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2646 明末党争，一直延续至南明而不绝。如弘光朝中，有东林党系统与马士英、阮大铖系统之争；隆武朝中，又有武臣如郑芝龙、郑鸿逵与文臣黄道周、苏观生、张肯堂等的不能相容；永历朝内，党派分歧也存在，上下尸素，各自为党，严起恒、朱天麟等为一党，洪天擢、袁彭年等为一党，吴燝、刘湘客等为一党，陈世杰、杨邦瀚等又为一党，不久又归为吴、楚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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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48 清初党争是明末党争的延续。顺治时代的党争，是南人与北人之争。至康熙朝，是南人与南人之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与明代相较，清代党争就稍显冷清。清自入关以后，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凡臣工可以互相诋诘，但绝不容许有指斥乘舆之语。如洪亮吉上书论事，末复指斥乘舆，有“群小荧惑，视朝稍晏”之语，被处以“戍伊犁”（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35《洪亮吉事略》，见《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民国间铅印本。）。同时，清廷不容百姓干预政治。如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江西生员刘震宇因所著《治平新策》中有“更易衣服制度”之语，被处斩；又乾隆四十三年九月，锦县生员金从善因为上书言建储立后、纳谏施党，被处斩。（注：《清史稿》卷11、卷14《高宗本纪》，420、5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鉴于明代党争之祸，故大臣稍涉党嫌，即获重罪。如李绂因上书，奏黄振国无罪，被视为有结党之嫌，于是被处以“斩决，妻子财产入官”。后虽特旨免死，但清廷的朋党禁令之严，于此可以想见。这种风气，迄嘉、道而未变。至清末，由于各种会社、政党的崛起，风气才重新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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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0 三、会社与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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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2 朝内的朋党之争与门户之见，与士大夫入仕前后的结社风气颇有关系。传统中国的士子书生一向就有“以文会友”的习气，在进入仕途之前，结诗社，聚文会，好结交，群体意识极为浓厚。这种群体集团的出现，事实上已为进入仕途后在朝中确立门户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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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4 士子书生如此热衷于交游结社，无非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一旦蟾宫折桂，这批新贵之间又增添了一层“同年”的关系。为了应付官场的风云变幻，巩固自己在政府中已经取得的地位，他们在“同年”这层关系的基础上，结成“同年会”这样一种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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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6 “同年”始于唐代。当时以进士设科，始有“同年”之称。“同年会”也始见于唐代，时称“蹙鞠会”。据史料记载，唐咸通年间，新进士“集月灯阁为蹙鞠会，四面看棚栉比，同年肆览”（注：何晦：《摭言》，见《说郛》卷35，涵芬楼排印本。），云云。至宋代，同年契交，风气尤盛。苏轼诗云：通家不隔同年面。可见，当时同年往来，情契深厚，不减家人父子。入明，自中期以后，由于科举一途独盛，同年结会更是蔚成风气。平居出入相侍，庆吊相通，杯酒相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进士同年会最迟至成化二十年（1484）即已出现。（注：蔡清：《虚斋集》卷1《同年会》，761~7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举人同年会始见于成化十二年。据李东阳言，当天顺六年（1462），他中顺天乡试举人，同中者有135人。过数年，或举进士，列官中外，或业太学，或各归其乡。升沉聚散，不能相聚。至成化十二年冬至，兵科都给事中章元益聚集在京师的天顺六年这一科的举人，会于武学，举行同年会，参加者计41人。结会后，析邵雍《冬至诗》为韵，各赋一诗。（注：李东阳：《文前稿》卷6《京闱同年会诗序》，见《怀麓堂集》，清康熙间廖方达校刻本。）弘治以后，新进士登第结成同年会，已成惯例，而尤以初会之时为盛。究其原因，进士刚登第，其人都会聚京师，“方释场屋之累，而观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华，而无簿书之冗”。至时张筵合乐，举觞劝酬，其情无比畅适。弘治十五年（1502），新进士300余人照例会于武学，举行同年会，会众推张汝言为醵首。（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4《弘治壬戌进士同年会录序》，明嘉靖间刻本。）这种同年会在清代犹有存在。如清代北京就有同年会，同年为某种需要，或同年中有人办婚丧大事，会中人集会饮酒，联络感情，以便官场有所照应。（注：徐珂：《清稗类钞》之《奴婢类·长班》，第11册，52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又如在山西，当乾隆五十九年（1794）乡试发榜之后，那些获中举人之人，就在官署张筵庆祝，举行同年会。