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2620 汉代党锢由太学生中诸生互相标榜评论时政而起，与其相对的为阉人。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浊分流，不能说是朋党。唐代牛、李党争，偶因仕宦相连，彼此出入，激成派别。至宋代，党争已与前代迥然有异。仁宗时，石介有《庆历至德诗》，激浊扬清，稍生芥蒂。英宗之后，洛、朔、蜀三党互相争异，一等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秉政，而新旧两党形同水火，不可一日相容。驯至绍圣、崇宁，党祸大起，国事日非。在南宋，也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别。其后，伪学之禁，小人借朋党中伤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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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22 宋初，以忠厚浑朴治国，无所谓党争。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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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24 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淳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宋世风俗》，30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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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26 至庆历年间，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必出其门，范仲淹加以非难，遂诋仲淹为朋党。仲淹罢去，余靖、尹洙、欧阳修同罢，而夷简亦罢，朋党之论自此始。《宋史·范仲淹传》记其事云：“初，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注：《宋史》卷314《范仲淹传》，10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至神宗时，王安石厉行新政，进用轻躁趋媚之徒，黜退忠厚朴拙之流。等到了绍圣、崇宁年间，党祸大起。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书，抨击王安石创新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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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28 大抵说来，当时与王安石相争者多老成宿望，以司马光为其首。司马光为政主保守，而用人期于贤。王安石则反之。两下相争，遂成新旧两党。此外，在元祐旧党中，又有洛、朔、蜀三党之别。洛党以程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涛、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附和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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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30 庆元党案承北宋朋党之争的遗绪。据《宋元学案》载，庆元党案中被诬为“伪学”者共59人。而攻庆元伪学之人，自韩侂胄以下，可考者也有37人。（注：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97《庆元党案》，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6册，747~787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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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32 概括言之，宋代党争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就北宋而论，“嘉祐以前，以党吕文靖者为小人，以党范文正者为君子；治平以后，以党熙宁者为小人，以党元祐者为君子”。就南宋来说，“隆兴以前，以攻和议者为君子，以党和议者为小人；庆元以后，以党道学者为君子，以攻道学者为小人”（注：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5《读宋史》，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然就两宋党争总体而论，熙宁以前，朋党尚轻；元祐以后，朋党日重。至南渡之后，竟成水火不可解之势，而宋代随之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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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34 在这种朋党之风的影响下，士风也开始与政治结缘，以致造成南宋太学生干预政治这样一种现象。宋代太学生参与政治的活动，举其荦荦大者，大致有以下五次：一是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列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彦、朱勔等罪，称之为“六贼”，请求诛之。二是靖康元年（1126）二月，太学生陈东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求复用李纲及钟师道。三是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以黄榜禁太学生伏阙。为此，太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请斩汤思退、王之望、尹穑，而用陈康伯、胡铨等。四是庆元元年（1195）四月，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留任赵汝愚、章颍、李禅、杨简，请黜李沐。