的价值，也知道了运动的妙处，联想新诗的出现，独吟者的放声之状，二者实在如出一辙。社会进化的脚步，就这样搅乱了都市里宁静的生活。或者可以这样说，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中国人日常生活也渐渐从古老的形态中慢慢解脱出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纪，要想再找到晚清的余影，已难之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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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文学作家身上的洋气，其实是模仿来的，根底上还是染有旧风。你不能不承认古诗文的内力，许多人偶尔的谈吐，还是被“子曰诗云”左右着。胡适是白话文理论的倡导者，而你看他对旧籍整理的兴趣，难说没有明清人的套路。至于郭沫若、陈梦家、林语堂、郑振铎等，就更不必说了。民国的新诗人和新小说家，在提倡新风气之余，也搜寻古董，喜谈文物者甚多，不同于旧文人的是，有了比较的眼光，知道洋人的学术与东方艺术的差异，故积习里多了挑战的目光。废名与冯至都是学外文出身的，在北大毕业后喜欢的却是古董一类的东西，对魏晋、唐宋的诗文别有兴趣。1931年4月10日，冯至在给友人杨晦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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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常说，古人会做文章，我近来也时常这样想。《古文观止》现在恐怕只有三家店的先生提这部书了。不过里边许多文章，像《秋声赋》、《赤壁赋》，我想就列入世界头等作家之林也没有什么愧色的。我常常奇怪，我们有一个时代，读中国书就不算读书，宁可读一本什么巴尔干半岛的小说（自然巴尔干半岛也有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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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果复活，大半也需要中国的“文艺复兴”吧。这样的话头说起来有点使人讨厌——但我实在以为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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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学作家那里听到这样的话，自然让人想到新文学自身的欠缺。大家一面尝试着新路，一面又回望着先人的旧径。人们的矛盾可想而知。不知道为何，许多关于新文学史的著作，不太提及此类现象。后来的文学家和古文化断开，大概也是未能了解文学诞生的复杂背景吧。第一二代的白话文作家，未免有古人的嗜好。后来的渐渐变成新人，古老的幽魂，似乎和青年们没有关系了。据说日本与中东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度的当下文学，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新旧的断裂，导致了现代文明的普及。谁能阻止这样的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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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有许多文人看到了这一点，由新文艺的创作而转向古董的研究。搜求旧物，整理国故，一时也荡起了微澜。这让人想起邓以蛰先生。邓以蛰1892年生于安徽，1917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与美学，1923年到北大任教。20年代的时候，他是新文学的鼓吹者，与胡适、鲁迅有过交往，对戏剧、诗有着新鲜的看法。小说家杨振声、诗人闻一多与其都有很不错的关系。但后来邓以蛰转而倾心于字画与文物领域，对“五四”式的激情反而疏离了。他越来越喜欢历史与遗存，对书画艺术每每有着妙论。其《国画鲁言》、《画理探微》、《书画同源》、《辛巳病馀录》、《书法之欣赏》等，成一家之言。日本汉学家藤冢邻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邓氏家中文物收藏的情况，当可见彼时的精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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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昭和八年夏，再游北京时，由旧知钱稻孙君介绍邓中纯、叔存两君，不期而遇完白之五世孙，且系日本留学生。余屡访其西城北沟沿寓居，得展赏完白之肖像、遗品，清代、李朝之手札等数十件。意外奇缘，惊喜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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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那个时期邓氏的文章，已没有了留学时期的洋化倾向，而是把西学知识用于对旧物的体察上，文风与情趣，多有士大夫气。然而又别于士林之风，常出高论，有不凡之象。我很喜欢他的那篇长文《辛巳病馀录》，其鉴赏文物的目光，在一般人之上。他谈“大般涅槃卷第九”、“无款西湖游艇图卷”、“无款十指钟馗图”、“倪瓒湖阴山色图立幅”等，见识深切，体会特别，幽情深深。刘纲纪先生讲到邓以蛰的沉浸书斋时分析道：“他一天天从社会退回书斋，专心研究古代书画。这种情况，看来是令人惋惜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回到古代，神往于先人的艺术空间，说是一种逃逸也未尝不可。但看那时的文字，也非意趣盎然的走笔，其中的悲凉也是有的。《辛巳病馀录》开笔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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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馀录云者，盖余之身外之物，如文字及一部分书籍于丁丑初焚失已尽。书与画则于病中转入他人之手，尝以陆天游仿董北苑笔向友人乞米，寄之诗曰：“荷锸聊为夜壑藏，蒹葭吹尽满头霜；即今沧海沉云黑，欲遣天孙乞片光。”四年之中，簏中诸物，或质或售，无不遭我遣之。今病后所馀，不过张爱宾所谓“惟书与画，犹未忘情”之未忘于情者而已！所见所遣，录而书之，以为不时温此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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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文全无悠然清闲之音，透出的倒是几分苦涩。文章写于日本占领北京之时，国忧家愁系于一身，心境之苦是一看即知的。在时运晦暗、人生困顿之时，只能以旧时的书画聊遣时光，是文人的大不幸。邓以蛰的迷古，分明有愤世之状。要是细读其文章，大概是一目了然的。新学无以救国，旧学无能解身，从“五四”走过来的许多人，差不多都领略了此一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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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古是一种迷醉。