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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党争,一直延续至南明而不绝。如弘光朝中,有东林党系统与马士英、阮大铖系统之争;隆武朝中,又有武臣如郑芝龙、郑鸿逵与文臣黄道周、苏观生、张肯堂等的不能相容;永历朝内,党派分歧也存在,上下尸素,各自为党,严起恒、朱天麟等为一党,洪天擢、袁彭年等为一党,吴燝、刘湘客等为一党,陈世杰、杨邦瀚等又为一党,不久又归为吴、楚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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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党争是明末党争的延续。顺治时代的党争,是南人与北人之争。至康熙朝,是南人与南人之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与明代相较,清代党争就稍显冷清。清自入关以后,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凡臣工可以互相诋诘,但绝不容许有指斥乘舆之语。如洪亮吉上书论事,末复指斥乘舆,有“群小荧惑,视朝稍晏”之语,被处以“戍伊犁”(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35《洪亮吉事略》,见《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民国间铅印本。)。同时,清廷不容百姓干预政治。如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江西生员刘震宇因所著《治平新策》中有“更易衣服制度”之语,被处斩;又乾隆四十三年九月,锦县生员金从善因为上书言建储立后、纳谏施党,被处斩。(注:《清史稿》卷11、卷14《高宗本纪》,420、5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鉴于明代党争之祸,故大臣稍涉党嫌,即获重罪。如李绂因上书,奏黄振国无罪,被视为有结党之嫌,于是被处以“斩决,妻子财产入官”。后虽特旨免死,但清廷的朋党禁令之严,于此可以想见。这种风气,迄嘉、道而未变。至清末,由于各种会社、政党的崛起,风气才重新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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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社与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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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内的朋党之争与门户之见,与士大夫入仕前后的结社风气颇有关系。传统中国的士子书生一向就有“以文会友”的习气,在进入仕途之前,结诗社,聚文会,好结交,群体意识极为浓厚。这种群体集团的出现,事实上已为进入仕途后在朝中确立门户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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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书生如此热衷于交游结社,无非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一旦蟾宫折桂,这批新贵之间又增添了一层“同年”的关系。为了应付官场的风云变幻,巩固自己在政府中已经取得的地位,他们在“同年”这层关系的基础上,结成“同年会”这样一种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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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始于唐代。当时以进士设科,始有“同年”之称。“同年会”也始见于唐代,时称“蹙鞠会”。据史料记载,唐咸通年间,新进士“集月灯阁为蹙鞠会,四面看棚栉比,同年肆览”(注:何晦:《摭言》,见《说郛》卷35,涵芬楼排印本。),云云。至宋代,同年契交,风气尤盛。苏轼诗云:通家不隔同年面。可见,当时同年往来,情契深厚,不减家人父子。入明,自中期以后,由于科举一途独盛,同年结会更是蔚成风气。平居出入相侍,庆吊相通,杯酒相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进士同年会最迟至成化二十年(1484)即已出现。(注:蔡清:《虚斋集》卷1《同年会》,761~7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举人同年会始见于成化十二年。据李东阳言,当天顺六年(1462),他中顺天乡试举人,同中者有135人。过数年,或举进士,列官中外,或业太学,或各归其乡。升沉聚散,不能相聚。至成化十二年冬至,兵科都给事中章元益聚集在京师的天顺六年这一科的举人,会于武学,举行同年会,参加者计41人。结会后,析邵雍《冬至诗》为韵,各赋一诗。(注:李东阳:《文前稿》卷6《京闱同年会诗序》,见《怀麓堂集》,清康熙间廖方达校刻本。)弘治以后,新进士登第结成同年会,已成惯例,而尤以初会之时为盛。究其原因,进士刚登第,其人都会聚京师,“方释场屋之累,而观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华,而无簿书之冗”。至时张筵合乐,举觞劝酬,其情无比畅适。弘治十五年(1502),新进士300余人照例会于武学,举行同年会,会众推张汝言为醵首。(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4《弘治壬戌进士同年会录序》,明嘉靖间刻本。)这种同年会在清代犹有存在。如清代北京就有同年会,同年为某种需要,或同年中有人办婚丧大事,会中人集会饮酒,联络感情,以便官场有所照应。