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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的著作，因为就是讲哲学范围内的事物，也总是深入浅出，既有见识，又有风趣，只有板起面孔讲数理逻辑的两种（其中一种三卷本的与白头博士合著）例外。这位先生兴趣广泛，除了坐在屋里冥想“道可道”“境由心造”一类问题之外，还喜欢走出家门闲看看，看到他认为其中藏有什么问题，就写。这就难免惹是生非。举例说，一次大的，是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战，英政府让步，说思想自由，难得勉强，只要不吵嚷就可以各行其是，他说想法不同就要吵嚷，于是捉进监狱，住了整整半年。就我所知，还有一次小的，是租了一所房子，很合心意，就要往里搬了，房主提出补充条件，是住他的房，就不要在那里宣扬某种政治主张，于是以互不迁就而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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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描述，写出了罗素的纲要，一是有自由的理念，二是有科学的意识，都是中国人难做到的。张中行其实更看重的是罗素的人性化的趣味，这在他看来，更为重要，也是大不易的。所以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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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罗素这篇怪文，开篇第一句是“如果我是个彗星，我要说现代人是退化了”（意译，下同）。现代人比古人退化，这是怎么想的？他的理由是，由天人关系方面看，古人近，现代人远了。证据有泛泛的，是：住在城市，已经看不见充满星辰的夜空；就是行于村野，也因为车灯太亮，把天空隔在视野之外了……他慨叹说：“与过去任何时代相比，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功化了。这有所得也有所失。人呢，以为这就可以坐稳宝座，而其实这是平庸，是狂妄自大，是有点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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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身上的反现代的一面，对张中行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进化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新的可能是反人性的。罗素至少使他明白了智慧的意义，也明白了趣味的价值。人创造的东西，如果不能益智，让人快乐，反而使人变傻，那就要警惕的。许多年间，他在生活里遇到难题的时候，罗素的东西就会出来，成为一个向导。他的思想的许多侧面，和这位英国人的色彩是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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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说，张中行乃至人、逸人、超人。在当下这是最高的评语了。季羡林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张氏的思想是有哲学的因素的，即他是个哲人。说他是哲人，有以下的几点可以证明：一是他通读过古典的各家的理论，经史子集的重要篇章是过目过的，对儒道释的经典是熟悉的。二是能读西方的原典，了解千百年西洋的思想史脉络，思想是多元的。三是有细节里穿透本质的反诘的力量，常常在日常里体悟出人生的玄机，又无故作高明的架子。在文字里流露出天人之际的游想。在破毁信念里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卷动了精神的狂潮。我认为他能很快被读者接受，乃因为他指痛了今人苦楚的神经，给人以自省的机会，而且那语调里传达了通明的智慧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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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他曾办过《世间解》杂志，专门讨论佛学。佛学吸引他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内心的苦，要想解决这些久久缠绕自己的难题。士大夫的文本似乎没有办法，那些文字离当下的困惑太远了，只好从印度的遗产寻找着什么。那时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自己的市场，但他却找到了佛学这条路。在他而言，这种选择似乎有种情结的因素的。印度的古人在思想上有高于中国文人的地方。从生命出发去探讨人生的意义，有切身的感觉，不是虚无缥缈的思绪。佛讲生命的大苦，要超度这些。在苦闷的人里，谁不想超脱这些呢？张中行到了青年时期，有各种苦楚的东西袭来，惶惑不知所以。后来才知道是欲望不得转化的缘故，不知如何是好。看到生老病死，美丽的凋落，生命的逝去，自己也落泪的。乡间人没有办法，只好求救在佛的面前，中土百姓突然找到了倾诉的出口，内心是有解脱的感受的。不过佛是讲逆着人生来解决问题的，要消灭人的欲望。这给他带来了惶惑。看到了佛说的苦的根源，自然有大的欣喜。但人的生命源于欲，竟然以消灭欲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是有自身的问题吧。他晚年写《顺生论》，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难意。在涉及佛家学说时，他讲到了这样一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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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一，佛家轻视私爱之情，可是不舍“大悲”，修菩萨行，要普度众生，这即使应该算作空想吧，如果所想多多少少可以影响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想总比不想为好。二，逆常人之道以灭苦的办法，如果真能够信守奉行，精进不息，禅悟而心安理得，这种可能还是有的；修持而确有所得，这条路一定不如常人么？似乎也不容易这样说。三，定名的网罗，疏而不漏，跳出去，大难，不幸有疑而问其所以然，又常常感到迷蒙而冷酷。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道家的办法近于玩世不恭，只是不闻不问地混下去。