（注：李燧著，黄鉴晖校注：《晋游日记》卷2，4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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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58 同年会不同于朝廷令典中礼部的传胪赐宴大会。赐宴虽盛，然出于天子之命，有勋戚大臣一人在上奉命主宴，又有公卿陪宴，所以新进士大多胆怯，终宴无敢喧哗。而同年会坐以齿序，无甲第之拘，饮以量定，也无监史，自可契好相敦，意气相得，在同年中培养出一种感情。会后，照例将与会新进士之大略及所授官职刻为小录。初登进士，同年会自然很盛，其后因纷纷为官外出，聚会不易，所以同年之会就不如初时之盛。尽管如此，同年在京师为官者仍照例聚会，或找同好，举“同年三友会”一类的同年小聚，或在佳节，发出请帖，邀同年相会。（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4《同年三友会诗序》；卷57《丁未岁作同年会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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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0 在同年会新进士之间，通过同年的关系，进而扩及异姓兄弟般的关系。如蔡清咏同年之间的关系：“譬如一家子，肺腑亲弟兄。”（注：蔡清：《虚斋集》卷1《同年会》，761页。）这种关系不仅同年在朝时要维持，并且尚须传之各自的子孙，使同年子孙也各以兄弟相好，这就是明人吴宽所云的“盟在久要，期子孙之亦讲”（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57《丁未岁作同年会请帖》。）。明人赵用贤亦说，明代同年情谊最厚，“即身没已久，而子孙犹有蒙庇者”（注：赵用贤：《松石斋文集》卷3《南都同年会约序》，明万历间刻本。）。这就使同年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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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2 同年会的关系只靠同年一脉维持，已足以使官僚集团内的关系错综复杂。此外，在同年之外，又有更深的“同门”这一层关系。据明人归有光言，所谓同门，即“主司分经考校，同为一人之所取者。既于主司有师生之分宜，视他同年，会聚尤数；亦时以德义相考，而知其志意之所极”（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0《送同年李光甫之任江浦序》，清光绪元年常熟归氏刻本。）。假若结会的官僚士大夫生同时，居同乡，仕同朝，再加之同志、同道，即所谓的“五同”，那么其间关系的稳固更是可以想见。如弘治年间，礼部尚书吴宽在朝时，就与都御史陈璚、礼部侍郎李杰、太仆寺卿吴洪、吏部侍郎王鏊结成“五同会”。每当公务之暇，就备酒馔聚会，“谈以音谐，以正道相责望，以疑义相辨析，兴之所至，即形于咏歌，事之所感，每发于议论”。为示纪念，吴洪专门委托绍兴人丁彩绘成一幅《五同图》，由吴宽作序，王鏊题诗于画后。（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4《五同会序》；吴翌凤：《逊志堂杂钞》己集，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按：“五同会”之“五同”，按照明人吴宽的说法，应该是“同时”、“同乡”、“同朝”、“同志”、“同道”，而清人吴翌凤则将“同志”改为“同心”，尽管意思相近，而且吴氏号称亲见此画卷，但吴宽毕竟是此会的当事者，当以吴宽所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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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4 所谓的“五同会”，显然已经包括同乡这一层关系，以同乡结党，这是党争的主要特征。其实，同乡结会，也是渊源有自。早在宋代，就已有了同乡官僚的“乡会”，以笃桑榆之谊。每当新进士唱第毕，“乡之位于朝，与仕于京者，张宴湖山，为新贵者庆，最为盛集”。每集必有题名。（注：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景定严州续志》卷3《乡会》，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43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宋代严州人在京师的乡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严州为恭圣仁烈皇后的家乡，每次乡会之时，皇后之兄惠节王杨次山，皇后侄子敏肃王杨谷、忠宪王杨石，必为聚会的统盟，所以其后“节钺蝉联，缨绂辉映”，以致乡士大夫子孙有“尚帝姬”而显贵者。同乡关系再加之姻戚纽带，使严州籍的官僚士大夫在朝廷内的地位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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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6 官员老而致仕，在乡亦不甘寂寞，或结讲学会，或组织怡老会，结成团体，有些借此打发晚年的光阴，而有些则借此团体的力量干预朝政。一些地方官员，也喜欢结交当地乡绅，举行茶会。如宋代昆山县，每年冬至岁节之时，县官“率乡之寓贤士友聚拜于学之明伦堂，会茶而散，礼仪雍雍，长幼有序”（注：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062页。）。这种茶话会，带有团拜的色彩，事实上也造成了在地方政治上形成一些门户集团。至于各种耆英会，在后文将有专节阐述，在此不赘。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耆英会之类的结社名为怡老，实则政治意味颇为浓厚，隐然成为一些在野的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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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68 士大夫因在野讲学而结成朋党，自南宋的伪学党已然。明代东林讲学会，在朝声势极大，最后形成了著名的东林党。