(注:徐珂:《清稗类钞》之《奴婢类·长班》,第11册,52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又如在山西,当乾隆五十九年(1794)乡试发榜之后,那些获中举人之人,就在官署张筵庆祝,举行同年会。(注:李燧著,黄鉴晖校注:《晋游日记》卷2,4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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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会不同于朝廷令典中礼部的传胪赐宴大会。赐宴虽盛,然出于天子之命,有勋戚大臣一人在上奉命主宴,又有公卿陪宴,所以新进士大多胆怯,终宴无敢喧哗。而同年会坐以齿序,无甲第之拘,饮以量定,也无监史,自可契好相敦,意气相得,在同年中培养出一种感情。会后,照例将与会新进士之大略及所授官职刻为小录。初登进士,同年会自然很盛,其后因纷纷为官外出,聚会不易,所以同年之会就不如初时之盛。尽管如此,同年在京师为官者仍照例聚会,或找同好,举“同年三友会”一类的同年小聚,或在佳节,发出请帖,邀同年相会。(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4《同年三友会诗序》;卷57《丁未岁作同年会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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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会新进士之间,通过同年的关系,进而扩及异姓兄弟般的关系。如蔡清咏同年之间的关系:“譬如一家子,肺腑亲弟兄。”(注:蔡清:《虚斋集》卷1《同年会》,761页。)这种关系不仅同年在朝时要维持,并且尚须传之各自的子孙,使同年子孙也各以兄弟相好,这就是明人吴宽所云的“盟在久要,期子孙之亦讲”(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57《丁未岁作同年会请帖》。)。明人赵用贤亦说,明代同年情谊最厚,“即身没已久,而子孙犹有蒙庇者”(注:赵用贤:《松石斋文集》卷3《南都同年会约序》,明万历间刻本。)。这就使同年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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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会的关系只靠同年一脉维持,已足以使官僚集团内的关系错综复杂。此外,在同年之外,又有更深的“同门”这一层关系。据明人归有光言,所谓同门,即“主司分经考校,同为一人之所取者。既于主司有师生之分宜,视他同年,会聚尤数;亦时以德义相考,而知其志意之所极”(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0《送同年李光甫之任江浦序》,清光绪元年常熟归氏刻本。)。假若结会的官僚士大夫生同时,居同乡,仕同朝,再加之同志、同道,即所谓的“五同”,那么其间关系的稳固更是可以想见。如弘治年间,礼部尚书吴宽在朝时,就与都御史陈璚、礼部侍郎李杰、太仆寺卿吴洪、吏部侍郎王鏊结成“五同会”。每当公务之暇,就备酒馔聚会,“谈以音谐,以正道相责望,以疑义相辨析,兴之所至,即形于咏歌,事之所感,每发于议论”。为示纪念,吴洪专门委托绍兴人丁彩绘成一幅《五同图》,由吴宽作序,王鏊题诗于画后。(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4《五同会序》;吴翌凤:《逊志堂杂钞》己集,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按:“五同会”之“五同”,按照明人吴宽的说法,应该是“同时”、“同乡”、“同朝”、“同志”、“同道”,而清人吴翌凤则将“同志”改为“同心”,尽管意思相近,而且吴氏号称亲见此画卷,但吴宽毕竟是此会的当事者,当以吴宽所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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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五同会”,显然已经包括同乡这一层关系,以同乡结党,这是党争的主要特征。其实,同乡结会,也是渊源有自。早在宋代,就已有了同乡官僚的“乡会”,以笃桑榆之谊。每当新进士唱第毕,“乡之位于朝,与仕于京者,张宴湖山,为新贵者庆,最为盛集”。每集必有题名。(注: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景定严州续志》卷3《乡会》,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43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宋代严州人在京师的乡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严州为恭圣仁烈皇后的家乡,每次乡会之时,皇后之兄惠节王杨次山,皇后侄子敏肃王杨谷、忠宪王杨石,必为聚会的统盟,所以其后“节钺蝉联,缨绂辉映”,以致乡士大夫子孙有“尚帝姬”而显贵者。同乡关系再加之姻戚纽带,使严州籍的官僚士大夫在朝廷内的地位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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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老而致仕,在乡亦不甘寂寞,或结讲学会,或组织怡老会,结成团体,有些借此打发晚年的光阴,而有些则借此团体的力量干预朝政。一些地方官员,也喜欢结交当地乡绅,举行茶会。如宋代昆山县,每年冬至岁节之时,县官“率乡之寓贤士友聚拜于学之明伦堂,会茶而散,礼仪雍雍,长幼有序”(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2页。)。这种茶话会,带有团拜的色彩,事实上也造成了在地方政治上形成一些门户集团。至于各种耆英会,在后文将有专节阐述,在此不赘。