佛家则不然，他们认真，想人定胜天，沙上筑塔，其精神是“抗”。胜利自然很难，不过，正如叔本华所推崇的，逆自然盲目之命而行之，可以当作人对自然的一种挑战。用佛家的话说是“大雄”，结果是螳臂当车也好，这种坚忍的愿力，就是我们常人，想到人生、自然这类大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淡漠置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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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思想能看出他的关于信念与否的核心。从早期过于痴迷佛学到后来告别佛学，在他是经历了大的转折的。倒是中国古人的思想给了他一些启示。那就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顺着人生而行，而不是逆人生而动。信念这东西，是要和人的基本逻辑起点相关的。由于他不久意识到了宗教的虚妄，思路就发生了巨变，不再为任何幻象所虏，坦然地面对着世间的一切。后来能不为世俗层面的成功与否所扰，独行于世，也是和他这一人生信念的建立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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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前人在面对死灭和困顿的时候，造出了种种的逃路，各类的学说也盛行于世。张中行的选择是各取点点，不从一而终。人是多么奇怪的存在，我们不知为何来到世间，被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大家一开始就被一种精神的网前定了。于是按照前定的网滑动着。张中行看到了这一问题，自己是不安于此的。于是诘问、反驳、内省。我觉得他的文字在今天所以还不同凡响，就是内中不重蹈覆辙，哲理的东西很多吧？在没有信念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信念，是他高于常人的地方。“五四”前后我们还能看见类似的人物，而在今天，他却横空出世，让我们刮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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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佛的他，却偏偏在文字里喜好引用佛学的意象。那些概念和意绪，在他那里获得了精神飞动的内涵。我们读它，既没有宗教的痕迹，也没有俗谛的特色。加之西洋现代哲学的片影，文字是从古老的远方流来，也带着西哲的智慧。从试图信仰佛学到怀疑它，又从己身的体会里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他的文字经历了苍凉的时光的过滤，又沐浴着神异的思想的光。死去的与活着的，远逝的与新生的，都生长在那文字的躯体里。我每读他的作品，都感到了深的意味。今天的文人，有几个能写出类似的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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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算是张中行的老师辈的人，文章漂亮得很。他们有两个地方是相近的：一是都是周作人的学生，苦雨斋的味道浓浓；二是都喜欢谈禅。周作人弟子里，对老师精神要义把握得最好的是他们两个。但讲禅的味道，两人都比老师高明。不过他们有一点差别，虽都讲禅，可是一个只在学理的层面，一个却在文章的灵魂里。废名高于别人的地方，是文字里都是五祖、六祖的东西，神乎其技，为“五四”以来禅风最深的人。后来的文章家对他大多是喜欢的。张中行呢，似乎对禅的兴趣在禅外，没有进入内部，但解其奥义，是对彻悟的彻悟，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迥别流俗，所以只能“禅外说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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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现代人的文章时，常常想起这两个人来。他们对文章的贡献，一般人是不能及的。张中行上学时没有听过废名的课，失之交臂，但看过他的许多文章，心里是喜欢的。废名的特别点是，自己进入到佛的境界里，远离了尘世，欲的东西被智的东西占据了。而张氏的写作还能读出欲的不可解脱的痛楚，离佛的门口是有距离的。于是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路向：一个清寂得如同山林精舍，一个似旷野的风。苦雨斋之后，有这两个路向的存在，汉语表达的多样性被实践了。《负暄琐话·废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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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回到沙滩老窝，废名和熊十力先生都住在红楼后面的平房里，我因为经常到熊十力先生那里去，渐渐同废名熟了。他身材高大，确如苦雨斋所形容，“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这是外貌，其实最特别处还是心理状态。他最认真，最自信。因为认真，所以想彻悟，就是任何事物都想明其究竟。又因为自信，所以总认为自己已明其究竟，凡是与自己所思不合者必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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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读废名的文章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知是为什么。我去过废名的老家，在湖北黄梅县，四祖、五祖的寺庙至今还保留着。连同他教书的地方，原貌依在。看过后的感觉是，废名的文字不是装出来的，乃精神深处自由的流淌。用他的话说，是不要有“庄严”相。比如他的那篇《五祖寺》，就很精妙，随意而无所用心处，却处处是禅的味道。废名不信外道，而是守住内心，以孩子的态度讲大人的话，又没有故作高明的地方。禅的妙处是反常态的心语，他就是个天然地反常态的人。世故的思维几乎都消失了。那些文章几乎都没有情欲流露，似乎是孩子的快乐，老人的智慧。