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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与社区共同构成了社会纵向结构的内容。研究中国传统的结社，不能不从互动的角度出发，探索社团与社区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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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区的本质是：群体的共同结合感，同是一个群体的成员有共同的身份，对某些物质的或精神的事物有共同的评价，以及承认其他一切身份相同的人的权利和义务。有三个因素和社区的定义有关联。社区存在是：（1）一些住户比较集中地住在有一定界限的地理区域内；（2）这些居住者表现出紧固的内聚的相互作用；（3）具有不仅基于血缘纽带的共同成员感、共同隶属感。（注：［美］亚历克斯·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100~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麦基佛提出了社区（community）和社团（association）两种概念，并给以适当的区分。他认为，社区具有一定的空间地区，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生活共同体，通过成员的共同目的而自然产生。在社区中，各个成员具有共同的意识，他们所共同关心和要求的，是充分得到自给自足，如村落、城市以及包括这些在内的地区、国民社会等，指的就是这类共同体。每个社区有其独自的传统和习惯。而社团作为社区内部的一个器官，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特殊目的并发挥作用而人为地组织起来的。社团成员只是部分地具有共同意识而已。可见，他把社区看作区域社会，把社团看作社区的下位集团。（注：［日］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108~109页。）与这种分类方法相仿，日本学者普遍采用基础集团和功能集团这样一种分类方法。如日本社会学会编《教养讲座社会学》（1967年新版本）为基础集团作如下定义：“它作为连接共同的血缘关系和乡亲关系的纽带而自然形成的，并具有产生其他集团的基础性意义”；对功能集团所下的定义是：“它作为连接人们的共同目的、意义和利害关系的纽带而起特定作用，为此，是人为地、有计划地形成的；它以基础性集团的生活为基础，并又从中派生出来。”（注：《社会学概论》，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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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意识的近似，日本学者关于社区与社团的阐述似更容易为中国学者所理解和接受，并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具有更为实际的指导意义。所谓基础性集团，即指社区；而功能性集团，则指社团。正如有些社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社区意识与一般社区的群体意识是同质异名的东西，但也有其相异之处。社区意识不一定要在与敌对群体的关系中才出现，也不一定是为敌对那个“他们”群体而出现。（注：杨懋春：《社会学》，5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尽管社区意识与一般性社团的群体意识有相异之处，同时社团又只是社区的下位集团，然从中国传统结社的起源及其演变状况来看，社团仍然保留着一些社区的联系纽带。首先，从起源上讲，社、邑本来是一些地域概念，只是到后来才演变成社团组织。而当成为社团组织后，仍然残留着不少地域性的特征。如隋唐时期的社邑，有些即是一个村落的聚合，而有些则由城市中一个坊厢组成。社之地域特点，至明清时期尚有遗存。（注：如清代广西之大甑湾，其社祭即为诸村合祭。史载：“东安、西宁与罗定州三接壤之间，群山盘郁，瑶僮屯聚。前朝陈伦进兵开复，即于其地设立墟场。墟上建一社坛，坛前小河，汇而为潭，潭广亩许，水深窅不可测，名大甑湾。环墟二十余村，每岁二八月丁后一日，各村长幼咸集，约二百余人赴社。其将祭也，潭内必有大锅浮出水面，取以炊米烹肉，不溢不漏。祭毕合饮，则人人足给。仍以其锅还潭，锅自沉潭底。及届祭期，锅复浮出，岁岁皆然，大甑之名所有昉矣。”参见钮琇：《觚续编》卷4《物觚·大甑湾》，2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次，社团的血缘色彩极其浓厚。传统的结社，或为宗族的结合，或为几姓宗族的联合，甚至有父子、兄弟同入一社的现象。即使有些社团本身没有血缘关系，但也通过结盟、结义与异姓结拜，使社团内成员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关系。由此可见，社团虽从社区中分化、派生出来，但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维系着社区内的血缘与地域纽带，并与社区保持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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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对中国传统结社的分类，以及考察它们与社会结构中其他因素的关系，不难看出社团研究是整体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分，它既要受到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制约，同时也为整体社会史研究提供具体解剖分析的实例。本书对中国传统社团的研究，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它们的成因、维系其存在的力量，以及它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即是凝聚力抑或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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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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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一章 政治型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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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会社与朋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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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传统的政治性结社，势必涉及朝政中的朋党问题。