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耆英会之类的结社名为怡老,实则政治意味颇为浓厚,隐然成为一些在野的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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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因在野讲学而结成朋党,自南宋的伪学党已然。明代东林讲学会,在朝声势极大,最后形成了著名的东林党。(注:关于晚明东林党的史事,其较早并具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当属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所著《东林党考》一文(原载《东方学报》,第55册,1983。其稍有删节的译本,则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明清》,266~3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则可参见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亡》(见氏著:《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15~39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结会讲学,究其本意无非是讲明学术,以改变人心不古。然讲学群体的存在,以及讲学活动中不可避免带有讽议朝政之举,实际上已形成了干预政治的事实。明人记东林讲学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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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从游者众,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名东林之徒,以自矜诩,甚至学士儒生挟之以扞文网,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欲进一人也,彼此引手;欲去一人也,共力下石。京察黜陟,非东林之竿牍不凭;行取考选,非东林之荐扬不与。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注:《明熹宗实录》卷26,天启二年九月庚子条,见校印本《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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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见,结会讲学,名为讲明圣贤之学,表面上仅仅属于民间的学术团体,实则成为朝廷内朋党的奥援,时日一久,必然引发门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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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明末,复社继东林而起,并有“小东林”的雅称,党社合一,使党社运动呈一体化趋势。复社本为一个文社,它的出现不过是士子揣摩八股风气,为科举仕进作准备。然究其实质,却与明季政坛的关系非同一般。清初人万斯同一语道出了复社的政治色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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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末造,江南复社大盛,海内名士无不入其中。……一时声气翕集,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以故岩廊之上,亦避其讽议。(注:万斯同:《石园文集》卷7《送沈公厚南还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4册,8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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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之复社的活动,有三次危难,均与东林政治斗争的余波相关。复社初创以后,讲求文章声气,声誉顿时鹊起。时相温体仁之子欲入复社,为社中人所拒,于是两越贵胄到处奔竞,演为《绿牡丹》传奇,诋毁孙淳为“铺司”。学臣黎愧庵按试时,禁书毁板,逮温体仁家人,刊刻其子弟干谒之牍,并悬之长安市中。因此激起温体仁之怒,唆使同社推官周之夔作《复社或问》,向复社发难。(注:按:福建人周之夔属于一位“宿名士”,在当时颇有声望,名列复社社集第一集。从他与复社关系来看,起先与张溥、张采为“旧好”。后反戈一击,草《复社或问》,对张溥、张采“危言丑诋,陷以不轨”。明末清初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大铖名在《东林点将录》,号‘没遮拦’,而闽人周之夔亦注名复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杀东林,周反戈以攻复社,君子择交,不可不慎于始也。”从阮大铖、周之夔两人的例子来看,不仅仅说明君子择交应该谨慎,更可证明当时的党社集团,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的结合,其中的成员确实也是鱼目混珠,一旦欲求不遂,即可反出集团,走到原先利益集团的对立面。相关的记载,可参见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卷2,见《吴梅村全集》附录2,下册,14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4《文集》2《复社纪事》,603~604页。)