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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熟悉她的人，对其行踪有一种类似的感觉，那其实也是把她本人和小说的气味一体化的看法。由于胡兰成在日伪时期的不良表现，也波及人们对张爱玲的看法。这也增加了其另类的色彩。加之她个性里的冷色过多，同代对其有兴趣的批评家，一直甚少。而后来大学的女生对其文本的痴迷，则让老一代的学人有些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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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小说家中，她是一个意外的存在。当知识界泾渭分明地述说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张爱玲却把灰色与无望展示给了我们。不那么革命，不那么遗老气，是另类的姿态。我们用苏俄的理论似乎不好去描述她，而以旧式文学的模式套她的思想，也难得其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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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家族显赫，祖父张伯伦、外祖父李鸿章都是近代史的大人物。到了她的父母这一辈，灰色的东西多了，先前的显赫也与其无关，倒是有了另外的沉重。她的父母关系不和，加之曾受过父亲的虐待，她早期的精神就缠上了忧戚之调。她后来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人，还不如说为己更为合适。印象里是，她一个人把其家族的几代不幸都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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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的自述里，能够感受到她与政治的隔膜。她的前辈的政治选择，于她不过记忆里的影子，自己并无兴趣。至于胡兰成的为人之道，也并非没有被省察到。她的孤独感和丰富的内觉，造成一种远离社会政治话语的语序。那些敏感的文字，比冰心、庐隐丝毫不差。“五四”的女性，当写到己身的不幸和环境的险恶时，笔锋的背后有启蒙的或个性解放的呼唤。在悲哀之后有一种出走的希望，这是一代女子的梦想。但是我们在张爱玲的世界，感受到的是无望之苦。精神缠绕在无爱的寒夜，而趣味又非象牙塔里的，市井的气味也流动其间。也就是说，她绕过了政治，直接进入市井的世界，而气质里残留着贵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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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小说家，有一部分是为了消遣才到文坛上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就有大众的意味，是民众审美的代言，读者之众，已从发行量里可以看到。张爱玲走进文坛，就在这个舞台上，她在《紫罗兰》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有一点旧小说气，口味是市民的，但那是大户人家的闭锁的门内的恩恩怨怨，乃没落的家族的一丝残照，夹着苍凉的意味。高贵的叙述口吻里的不高贵的故事，读者在此生出好奇，扑面的是华贵之影，吸进的是丝丝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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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第一次看到她的小说，忽觉眼亮，那是久违的感觉，似乎只有曹雪芹的小说才有几分这样的味道，那作品的底色好像从曹氏那里飘来，又多了几许现代的洋味。光是这洋味，就有古人不及的地方，自然成了现代大众的宠儿。周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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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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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多是上海、香港两地凡人的琐事，没有什么大的叙事，家常的记录，生死之迹，且写得阴风习习，彻骨的凄凉。她的文字极为敏感，刻刀般切入我们的肌体里，不免有被割痛的感觉。较之上海滩上的小报里的作品，张氏之作有着不可接近的孤傲，以及那远离凡俗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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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翻译家傅雷很快就发现了。他对张氏文本的精到的解读，代表了相当的读者的看法。海派的文学，不都是小报里的趣味，也有人生哲学的另一类书写。人不都是上帝的使者，我们内在的不可理喻性与残忍性，可能更含有人的本质。张爱玲是这样的残酷生活的拷问者，在天才的闪光之后，也把阴郁、刻毒的残影刻在了词语之间。她身后的毁誉不同的评价，已证明了其生命体悟里所隐含的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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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内地还没有出全她的文集，那原因是她涉及敏感的话题，无意间也有了政治性。