那一代在沉迷书画与旧籍版本时，也常常有挥不去的哀凉。读过老北大魏建功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讲传统书籍的好坏，在学术的自娱背后，竟是无边的惆怅。魏氏乃语言学家，对歌谣、野史、旧版本书含有情趣。他关于音韵、训诂都有不少的高论，《戴东原年谱》、《朝鲜景教史料钞》都是颇有见解的。在《朝鲜景教史料钞》的后记里，魏建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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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匆匆在朝鲜一年零三月，要说有什么获得或有什么损失，都无从决定；不过那半岛上一切尽足以在我心胸中盘旋了。我最不得忘的是朝鲜人生活思想的宋学化；且是变本加厉的朱学化。她的新罗三国时代和高丽王朝时代文化的灿烂，到李朝朝鲜时代全给儒学势焰所毁弃；所以我们要了解朝鲜民族之所以没落，便当先明白是中国儒学的腐朽。偌大的东方，思想界的关塞是如何的牢固呀！虽然，日本是凭了她的敏慧已经离了冥顽的儒学思想笼绊；可是过去的时间里，她也曾经受过不可解的麻醉；或许现在以至于将来还有些迷恋（论起这点，我们且不谈）。在朝鲜日本中国三个民族中间，儒学确是个严重的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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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也是搞过新文学的人，他后来在传统小学里打转，却有着清醒的头脑，不会沉醉不醒，一任滑到深谷之中。他也谈戏文，讲版本，境界却是有些高远。那一代人玩古董，是研究兴趣使然，在审美的快慰的背后，精神里有盘诘的气韵。闻一多的欣赏楚辞，固然有诗人的认同，而深层之中却是焦虑的东西。他们何尝不知道，在古老的典籍中，死魂的阴暗是多么可怕，四书五经里，不过为权力者谋想，好的不多。唯在民歌与诗人的叛逆里，有闪光的精神在。所以民国中的新文人玩古的时候，有时也带一点非正宗文人的匪气，故意与他人作对。以玩对抗伪道学的遗风，是许多人共有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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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的是，民国间还涌现了一批文物的看守者。以考古、求书、保存文物为己任。这些人并非复古的遗民，亦非高墙院内的玩家。收藏、保存旧迹，无非为了研究之用。记得郑振铎在三四十年代，四处求书，找到了许多国宝，足迹遍布四海，弥足珍贵的书画、器皿在他的影响下得到了保存。新文学作家中，郑振铎大概是最迷恋古迹文物的。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到过许多国家，知道文物与博物馆间的联系，所以浏览古书与字画时，每每流露出学问家的意识。1928年，他在伦敦写出《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介绍了埃及、巴比伦等地的考古情况，从所写的文字看，已非旧式读书人的迂钝，是有了严明的眼光的。他后来在国内倾其所有，购买了大量旧版图书，一些古抄本悉入其手。我在《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中，读到他求购散失在民间典籍的故事，能看出其内心的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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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陈乃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苏州书贾某君曾发现三十余册的元剧，其中有刻本，有抄本；刻本有刻写的，像古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抄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跋。我心里怦怦的跳动着。难道这便是也是园旧藏之物么？我相信，一定是此物！他说：从丁氏散出。这更证实了必是旧山楼的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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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只是说着要购藏，其实是一贫如洗，绝对的无法筹措书款。但我相信，这“国库”总有办法可以购下……这一夜，因为太兴奋了，几乎使永不曾失过眠的我，第一次失眠。这兴奋，几与克复一座名城无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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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的爱书是出了名的，其癖之深不亚于古人。不过看他的短文和学术自述，有一点却清醒得很，那就是并非主张青年钻入故纸堆中。他所坚持的看法是，先保存好旧时代的实物，组织人来整理研究，为后来人辟一路径。所以我们看他的著作，古风虽浓，却不见迂腐之气；玩意深深，而意在益己济世。书卷之中有忧患之语，生命躯体里，流淌的还是“五四”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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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有新，新里含旧，乃那一代文人的特点，与明清文人毕竟有别了。只要留意周氏兄弟、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曹聚仁、叶圣陶、丰子恺等人的遗墨，就不能不感动于东西方文明交错的魅力。在那些人中，外来的与固有的东西有时还处于碰撞的状态，间或还有错杂、零乱的排列，不过以我的看法，恰恰是别别扭扭之中，诞生了罕有的生气。古无此类新人，今无其继者，那也像六朝之人，后人只能爱之而不可即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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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故都寒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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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辞世时97岁，算是高龄者。他晚年讲起过去的生活，难忘的竟是乡下的土炕和烤白薯。中国的乡村社会可留念的东西不多，对他而言，仅是某种生活方式而已。但那种生活方式给他带来的淳朴和智慧，又是书斋里的文人所没有的。土的和洋的，在他那里交织得很好。算起来，他是晚清的人，早期生活还在旧王朝的影子里。对于乡下人来说，时光和时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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