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2670 逮从游者众，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名东林之徒，以自矜诩，甚至学士儒生挟之以扞文网，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欲进一人也，彼此引手；欲去一人也，共力下石。京察黜陟，非东林之竿牍不凭；行取考选，非东林之荐扬不与。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注：《明熹宗实录》卷26，天启二年九月庚子条，见校印本《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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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72 显见，结会讲学，名为讲明圣贤之学，表面上仅仅属于民间的学术团体，实则成为朝廷内朋党的奥援，时日一久，必然引发门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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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74 时至明末，复社继东林而起，并有“小东林”的雅称，党社合一，使党社运动呈一体化趋势。复社本为一个文社，它的出现不过是士子揣摩八股风气，为科举仕进作准备。然究其实质，却与明季政坛的关系非同一般。清初人万斯同一语道出了复社的政治色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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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76 明之末造，江南复社大盛，海内名士无不入其中。……一时声气翕集，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以故岩廊之上，亦避其讽议。（注：万斯同：《石园文集》卷7《送沈公厚南还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4册，8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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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78 揆之复社的活动，有三次危难，均与东林政治斗争的余波相关。复社初创以后，讲求文章声气，声誉顿时鹊起。时相温体仁之子欲入复社，为社中人所拒，于是两越贵胄到处奔竞，演为《绿牡丹》传奇，诋毁孙淳为“铺司”。学臣黎愧庵按试时，禁书毁板，逮温体仁家人，刊刻其子弟干谒之牍，并悬之长安市中。因此激起温体仁之怒，唆使同社推官周之夔作《复社或问》，向复社发难。（注：按：福建人周之夔属于一位“宿名士”，在当时颇有声望，名列复社社集第一集。从他与复社关系来看，起先与张溥、张采为“旧好”。后反戈一击，草《复社或问》，对张溥、张采“危言丑诋，陷以不轨”。明末清初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大铖名在《东林点将录》，号‘没遮拦’，而闽人周之夔亦注名复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杀东林，周反戈以攻复社，君子择交，不可不慎于始也。”从阮大铖、周之夔两人的例子来看，不仅仅说明君子择交应该谨慎，更可证明当时的党社集团，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的结合，其中的成员确实也是鱼目混珠，一旦欲求不遂，即可反出集团，走到原先利益集团的对立面。相关的记载，可参见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卷2，见《吴梅村全集》附录2，下册，14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4《文集》2《复社纪事》，603~604页。）赖当路庇护，才使此事暂时搁下。然复社中人始终不肯认过，反过来更与朝政为难。而在朝宰辅也往往畏忌社中之人，唯恐得罪清议，“甚至京师坐次有复社相公，竟席不敢言天下事”。崇祯十一年（1638），沈眉生、周镳等共持清议，作《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阉党阮大铖。为此，逆案中人对复社更是恨之入骨，不独阮大铖，即使杨维垣、张声振等人，也开始与复社为难。不久，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亡，南都弘光立国。史可法开府皖江，有感于其师左光斗为太监所害，为建忠烈祠，碑文出自周镳之手，其间对阮大铖多所指斥，大铖更是怀恨在心。正好复社成员张自烈刻《四书大全辨》，于是榜“伪学张自烈于通衢，刊章四出”，打算将复社成员一网打尽。时值审问大悲之狱，于是阮大铖之党就利用以前造《朋党》、《点将》、《同志》、《盗伙》诸录的故伎，作《蝗蝻录》，罗织十八罗汉、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又作《蝇蚋录》，罗列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将复社成员一概罗织其中。（注：张鉴：《冬青馆甲集》卷6《书复社姓氏录后三》，民国嘉业堂刻本。按：黄宗羲亦有如下记载：“天启间，逆阉窃国，是时有《百官图》、《邪党录》、《天鉴录》、《伺志录》、《点将录》，依之以尽杀朝廷之士，所谓东林党人也。崇祯末，阮大铖作《蝗蝻录》，以复社名士填之，谓是东林后劲，依此以尽杀天下之清流。”参见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95页。）这就是复社运动史上与朝内党争相关的三次变难，从中可以看出，复社的活动不过是东林之遗绪，从而与政府中的朋党之争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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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0 四、朋党观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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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2 朋党之争自古已然。关于朋党问题的看法，也是自古多有见解不同。