士子入仕前结社结会，或者缙绅下野后聚会结社，其直接的影响必然是导致在朝政中引起党争，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朋党之争固然是传统政治的痼疾，但朋党政治延续至明代，因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化的加剧，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及主体意识的觉醒，更由于自汉及明乡评、清议等大众舆论的一脉相传，以及党社运动的一体化，遂致朋党隐然有近代政党雏形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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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党的释义与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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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朋、党两词的起源而言，似乎与后世所言的朋党政治无涉。大体说来，“朋”的原义是货币单位。据王国维《说玨朋》一文考证，上古以贝壳充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注：王国维：《说玨朋》，见氏著：《观堂集林》，上册，161~1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至商周，当时的君主用货币赏赐臣下，亦以朋计数。如《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云：“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或许由于“朋”原本具有聚集、串连之义，以致后世又出现了“群”、“类”等引申义。如《山海经·北山经》曰：“群居而朋飞。”又《周易·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显然，朋已与群、类有了一定的瓜葛。人之有朋，遂致群体组织的出现。在此基础上，朋又演绎出同门、志同道合这一层意思。如孔子《论语·学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注：“同门曰朋。”又《周礼》亦称：“五曰联朋友。”郑注：“同师曰朋，同志曰友。”至清代，朋又成为“社”或“会”的同义语。（注：如清代安徽绩溪县，其西北乡均信仰“太子菩萨”，尤以五都、六都、八都香火最盛。“或结数社，或结十数社”，又编为“五朋”、“六朋”，挨年轮值。按照史料记载，绩溪“俗以朋为会”，可见在此类宗教性会社中，因为其会首属于挨年轮值，而且由各社“朋充”，遂致“朋”成“社”或“会”之同义语。相关的记载，参见朱瑞麟起草，刘汝骥审核：《绩溪风俗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62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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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古义主要有以下四层：一是古代地方基层组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如《论语·雍也》云：“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二是亲族。如《礼记·坊记》：“子云：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三是同伙之人。如《左传》僖公十年：“（晋）遂杀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皆里（克）、丕之党也。”四是阿附、偏私。如《尚书·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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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的演变过程中，也将志同道合的组织团体称为“党”。如明末，苏州一带的无赖流氓，结成“天罡党”。（注：计六奇：《明季南略》卷5《祁彪佳赴池水》，2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清代，宁波府属鄞县、慈溪两学生员，结成“破靴党”（注：《清仁宗实录》卷354，嘉庆二十四年二月丁卯条，见影印本《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康熙年间，分属吴江、元和、青浦三县之章练塘镇，则出现了以钱奎为首的“白腰党”，以其成员“腰束白布”著称（注：高如圭编撰：《颜安小志》卷12《杂记》，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8册，13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攻陷江宁、镇江等郡，江苏戒严，不逞之徒，无不蠢然思动。于是，在上海南翔则出现徐耀等人的“罗汉党”（注：章圭瑑纂辑：《黄渡续志》卷7《兵事情·纪土匪事》，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60页。）；清末上海的流氓，其组织则有“拆梢党”、“擦白党”、“豆腐党”、“丝绦党”。（注：姚公鹤：《上海闲话》，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葛元煦：《沪游杂记》卷2《拆梢党豆腐党》，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清光绪十七年铅印本；《申报》，同治癸酉闰六月初八日。）与此同时，又将志同道合之人称作“党人”。如屈原《离骚》云：“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又《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169），“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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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由于朋、党两字字义渐趋接近，均有朋比、党附的意思，故至春秋战国时期，便形成了“朋党”一词，并为当时人所习用。如韩非子云：“群臣朋党比周，心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注：一般认为，“朋党”一词，始见于《汉书》。然据《逸周书》记载，周穆王作史记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内争朋党，阴事外权，有果氏以亡。”清人王士禛据此认为，“朋党之说，其来尚矣”。可备一说。然《逸周书》显为后人伪托之书，实不足据。参见王士禛：《香祖笔记》卷6，105~1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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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朋党主要是指官僚士大夫的结党，诸如东汉的钩党，唐代的牛党、李党，北宋的熙丰党、元祐党，以及蜀党、洛党、朔党，南宋的伪学党，明代的东林党以及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等等。这是因为，这些朋党具有古代朋党的典型特征。当然，不排斥在官僚士大夫结党之外，尚有所谓的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党等朋党。