赖当路庇护,才使此事暂时搁下。然复社中人始终不肯认过,反过来更与朝政为难。而在朝宰辅也往往畏忌社中之人,唯恐得罪清议,“甚至京师坐次有复社相公,竟席不敢言天下事”。崇祯十一年(1638),沈眉生、周镳等共持清议,作《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阉党阮大铖。为此,逆案中人对复社更是恨之入骨,不独阮大铖,即使杨维垣、张声振等人,也开始与复社为难。不久,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亡,南都弘光立国。史可法开府皖江,有感于其师左光斗为太监所害,为建忠烈祠,碑文出自周镳之手,其间对阮大铖多所指斥,大铖更是怀恨在心。正好复社成员张自烈刻《四书大全辨》,于是榜“伪学张自烈于通衢,刊章四出”,打算将复社成员一网打尽。时值审问大悲之狱,于是阮大铖之党就利用以前造《朋党》、《点将》、《同志》、《盗伙》诸录的故伎,作《蝗蝻录》,罗织十八罗汉、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又作《蝇蚋录》,罗列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将复社成员一概罗织其中。(注:张鉴:《冬青馆甲集》卷6《书复社姓氏录后三》,民国嘉业堂刻本。按:黄宗羲亦有如下记载:“天启间,逆阉窃国,是时有《百官图》、《邪党录》、《天鉴录》、《伺志录》、《点将录》,依之以尽杀朝廷之士,所谓东林党人也。崇祯末,阮大铖作《蝗蝻录》,以复社名士填之,谓是东林后劲,依此以尽杀天下之清流。”参见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95页。)这就是复社运动史上与朝内党争相关的三次变难,从中可以看出,复社的活动不过是东林之遗绪,从而与政府中的朋党之争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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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朋党观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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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之争自古已然。关于朋党问题的看法,也是自古多有见解不同。这种见解的不同,事实上又反映出传统的政治观与自觉的政治观之间有霄壤之别,尽管在那批为结党立社辩解的开明知识分子中,其政治意识同样保留着诸多传统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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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是儒家政治道德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儒家“王道”的标准,虽不排斥合群,却摒弃朋党、争竞。如孔子《论语·卫灵公》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历朝统治者大多以儒学立国,对儒家的政治道德尊信不疑,更何况臣工结党营私,对专制统治的稳固多所不利,所以对朋党严厉禁止。如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在召对大小臣工时,其厌恶朋党与门户的心情溢于言表:“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到(倒)不忧国,只是分门户,动说甚么党,甚么东林,何益国事家情!”他屡屡下旨禁说门户,以致“党”之一字,臣下都不敢在章奏中提及。(注:《崇祯长编》卷17,见《明实录》附录之四。)清康熙帝对朋党门户也深恶而痛嫉之。他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蠹国害,终必祸及身家。”(注:王先谦:《东华录》卷20《康熙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而雍正帝更是从天尊地卑、君臣定分的论调出发,亲自撰写了《朋党论》一文,对欧阳修《朋党论》一文猛烈抨击,认为欧阳修之论为“异说”,后世“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注:《雍正朝起居注》,雍正二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3;《清世宗实录》卷22,见影印本《清实录》。),欧阳修实为罪魁祸首。言语之中,透出一股杀气。历朝统治者如此严禁朋党,无非是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考虑。关于此,近人康有为之说堪称一语中的:“除德国专制外,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故畴昔中国数千年无之,其有党也,皆为君主所深恶。故汉之党锢,唐之清流,宋之党人碑,明之东林、复社皆罪之。本朝学宫皆立卧碑,以立党为大戒,谨愿者皆避之,盖政党与专制政体实不相容也。”(注: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转引自《康有为与保皇会》,3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政党为近代的产物,当然为专制政治所不容,即使如朋党,因为有碍君臣之分,也为专制政体所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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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知识阶层中,毕竟大部分人恪守传统的政治道德,他们是康有为所谓的“谨愿者”,所以不敢为朋党唱赞歌,以迎合专制君主的喜好。这种谨小慎微的极端,有时甚至使士大夫的一般交游生活也成了抨击的对象。