这种见解的不同，事实上又反映出传统的政治观与自觉的政治观之间有霄壤之别，尽管在那批为结党立社辩解的开明知识分子中，其政治意识同样保留着诸多传统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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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4 讲究“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是儒家政治道德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儒家“王道”的标准，虽不排斥合群，却摒弃朋党、争竞。如孔子《论语·卫灵公》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历朝统治者大多以儒学立国，对儒家的政治道德尊信不疑，更何况臣工结党营私，对专制统治的稳固多所不利，所以对朋党严厉禁止。如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在召对大小臣工时，其厌恶朋党与门户的心情溢于言表：“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到（倒）不忧国，只是分门户，动说甚么党，甚么东林，何益国事家情！”他屡屡下旨禁说门户，以致“党”之一字，臣下都不敢在章奏中提及。（注：《崇祯长编》卷17，见《明实录》附录之四。）清康熙帝对朋党门户也深恶而痛嫉之。他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蠹国害，终必祸及身家。”（注：王先谦：《东华录》卷20《康熙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而雍正帝更是从天尊地卑、君臣定分的论调出发，亲自撰写了《朋党论》一文，对欧阳修《朋党论》一文猛烈抨击，认为欧阳修之论为“异说”，后世“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注：《雍正朝起居注》，雍正二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3；《清世宗实录》卷22，见影印本《清实录》。），欧阳修实为罪魁祸首。言语之中，透出一股杀气。历朝统治者如此严禁朋党，无非是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考虑。关于此，近人康有为之说堪称一语中的：“除德国专制外，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故畴昔中国数千年无之，其有党也，皆为君主所深恶。故汉之党锢，唐之清流，宋之党人碑，明之东林、复社皆罪之。本朝学宫皆立卧碑，以立党为大戒，谨愿者皆避之，盖政党与专制政体实不相容也。”（注：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转引自《康有为与保皇会》，3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政党为近代的产物，当然为专制政治所不容，即使如朋党，因为有碍君臣之分，也为专制政体所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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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6 在儒家知识阶层中，毕竟大部分人恪守传统的政治道德，他们是康有为所谓的“谨愿者”，所以不敢为朋党唱赞歌，以迎合专制君主的喜好。这种谨小慎微的极端，有时甚至使士大夫的一般交游生活也成了抨击的对象。如三国时阮武曾说：“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争讼之源。”（注：阮武：《正论》，见《全三国文》卷44，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明末学者吴麟徵也认为：“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党，便有一半身分。”（注：吴麟徵：《家诫要言》，《学海类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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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8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如果让知识阶层离开群体生活，当然也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论而已。其实，在孔子那里，他论群体之说也具有两重性的特点。如《论语·为政》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据何注：“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可见，君子也是可以因结交而形成群体的，只是君子以“忠信”而结党，只有小人才以私心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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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90 孔子这种政治道德观的两重性，为后世知识阶层结党提供了作出不同解释的依据。宋代朋党之争较为激烈，但也是宋代士大夫第一次大胆地为朋党喝彩。宋初的王禹偁在《朋党论》一文中，认为“朋党之来远矣”，这是尧舜这样的圣人时代所不可避免的。他进而对后世“君子常不胜于小人”、“理少而乱多”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注：王禹偁：《小畜集》卷15，清江乡归氏刻本。）欧阳修《朋党论》一文最为著名，他在文中也认为朋党是自古已然的现象，对君子结党多所庇护。在专制君主看来，这种说法简直是大逆不道，难怪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文被雍正帝恨之入骨。在宋代的知识阶层中，已经形成一股为朋党唱赞歌的风气。如范仲淹、秦观也对朋党多有称颂之处。史载，宋仁宗曾问辅臣：“自昔小人多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道：“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然，于国家何害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清刻本。）秦观在《朋党》中亦说：“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君子、小人各有类，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风俗恶薄，小人结党往往不引人注意，并以“朋党”污蔑善良君子。