不过，本书所要论述的主要是与讲学会社有关的官僚士大夫结党，至于其他朋党只是作为其对立面附带涉及，不作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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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朋、党的起源上看，联结朋党的纽带主要有同门、同志与乡党、乡里两条，至于宗法血缘关系，主要与在野的结社有关，而与朝内的朋党之争关系不大。同出一个师门，尤其是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出现了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特殊关系，难免在朝为官时产生门户之争。人以群分，其中的分别无非是志趣的不同。道不同者不与相谋。只有志同道合，才可群合、朋比，结成朋党。明人吕坤言：“君子、小人，本不难辨。然声应气求，君子以合道为朋，小人以合己为朋。”这里所谓的“合道”与“合己”，就是传统的朋党观念中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志趣之分。少为同乡，入仕后又同朝为官，其间亦不可避免地掺杂乡曲之见，由此结党，也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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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朋党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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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事物，都有其孕育产生的过程。朋党作为传统的官僚政治的一种普遍现象，自然也不例外。从朋党政治的历史变迁中，不但可以发现小人得志、君子失意的规律（注：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子、小人之辨，以及历史变迁，可参见余英时：《儒家的“君子”理想》，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118~13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而且也能揭示出其间的血腥气和传统专制政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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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朋党的产生，可知其渊源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朋党之争，自古已然。欧阳修《朋党论》言，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注：欧阳修：《朋党论》，见氏著：《居士集》卷17，收入《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民国间排印本。）欧阳修所言，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确有记载。据载，四凶族分别指浑敦、穷奇、梼杌、饕餮。而从杜预的注释来看，前三凶即兜、共工和鲧。这位浑敦即兜的罪行，当为“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显见，在先秦诸子看来，比周就是朋比结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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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朝政中不同的宗派集团以党相别者的现象日趋普遍。据史籍记载，诸如晋国的里克、丕郑之党，栾氏之党，齐国的公子牙之党，东周的王子朝之党，郑国的子阳之党，均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朋党。各国的卿士大夫，均通过结党，以扩大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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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党锢事件发生，清流知识分子与政府发生了第一次颉颃。源出于“处士横议”的清议的存在，使这次对抗具有较多的积极意义，并对后世的党争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尽管当时政府中的多数成员仍为知识分子，但所谓的政府并不包括它的全体成员，只是指那些掌握政权的实权派，这些人把激烈反对实权派路线的知识分子官僚视为“党人”，并加以镇压。同样的道理，因为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依附于实权派，故所谓的知识阶级也并不是指全体知识分子。由此可见，当时党争双方的势力构成极其复杂，将其视为政府与知识阶级的对立，仅仅是就其大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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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桓帝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二年（169）之时，由宦官势力控制实权的政府，将批判和弹劾其统治的大批知识分子及官僚，加上“党人”的罪名而加以镇压，尤其是建宁二年的第二次镇压，更是造成上百名著名士大夫官僚被处以死刑，幸免于难的知识分子也被通缉，尚有数百名党人遭到禁锢，即罢官免职、禁止入仕，甚至株连到家族门人。此事一直延续到黄巾起义前夕，事件延续近20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党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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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作者范晔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这种状况的存在，同时又引起民间“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注：《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2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知识阶级将批判宦官政府的舆论称为“清议”，靠清议而东山再起的党人集团称作“清流”。形成清议的社会阶级构成，除了太学生之外，尚有各地的书生，正如范晔所言：“（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注：同上书，2186页。）这种宣传支持了政府中反对宦官势力的正直官僚，从而引发了一种批判政府的普遍舆论，并因此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