如三国时阮武曾说:“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争讼之源。”(注:阮武:《正论》,见《全三国文》卷44,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明末学者吴麟徵也认为:“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党,便有一半身分。”(注:吴麟徵:《家诫要言》,《学海类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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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如果让知识阶层离开群体生活,当然也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论而已。其实,在孔子那里,他论群体之说也具有两重性的特点。如《论语·为政》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据何注:“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可见,君子也是可以因结交而形成群体的,只是君子以“忠信”而结党,只有小人才以私心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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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这种政治道德观的两重性,为后世知识阶层结党提供了作出不同解释的依据。宋代朋党之争较为激烈,但也是宋代士大夫第一次大胆地为朋党喝彩。宋初的王禹偁在《朋党论》一文中,认为“朋党之来远矣”,这是尧舜这样的圣人时代所不可避免的。他进而对后世“君子常不胜于小人”、“理少而乱多”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注:王禹偁:《小畜集》卷15,清江乡归氏刻本。)欧阳修《朋党论》一文最为著名,他在文中也认为朋党是自古已然的现象,对君子结党多所庇护。在专制君主看来,这种说法简直是大逆不道,难怪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文被雍正帝恨之入骨。在宋代的知识阶层中,已经形成一股为朋党唱赞歌的风气。如范仲淹、秦观也对朋党多有称颂之处。史载,宋仁宗曾问辅臣:“自昔小人多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道:“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然,于国家何害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清刻本。)秦观在《朋党》中亦说:“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君子、小人各有类,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风俗恶薄,小人结党往往不引人注意,并以“朋党”污蔑善良君子。所以,宋宝元元年(1038),刘承宗在上奏中坦诚相谏:“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注:刘承宗:《论不可以朋党污善良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73,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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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明末,党社运动大盛,党祸尤烈。党社中人,纷纷撰写《朋党论》文,为君子之党辩解,摒弃小人结党,下笔已触及专制皇权深处。举例来说,复社名士侯方域与黎遂球论朋党之文,可作为这种见解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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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方域《朋党论》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在朝朋党,其结论是党人无负于国家。首先他指出,自汉、唐以下,在朝朋党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原因就在于,“天下之事,未有独行而就者也”。国家任用君子治国,其人必度量广大,才智博深,耳目聪明,势必会与天下之人交接,藉此可以知人品之邪正,又不得不在天下之士中选择知己数人,与之托缓急,共功名,然后藉此通天下之声气,察天下之议论,以无私之心,行至公之事。由于疏于防人,又照顾相善之人,故不免被人陷为朋党。其次,分析小人必胜、君子必败的原因。他认为,小人秉性深刻,立行矫激,用心险毒,“见利则含,见威则劫,一人而首尾数易,一事而曲直两徇,一日而阴阳百出”,给人的影响是孤立无朋。同时,小人善于交通宦寺宫妾,让他们在君主面前进谗言,诬蔑君子清流标榜、罔上行私。而君子不肯为因势调停之说,又秉性忠正强毅,势必群起而与小人相争。君主深居宫中,与臣庶隔绝,常恐臣下欺君罔上,所以看重小人的“孤立”,深疾君子的朋党。所以,“君子在大位而攻小人,主上则认为窃弄威福也;在言路而攻小人,则以为挟怨沽名也;在散地而攻小人,则以为援意指使也。信者日以信,而疑者日以疑,又何得有全理哉!”难怪小人常胜,君子必败。最后,他指出君子不避朋党,并列出史实,供君主取舍。他说:“同为国家之人,同受国家之事,苟其谋之而必公,行之而必忠,虽日弘吐握之风,夜前宾客之席,虞书之所协恭,箕子之所论大同也。不然而独行无偶,心实不测,蔡京、蔡攸之相构,真可谓孤立者矣。人主宜何取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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