五是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太学生何处恬等伏阙上书，以工部尚书胡榘欲与金人议和，请诛之以谢天下。（注：宋代太学生之干政运动，可参见邓子琴：《中国风俗史》，218~223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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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36 两宋太学生干政的现象，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虽无结社现象，但已开启了明代士人结社干政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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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38 明代的党争与士绅结社是桴鼓相应的。换言之，士绅讲学、结社活动的存在，其影响必然波及朝政，从而在朝内引发朋党之争。同时，由于科举制度极盛，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纽带盘根错节，再加之同乡、同道关系的影响，明代党争更趋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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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40 明代党争，至明末尤盛，一直延续至清初顺治、康熙两朝。明末党争，燎原于神宗万历初年。当时张居正秉政，大权独揽，采用高压的手段，言官形同木偶。不过，言官的舆论表面上似乎已被剥夺，内里却更是膨胀。而一般无耻士大夫，借此机会弹劾正人君子，以取媚时相。例如赵用贤，以弹劾张居正“夺情”而被杖，户部郎中杨应宿复力诋用贤。高攀龙、吴弘济等又来论救，皆被贬谪。关于此，《明史》有如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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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42 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注：《明史》卷229《赵用贤传》，60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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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44 由于廷臣的党比，随之也就产生了党派。（注：明末朝臣中君子、小人之争，以及“党”之形成，究其原因，冯柯已是一语道破：“季世邪正相持，小人树党掊击，君子不得已，立援以胜之。党之名所由起也。小人以利合，君子以气投。利易入而气亦衰，是以小人之党固结不解，而君子之党每每疏，而反为所破。”从中不难发现君子党败于小人党的根本原因。参见冯柯：《三极通·下通》，见氏著：《贞白五书》，收入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22册，13224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在万历二十年（1592），湘潭人李腾芳劝王锡爵不要三王并封，迁左谕德。腾芳与昆山顾天埈善，天埈险诐无行，为世所指名，被弹劾罢去，腾芳亦投劾归。于是，当时有顾党、李党之目。这是分党的张本。到万历三十八年，祭酒汤宾尹和顾天埈招收党徒，专与东林作对。天埈昆山人，宾尹宣城人，那时就分称其为昆党、宣党。到万历四十年以后，又有齐党、楚党、浙党之分。（注：东林、浙党角力，始自国本之论。关于此，可引下面史料加以进一步申述：“国本论起，言者相继。政府惟王家屏与言者合。力请不允，放归。申时行、王锡爵皆宛转调护，而心亦以言者为多事。时顾宪成以疏救冢宰，削籍。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有志之士争归之。沈一贯为相，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参见张怡：《玉光剑气集》卷4《国是》，1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齐党有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党有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党有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则为三党的主谋。天启初年，东林党又得到政权。齐、楚、浙三党在万历四十五年三党专政之时，就产生了裂痕，东林党的汪文言因机而起，破坏了三党。至魏忠贤擅权，那三党不得志的人全都加入了运动，把万历、泰昌两朝的纠纷安在东林党的头上，东林遂成众矢之的。崇祯帝即位，去除了阉党，东林的势力一度抬头，但不久又陷入纷争之中。据谢国桢的研究，崇祯时期朝内的政治派别可析为以下三个系统：第一是东林党，像文震孟、钱龙锡、孙承宗、范景文等人即是。第二是周延儒的一派，像王应熊可以归入此类，后来周派依附了东林，就与东林党合流了。第三是温体仁一派，这派势力最大，流传很远，如薛国观就是他的嫡传。（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按：君子、小人党争，以传统的是非作为区分的标准，难免会有一些“小人”窜入“君子”党中。如天启年间，小人党造《东林朋党录》、《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东林籍贯》、《盗柄东林伙》、《伙坏封疆录》诸书，藉此献媚逆党，杀诸君子。然若细究之，这些黑名单其实亦不可靠，通常出现小人窜入君子党名单的现象。如顾秉谦、周延儒、魏应嘉、冯三元之名列《朋党录》，许其孝、魏应嘉、郭鞏、陈保泰、杨春茂之名列《点将录》，张我续之名列《同志录》，郭鞏、张文熙、薛贞之名列《东林籍贯》，乃至安某之名列《盗柄东林伙》等等，均其例也。参见王士禛：《香祖笔记》卷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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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46 明末党争，一直延续至南明而不绝。