张爱玲的小说不多，却足以和同代人抗衡。这个天赋颇好的女子，所写的文字多是家长里短的存在，无聊的生活里的无聊人与事，而主旨却是正经的。她的许多作品唤出了神秘的家族内可怖的魔影，告诉我们社会空气里的元素。读她的书，才知道老中国的不可救药，人性的不可救药。一面也留下值得珍视的遗存。那些与人相关的色彩、旋律，还有飘忽不定的气味，才可以看到没有利害的存在的好玩之处。割舍不了的人间，仿佛就在此处。她犹如一个社会的诊脉者，只冷冷地告诉我们躯体里的病灶，却没有写出药方。于是我们感到她的残忍。但细细一看，她对自己的疾苦，也从未有过出离的办法。这时候方为之释然，在路消失的地方，睁着眼睛看出盲点的人，比筑路者的价值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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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早期作品幽暗而寂寞，也差不多成了一生的艺术实践的高峰。《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映现的都是爱情的悲剧。这些悲剧，不是左翼作家式的抱怨，似乎都是社会之恶。张爱玲看到的多是人性的弱点，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是稀少的。作者对人性的描摹，十分耐心，很有东方的意蕴，但却渲染出东方文明中可怕的一幕。美诞生于斯，恶也流溢其间，我们由此感受到所置身的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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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炉香》写一个上海的女孩葛薇龙到香港读书，春假时借住在姑母家。姑母早年嫁给比自己大几十岁的阔人，家境颇好。薇龙在其处参加了大量晚会、茶会、音乐会、牌局。姑母梁太太喜欢弄人，在香港富人中寻求虚荣心的满足。薇龙在梁家认识了混血青年乔琪，这青年有些花花公子气，劣态多多，但还是与其结为百年之好。小说写青年的爱情，一波三折，对香港殖民地气的生活有入木三分的把握，人的空幻之感与精神的无趣，都木刻般印在纸上。主人公很敏感、自私，且颇有个性。当遇到醋意的时候，天性里的怨恨流露无余，显得异常真实。在这里，家庭生活为一种豪华下的阴险所罩，人的无聊和无趣的一面触目可叹。我们阅读这个故事，感受到了作者的冷意的眼光下的审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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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写爱情，多是悲剧，她对女性内心的理解是在一般人的感觉之外的天意的投影。《第二炉香》一开篇，就是出奇的情节，新婚的愫细和丈夫罗杰一开始就在一种情感的错位里。愫细一家人不幸的婚姻与她自己的脆弱的感情，导致了生活的畸形之状。《茉莉香片》的丹朱与传庆的感情的错位，也给人一种荒诞的感受。人要理解他人，真的不易，生命中可如意者，也十分有限。在香港这个奇怪的地方，生命的天地实在太狭窄了。张爱玲作品对男女之情的把握，是本然的剖示，绝不停留在幻象之中，在《琉璃瓦》、《连环套》诸作品里，都市人的婚恋，可笑而可怕，小说所涉猎的人情世故，把老中国儿女的魂魄，活生生点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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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式社会的豪华、典雅之后，是无量的悲苦的人生，张爱玲觉得这个人生的可怜。而上海这个地方，照例是死气沉沉的王国，在现代的繁华里，孤寂、无聊的人生又何其之多。她在面对上海的人与事时所显示的美学精神，与“五四”文人的热情不同，和海派的喧嚷不同，另一种镜头下的生生死死，同样有认知王国里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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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写作里，《倾城之恋》与《金锁记》可谓代表之作。这里可以看出她的读人之深，以及视角的独特。这两篇作品都在写婚姻大事，却没有任何光量，气氛是压抑的，即使有诸多豪华的现代生活的点缀，却无法让人兴奋起来，好像被抛入黑暗之所，只能于苦海里聊度残日。无光的世界，要求得一丝暖意，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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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本是有过失意的婚姻的人，在上海的家里过着一种压抑的生活。后来去香港认识了从英国归来的范柳原，两人便相爱起来。白流苏的父亲是个赌徒，搞得倾家荡产，她小时候就在一种不快的环境中长大，自然有许多创伤。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见到白流苏时已经颇有沧桑之感了。这个在外浪荡多年的青年，在女人面前是一个老手，说话里暗含着余音。流苏对他也是复杂的感受，爱的背后，还有自己的私利。张爱玲描绘男女间的情感，多以对话为之，彼此的心绪都在语调与词组中流出来。比如挑逗，比如吃醋，比如暗算，都栩栩如生，连彼此的脉息都被传递出来。情感一旦有了世俗意识进来，就有游戏的地方，甚至彼此的博弈。他们知道对方的心意，也知道各自的背景，就有惺惺相惜的味道。范柳原与白流苏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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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原静了半晌，叹了口气。