所以，宋宝元元年（1038），刘承宗在上奏中坦诚相谏：“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注：刘承宗：《论不可以朋党污善良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73，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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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92 时至明末，党社运动大盛，党祸尤烈。党社中人，纷纷撰写《朋党论》文，为君子之党辩解，摒弃小人结党，下笔已触及专制皇权深处。举例来说，复社名士侯方域与黎遂球论朋党之文，可作为这种见解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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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94 侯方域《朋党论》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在朝朋党，其结论是党人无负于国家。首先他指出，自汉、唐以下，在朝朋党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原因就在于，“天下之事，未有独行而就者也”。国家任用君子治国，其人必度量广大，才智博深，耳目聪明，势必会与天下之人交接，藉此可以知人品之邪正，又不得不在天下之士中选择知己数人，与之托缓急，共功名，然后藉此通天下之声气，察天下之议论，以无私之心，行至公之事。由于疏于防人，又照顾相善之人，故不免被人陷为朋党。其次，分析小人必胜、君子必败的原因。他认为，小人秉性深刻，立行矫激，用心险毒，“见利则含，见威则劫，一人而首尾数易，一事而曲直两徇，一日而阴阳百出”，给人的影响是孤立无朋。同时，小人善于交通宦寺宫妾，让他们在君主面前进谗言，诬蔑君子清流标榜、罔上行私。而君子不肯为因势调停之说，又秉性忠正强毅，势必群起而与小人相争。君主深居宫中，与臣庶隔绝，常恐臣下欺君罔上，所以看重小人的“孤立”，深疾君子的朋党。所以，“君子在大位而攻小人，主上则认为窃弄威福也；在言路而攻小人，则以为挟怨沽名也；在散地而攻小人，则以为援意指使也。信者日以信，而疑者日以疑，又何得有全理哉！”难怪小人常胜，君子必败。最后，他指出君子不避朋党，并列出史实，供君主取舍。他说：“同为国家之人，同受国家之事，苟其谋之而必公，行之而必忠，虽日弘吐握之风，夜前宾客之席，虞书之所协恭，箕子之所论大同也。不然而独行无偶，心实不测，蔡京、蔡攸之相构，真可谓孤立者矣。人主宜何取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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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96 下篇论在野朋党。首先，他指出，世道既衰，党人之目则在下。这是因为，“朝廷有顽钝无耻之大臣，而后有草茅激浊扬清之名士，又必其朝廷之上激浊扬清之大臣去者去而死者死，然后草茅之士相与持之而愈坚，争之而愈力”。其次，论君子蓄用世之志，决不能孤立寡与，即使在野，也会声气相求，结成朋党。草茅之士，来自四方，素不相识，但他们闻名相慕，闻风感叹，以道义相交，所以“千里一人焉，百里一人焉，遥相推引，而致朋党之不可复解”。最后，他认为，朝廷之上忠邪不同朝，草茅之下清浊形如水火，不能因此而定君子之罪。他有如下譬喻：“国如木然。君子则其本根也，众君子则其条干也，君子之议论风节，则其枝叶也。拔本则仆，削干则弱，去枝叶则枯。此乃木之蟊贼也。人主奈何不之悟？”（注：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7，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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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98 黎遂球《朋党论》一篇，其口吻虽不如侯方域激进，而且中间杂有诸多公允之论，但他分析人主与宦官、人主与臣工以及宦官与君子朋党之间的关系，却颇多独到之处。究其主旨，对君子朋党亦多所庇护。首先，他认为人臣结党相倾，互相攻讦，这决不是人主之利，而是“中人之利”，亦即宦官得利。其次，他主张人臣应该“无以朋党相结”，一心忠于君主，利于社稷。如果这样，仍不免相倾未已，朋党不断，应归咎于君主。原因有三：一是“人主无危社稷之行，以启其臣有必忠焉之忧，则无用相结以固其权；朝廷无危乱之形，群下无重足相戒相倚自全之势”。二是“人主无听中人之言，以为人臣倾陷之资，则其势不固；势不固，而与可解”。三是“人主必明夫邪正之辨，凡夫善依中人者之以为邪，其必忠而利社稷者之以为正。如是则虽有相倾，而人主鉴之。其不利于社稷、不忠于人主者之为邪，而畏人主之威，必不能固其外。若忠于人主，究不利于社稷者之为邪，而畏人主之觉，必不能恃”（注：黎遂球：《莲须阁集》卷11，见《粤十三家集》，清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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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00 上述两篇论朋党之文，其理论的出发点虽不相同，但对君子与小人、宦官与君主的关系分析颇为透彻。这种观念的出现，一是出于历史上党争的经验，二是针对晚明朋党政治特点而言，显然是东林、复社人士在遭到政敌打击、压抑下而发出的不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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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02 朋党之争，势必牵涉到专制政体。专制君主为了使自己的王朝长治久安，不但严禁朋党，而且限制在野士大夫的舆论参政，即使秀才士子的议政权利，也被横加剥夺。按照明代的制度，士各有分。出仕的缙绅，食君之禄，为君做事，有民社之责。生员被称为“朝不坐、宴不与”之身，自然无官守，无言责。明朝廷认定生员不应参与国家大事，而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大众的基本认识。（注：关于此，陈国栋有详细的讨论。