如弘光朝中，有东林党系统与马士英、阮大铖系统之争；隆武朝中，又有武臣如郑芝龙、郑鸿逵与文臣黄道周、苏观生、张肯堂等的不能相容；永历朝内，党派分歧也存在，上下尸素，各自为党，严起恒、朱天麟等为一党，洪天擢、袁彭年等为一党，吴燝、刘湘客等为一党，陈世杰、杨邦瀚等又为一党，不久又归为吴、楚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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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48 清初党争是明末党争的延续。顺治时代的党争，是南人与北人之争。至康熙朝，是南人与南人之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与明代相较，清代党争就稍显冷清。清自入关以后，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凡臣工可以互相诋诘，但绝不容许有指斥乘舆之语。如洪亮吉上书论事，末复指斥乘舆，有“群小荧惑，视朝稍晏”之语，被处以“戍伊犁”（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35《洪亮吉事略》，见《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民国间铅印本。）。同时，清廷不容百姓干预政治。如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江西生员刘震宇因所著《治平新策》中有“更易衣服制度”之语，被处斩；又乾隆四十三年九月，锦县生员金从善因为上书言建储立后、纳谏施党，被处斩。（注：《清史稿》卷11、卷14《高宗本纪》，420、5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鉴于明代党争之祸，故大臣稍涉党嫌，即获重罪。如李绂因上书，奏黄振国无罪，被视为有结党之嫌，于是被处以“斩决，妻子财产入官”。后虽特旨免死，但清廷的朋党禁令之严，于此可以想见。这种风气，迄嘉、道而未变。至清末，由于各种会社、政党的崛起，风气才重新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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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0 三、会社与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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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2 朝内的朋党之争与门户之见，与士大夫入仕前后的结社风气颇有关系。传统中国的士子书生一向就有“以文会友”的习气，在进入仕途之前，结诗社，聚文会，好结交，群体意识极为浓厚。这种群体集团的出现，事实上已为进入仕途后在朝中确立门户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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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4 士子书生如此热衷于交游结社，无非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一旦蟾宫折桂，这批新贵之间又增添了一层“同年”的关系。为了应付官场的风云变幻，巩固自己在政府中已经取得的地位，他们在“同年”这层关系的基础上，结成“同年会”这样一种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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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6 “同年”始于唐代。当时以进士设科，始有“同年”之称。“同年会”也始见于唐代，时称“蹙鞠会”。据史料记载，唐咸通年间，新进士“集月灯阁为蹙鞠会，四面看棚栉比，同年肆览”（注：何晦：《摭言》，见《说郛》卷35，涵芬楼排印本。），云云。至宋代，同年契交，风气尤盛。苏轼诗云：通家不隔同年面。可见，当时同年往来，情契深厚，不减家人父子。入明，自中期以后，由于科举一途独盛，同年结会更是蔚成风气。平居出入相侍，庆吊相通，杯酒相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进士同年会最迟至成化二十年（1484）即已出现。（注：蔡清：《虚斋集》卷1《同年会》，761~7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举人同年会始见于成化十二年。据李东阳言，当天顺六年（1462），他中顺天乡试举人，同中者有135人。过数年，或举进士，列官中外，或业太学，或各归其乡。升沉聚散，不能相聚。至成化十二年冬至，兵科都给事中章元益聚集在京师的天顺六年这一科的举人，会于武学，举行同年会，参加者计41人。结会后，析邵雍《冬至诗》为韵，各赋一诗。（注：李东阳：《文前稿》卷6《京闱同年会诗序》，见《怀麓堂集》，清康熙间廖方达校刻本。）弘治以后，新进士登第结成同年会，已成惯例，而尤以初会之时为盛。究其原因，进士刚登第，其人都会聚京师，“方释场屋之累，而观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华，而无簿书之冗”。至时张筵合乐，举觞劝酬，其情无比畅适。弘治十五年（1502），新进士300余人照例会于武学，举行同年会，会众推张汝言为醵首。（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4《弘治壬戌进士同年会录序》，明嘉靖间刻本。）这种同年会在清代犹有存在。如清代北京就有同年会，同年为某种需要，或同年中有人办婚丧大事，会中人集会饮酒，联络感情，以便官场有所照应。（注：徐珂：《清稗类钞》之《奴婢类·长班》，第11册，52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又如在山西，当乾隆五十九年（1794）乡试发榜之后，那些获中举人之人，就在官署张筵庆祝，举行同年会。（注：李燧著，黄鉴晖校注：《晋游日记》卷2，4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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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8 同年会不同于朝廷令典中礼部的传胪赐宴大会。赐宴虽盛，然出于天子之命，有勋戚大臣一人在上奉命主宴，又有公卿陪宴，所以新进士大多胆怯，终宴无敢喧哗。而同年会坐以齿序，无甲第之拘，饮以量定，也无监史，自可契好相敦，意气相得，在同年中培养出一种感情。会后，照例将与会新进士之大略及所授官职刻为小录。初登进士，同年会自然很盛，其后因纷纷为官外出，聚会不易，所以同年之会就不如初时之盛。尽管如此，同年在京师为官者仍照例聚会，或找同好，举“同年三友会”一类的同年小聚，或在佳节，发出请帖，邀同年相会。