五祖和六祖当年在此默对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废名是得到天机的人，他在思维里流着禅的智慧，一般人不知这些，苦雨斋里的许多人也没有类似的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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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的家乡禅风屡屡。苦竹镇，古角山，都是好名字。乡俗亦好，民间的节奏里没有污染的尘粒。我疑心周作人的《苦竹杂记》的名字就受了废名的暗示。张中行的老家是北方的乡镇，自然没有湖北的清秀和幽玄。所以你看他的文字就浑厚、荒凉，缺乏水的温润。不过两人一致的地方是，都会在文字里延宕。一个在哲思上转，一个在感性的流水里淌，都打破常规。且看废明的《五祖寺》的结尾，何等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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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儿时的五祖寺其实乃与五祖寺毫不相干，然而我喜欢写五祖寺这个题目。我喜欢这个题目的原故，恐怕还因为五祖丰的归途，到现在我也总是记得五祖寺的归途，其实并没有记住什么，仿佛记得天气，记得路上有许多桥，记得沙子的路。一个小孩子，坐在车上，我记得他与大人们没有说话，他那么沉默着，喜欢过着木桥，这个木桥后来乃像一个影子的桥，它那么的没有缺点，永远的在一个路上。稍大读《西厢记》，喜欢“四周山色中，一鞭残照里”两句，也便是唤起了五祖寺归途的记忆，不过小孩子的“残照”乃是朝阳的憧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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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也谈五祖和六祖，是远远地谈，淡淡地谈。他从佛教的理念讲到禅的内蕴，体悟到了理性不能解决的神秘的存在，而且也学会了对问题的多样性打量。从一看到二，二又分四或六，婉转起伏，绝没有线性因果的呆板。废名的文章是感性的九曲十折，张中行的作品乃理性的缠绕和盘诘。禅的存在被他借用成思想的容器。空与有，信与疑，生与灭，在他那里不是一个信仰上的问题，而是学问上的问题。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寂智指体，无念为宗”在他看来不是唯一的，世间还有另外的路可走。不过禅的意向对他也有很大的感召力，那就是不处于物扰的自由状态，以逆为顺。在无路的地方摆脱无路之苦。在更大的层面上说，张中行得到了非禅之禅，非乐之乐。有他的文章在，细读是能感受到的。与废名比，两人实在是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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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狂人，大多是把己身的信仰夸大到极限的。只要认准了道路，就有排他的现象，真理在握，别人的存在是无所谓的。人有欲，欲也可升为精神现象，在思想上就表现为一种信仰的出现。思想者往往始于怀疑，而终于信仰的。可是在张中行这样的人那里，欲望下的信仰，大多是可疑的，怀疑乃思想之母，而能否归于信仰，那是另一回事。从他自己的经历看，许多归于了信仰的人，未必找到己身的快乐，时间老人对人类的嘲弄，有时就是这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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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罗素的影响，张中行成了怀疑主义者。促使这种怀疑意识演进的，还有康德的哲学。他年轻时也苦读过康德的书籍，后来集中的印象是，康德意识到了主体的有限性，人不能穷极无限的世界，用先验的主观的形式不可能把握无限变化的世界，于是进入悖论。这对他是终生的影响。《负暄续话·难得糊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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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北欧哲学家斯宾诺莎有这么个想法，人的最高享受是知天（他多用上帝，这里以意会）。他写了一些很值得钦仰的书，推想他会自信，他知了，所以已经获得最高的享受。许多人，国产的，如汉人的阴阳五行，宋人的太极图，等等，进口的，如旧约的上帝创造一切，柏拉图的概念世界，等等，都是斯宾诺莎一路，幻想自己已经独得天地之奥秘。对比之下，康德就退让一些，他知道以我们的理性为武器，还有攻不下的堡垒。根据越无知越武断，越有知越谦虚的什么规律，现代人有了看远的种种镜子，以及各种学和各种论，几乎是欲不谦虚欲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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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呢？这在他看来是个相对性的问题，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不会知道这些，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大学教授和乡里之人，有同样的态度，并不分高低贵贱。因为在他眼里，从广大的宇宙的角度看，大家都在可怜的世间。人在生命的路上，都有困苦的相伴，谁也不能占据了所有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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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理性是有限的，那么就不去求知了么？也不是的。张中行认为，在人生的路上，要克服困难，走出愚昧，就不能不仰仗知识，从理性的光泽下找到合理的路。怀疑主义者，其实是有自己坚定的信念的，那就是在肯定知识的有用的同时，不把知识无限地夸大化。伟大的科学家和作家，当越发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时，也警惕对知识万能的膜拜心理。爱因斯坦面对无限变化的世界时，常常慨叹自己的有限，在茫茫的宇宙间，我们知道的也只是那么一点点，和广延无边的世界比，人的力量是不足为道的。张中行多次讲到爱因斯坦，但从不说他的学问怎样高深，而强调这位科学家自己如何面对困惑。困惑对读书人而言，是必须正视的话题，智慧越高，困惑可能越高，在思想的路上，人都是没有终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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