参见陈国栋：《哭庙与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员层的社会性动作》，载《新史学》，3卷1期，台北，1992年3月，76页，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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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04 朱元璋创立大明帝国以后，恢复建立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各级儒学。有鉴于生员在元末之种种不法行为，专门就生员的管理作出规定，其中心主旨就是使生员远离朝政，一心读书。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定例，生员不许言事。此制只是维持于洪武一朝，随后就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生员中不乏以身试法者，不断有生员为地方事务或民间疾苦挺身而出，上书言事；二是生员不许言事这条禁例，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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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06 洪武十五年（1382），颁禁例于天下学校，置于明伦堂之左，永远遵守。禁例共计12条，其中有两条是针对生员言事者，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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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08 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惟生员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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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10 生员内有学优才赡、深明治体、果治何经精通透彻、年及三十愿出仕者，许敷陈王道，讲论治化，述作文词，禀本学教官，考其所作，果通性理，连佥其名，具呈提调正官，然后亲赍赴京奏闻，再行面试，如果真才实学，不待选举，即行录用。（注：申时行等纂：《明会典》卷78《学校·学规》，4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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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12 朱元璋制定学禁，规定生员不许言事，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生员一心学业，练达治体，然后出而为朝廷所用；生员轻率言事，容易养成一种骄横的习气，以致不服地方学官、提调官管制；生员学问、识见较浅，轻率议论，不但于国事无补，反而会干扰政府正常的行政运作。鉴及此，朱元璋接下来加了一条补充禁例，即：生员言事，必须学优才赡、深明治体者；年及三十，方许敷陈王道，讲论治化。而规定年龄显然亦是为了保证生员练达治体。此外，生员言事，必须经过一套正常的程序，即先禀明学官，再呈提调官，然后亲赍赴京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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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14 明初所定学禁，基本得到了很好的执行，然其基本态势则为有时宽松，有时严厉。明弘治十一年（1498）三月，监生江瑢奏言：“刘健、李东阳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忌能，排抑胜己，急宜斥退。”（注：李乐：《见闻杂记》卷1，1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这是通过上言，公开指责政府杜绝言路。明孝宗下瑢诏狱。刘健等上疏力救，方才得释。（注：茅元仪：《掌记》卷4，明崇祯刻本。）嘉靖十二年（1533）正月，蒲州诸生秦镗“请奉皇考于太庙，又分祀四郊，损文宣王爵像”。所有这些，均不合明世宗心意。于是，“上以讪妄，下镇抚司，以妖言论死”（注：谈迁：《国榷》卷55，世宗嘉靖十二年正月甲子条，3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至天启七年（1627）十月，监生胡焕猷弹劾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下法司。诸公救不力，“上意不深罪之也，得以赎论”（注：茅元仪：《掌记》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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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16 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生员不许言事的禁例，基本上得到了执行。（注：清黎景义记：“甲申闻变，会斌（指陈邦彦——引者）志切赴难，自念束发为弟子员，食饩有年，沐朝廷待士恩甚厚，一旦大变至此，讨贼复仇，义不容已。遂具呈本县，愿给引赴南京，上书阙下。……县尹顾公闻其言，大加钦赏，即为申牍有司，俾驿传以行。会斌尽捐家赀，备装南征。既至京，撰《中兴政要》八篇上之。”可见，生员上疏，即使到了明末，亦需按一定程序进行方可。参见黎景义：《二丸居集选》卷7《陈会斌私传》，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一至晚明，由于生员层力量的壮大，一些清醒之士开始对这一禁例提出质疑。其中较早者有冯梦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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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718 古之世，自公卿至庶人，皆得贡其直于天子，而天下治。高帝兴言路，称至广矣。顾独严于诸生，而卧碑之设，廪廪然，何耶？岂罪其妄发耶？然其中岂无通经学古、留心世故而其言不可废者，奈何以诸生锢耶？吾友贺生伯暗，诸生也，而有《救荒八议》。余读之，或不无激言偏词，而议论斐然，称国华矣，岂徒为诸生重而已哉！奈何废之？（注：冯梦祯：《快雪堂集》卷1《贺伯暗救荒八议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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