流苏道：“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柳原道：“多着呢。”流苏叹道：“若是像你这样自由自在的人，也要怨命，像我这样，早就该上吊了。”柳原道：“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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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体验多了的人，对人情世故不免敏感。张爱玲写人的爱情，不是童话式的，早就经历了沧海桑田，故一切都不过演戏，只是演的真与假不同而已。《倾城之恋》的好处是写了两个俗人的真心的博弈和感情发展的逻辑。作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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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苏勾搭上了范柳原，无非图他的钱。真弄到了钱，也不会无声无臭地回家来了，显然是没有得到他什么好处。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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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苏选择了范柳原，有感情的因素，自然也有家庭矛盾的压力，不过是找一个避风港口。如果不是战乱，范柳原要是远走高飞到外国，他们的爱情还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恰因为路已堵死，便有了婚姻的可能。“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张爱玲对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倒出了内心的苦水。人的可怜与可笑，世间发生的太多，而记录的少而又少。这是巨变时代的小人物的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内容。作者写它，略抒己意，在人间的地图上多了一幅黯淡的图卷，其中的情趣，也可聊搏一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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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张爱玲看人看事，眼光冷冷的，绝不施舍光明，廉价的情感是不谈的。她熟悉都市大家族的生活，知道他们怎样内斗，怎样弄权，怎样害人，人性阴暗处无所不在。她在文字里构建的人生图景，没有神异的灵光，人像是传染了疾病，都在悲剧里出出进进。最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全篇的人物都是畸形的，可怕的人心，缠绕身体的疾苦，都在命运里交织，苦楚之气，遍布公馆，连一点活人的快慰也没有的。小说的主人公七巧嫁给患骨痨的二少爷，过着死人般的生活，她因此成了公馆里的有功之人。因为性情暴躁，爱情的空白，性情与常人大异，刻毒、多疑、刚愎自用都有。在公馆里，七巧爱上了丈夫的三弟姜季泽，可三弟的为人与做事，都不堪入目，也是不争气的男人，他们的爱除了收获罪过，结果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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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写家庭生活的不幸，对母亲是有所疼爱的，觉得女性是家族制的牺牲品，很少鞭笞她们的自私与贪婪。张爱玲写《金锁记》，完全颠覆了一般作家的感受，把人性最不可思议的一面暴露给世人。七巧可以说是在恶的环境里滋生出的怪人，她对两个子女的态度，已非母爱可以解释，完全是阴狠的长者。她的儿子长白的婚姻，被其搅得不得安宁，而女儿长安的爱情，也被其破坏。因为自己生活的变态，她无法忍受子女正常的生活，以奴役的方式无情地折磨自己的孩子，使他们不得喘息。七巧在魔窟般的姜公馆染了自私、自大、敌视他人的习惯，也把这些推及世人。她怀疑别人，总以最坏的心推算他人的选择，结果与周围格格不入，不仅自己毫无友情，也无情地摧残了自己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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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评张爱玲的作品时说：“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地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学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恳，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于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这个观点，能够看出与左翼文化不同的思路，张爱玲在左翼之外，另辟蹊径，对现代小说的贡献不可小视。在她那里，古典小说的传统与西洋的技巧很自然地汇于一处，没有丝毫的做作。因为对人生的绝望，故以超俗之笔寻一自己的园地，又能于空幻之处得以以自制的彩笔，绘各类人生，赋予无趣之生活以趣事，那就多了大作家的气象。她的超时空的漫笔，直通人类的宿命之域，千百年风水轮转，不变的是人性的有限性。张爱玲对此的体悟，与晚清的思想家比，也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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