（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4《同年三友会诗序》；卷57《丁未岁作同年会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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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0 在同年会新进士之间，通过同年的关系，进而扩及异姓兄弟般的关系。如蔡清咏同年之间的关系：“譬如一家子，肺腑亲弟兄。”（注：蔡清：《虚斋集》卷1《同年会》，761页。）这种关系不仅同年在朝时要维持，并且尚须传之各自的子孙，使同年子孙也各以兄弟相好，这就是明人吴宽所云的“盟在久要，期子孙之亦讲”（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57《丁未岁作同年会请帖》。）。明人赵用贤亦说，明代同年情谊最厚，“即身没已久，而子孙犹有蒙庇者”（注：赵用贤：《松石斋文集》卷3《南都同年会约序》，明万历间刻本。）。这就使同年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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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2 同年会的关系只靠同年一脉维持，已足以使官僚集团内的关系错综复杂。此外，在同年之外，又有更深的“同门”这一层关系。据明人归有光言，所谓同门，即“主司分经考校，同为一人之所取者。既于主司有师生之分宜，视他同年，会聚尤数；亦时以德义相考，而知其志意之所极”（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0《送同年李光甫之任江浦序》，清光绪元年常熟归氏刻本。）。假若结会的官僚士大夫生同时，居同乡，仕同朝，再加之同志、同道，即所谓的“五同”，那么其间关系的稳固更是可以想见。如弘治年间，礼部尚书吴宽在朝时，就与都御史陈璚、礼部侍郎李杰、太仆寺卿吴洪、吏部侍郎王鏊结成“五同会”。每当公务之暇，就备酒馔聚会，“谈以音谐，以正道相责望，以疑义相辨析，兴之所至，即形于咏歌，事之所感，每发于议论”。为示纪念，吴洪专门委托绍兴人丁彩绘成一幅《五同图》，由吴宽作序，王鏊题诗于画后。（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4《五同会序》；吴翌凤：《逊志堂杂钞》己集，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按：“五同会”之“五同”，按照明人吴宽的说法，应该是“同时”、“同乡”、“同朝”、“同志”、“同道”，而清人吴翌凤则将“同志”改为“同心”，尽管意思相近，而且吴氏号称亲见此画卷，但吴宽毕竟是此会的当事者，当以吴宽所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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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4 所谓的“五同会”，显然已经包括同乡这一层关系，以同乡结党，这是党争的主要特征。其实，同乡结会，也是渊源有自。早在宋代，就已有了同乡官僚的“乡会”，以笃桑榆之谊。每当新进士唱第毕，“乡之位于朝，与仕于京者，张宴湖山，为新贵者庆，最为盛集”。每集必有题名。（注：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景定严州续志》卷3《乡会》，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43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宋代严州人在京师的乡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严州为恭圣仁烈皇后的家乡，每次乡会之时，皇后之兄惠节王杨次山，皇后侄子敏肃王杨谷、忠宪王杨石，必为聚会的统盟，所以其后“节钺蝉联，缨绂辉映”，以致乡士大夫子孙有“尚帝姬”而显贵者。同乡关系再加之姻戚纽带，使严州籍的官僚士大夫在朝廷内的地位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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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6 官员老而致仕，在乡亦不甘寂寞，或结讲学会，或组织怡老会，结成团体，有些借此打发晚年的光阴，而有些则借此团体的力量干预朝政。一些地方官员，也喜欢结交当地乡绅，举行茶会。如宋代昆山县，每年冬至岁节之时，县官“率乡之寓贤士友聚拜于学之明伦堂，会茶而散，礼仪雍雍，长幼有序”（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2页。）。这种茶话会，带有团拜的色彩，事实上也造成了在地方政治上形成一些门户集团。至于各种耆英会，在后文将有专节阐述，在此不赘。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耆英会之类的结社名为怡老，实则政治意味颇为浓厚，隐然成为一些在野的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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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8 士大夫因在野讲学而结成朋党，自南宋的伪学党已然。明代东林讲学会，在朝声势极大，最后形成了著名的东林党。（注：关于晚明东林党的史事，其较早并具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当属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所著《东林党考》一文（原载《东方学报》，第55册，1983。其稍有删节的译本，则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明清》，266~3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则可参见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亡》（见氏著：《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15~39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结会讲学，究其本意无非是讲明学术，以改变人心不古。然讲学群体的存在，以及讲学活动中不可避免带有讽议朝政之举，实际上已形成了干预政治的事实。明人记东林讲学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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