（注：关于晚明东林党的史事，其较早并具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当属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所著《东林党考》一文（原载《东方学报》，第55册，1983。其稍有删节的译本，则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明清》，266~3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则可参见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亡》（见氏著：《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15~39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结会讲学，究其本意无非是讲明学术，以改变人心不古。然讲学群体的存在，以及讲学活动中不可避免带有讽议朝政之举，实际上已形成了干预政治的事实。明人记东林讲学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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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70 逮从游者众，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名东林之徒，以自矜诩，甚至学士儒生挟之以扞文网，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欲进一人也，彼此引手；欲去一人也，共力下石。京察黜陟，非东林之竿牍不凭；行取考选，非东林之荐扬不与。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注：《明熹宗实录》卷26，天启二年九月庚子条，见校印本《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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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72 显见，结会讲学，名为讲明圣贤之学，表面上仅仅属于民间的学术团体，实则成为朝廷内朋党的奥援，时日一久，必然引发门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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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74 时至明末，复社继东林而起，并有“小东林”的雅称，党社合一，使党社运动呈一体化趋势。复社本为一个文社，它的出现不过是士子揣摩八股风气，为科举仕进作准备。然究其实质，却与明季政坛的关系非同一般。清初人万斯同一语道出了复社的政治色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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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76 明之末造，江南复社大盛，海内名士无不入其中。……一时声气翕集，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以故岩廊之上，亦避其讽议。（注：万斯同：《石园文集》卷7《送沈公厚南还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4册，8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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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78 揆之复社的活动，有三次危难，均与东林政治斗争的余波相关。复社初创以后，讲求文章声气，声誉顿时鹊起。时相温体仁之子欲入复社，为社中人所拒，于是两越贵胄到处奔竞，演为《绿牡丹》传奇，诋毁孙淳为“铺司”。学臣黎愧庵按试时，禁书毁板，逮温体仁家人，刊刻其子弟干谒之牍，并悬之长安市中。因此激起温体仁之怒，唆使同社推官周之夔作《复社或问》，向复社发难。（注：按：福建人周之夔属于一位“宿名士”，在当时颇有声望，名列复社社集第一集。从他与复社关系来看，起先与张溥、张采为“旧好”。后反戈一击，草《复社或问》，对张溥、张采“危言丑诋，陷以不轨”。明末清初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大铖名在《东林点将录》，号‘没遮拦’，而闽人周之夔亦注名复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杀东林，周反戈以攻复社，君子择交，不可不慎于始也。”从阮大铖、周之夔两人的例子来看，不仅仅说明君子择交应该谨慎，更可证明当时的党社集团，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的结合，其中的成员确实也是鱼目混珠，一旦欲求不遂，即可反出集团，走到原先利益集团的对立面。相关的记载，可参见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卷2，见《吴梅村全集》附录2，下册，14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4《文集》2《复社纪事》，603~604页。）赖当路庇护，才使此事暂时搁下。然复社中人始终不肯认过，反过来更与朝政为难。而在朝宰辅也往往畏忌社中之人，唯恐得罪清议，“甚至京师坐次有复社相公，竟席不敢言天下事”。崇祯十一年（1638），沈眉生、周镳等共持清议，作《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阉党阮大铖。为此，逆案中人对复社更是恨之入骨，不独阮大铖，即使杨维垣、张声振等人，也开始与复社为难。不久，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亡，南都弘光立国。史可法开府皖江，有感于其师左光斗为太监所害，为建忠烈祠，碑文出自周镳之手，其间对阮大铖多所指斥，大铖更是怀恨在心。正好复社成员张自烈刻《四书大全辨》，于是榜“伪学张自烈于通衢，刊章四出”，打算将复社成员一网打尽。时值审问大悲之狱，于是阮大铖之党就利用以前造《朋党》、《点将》、《同志》、《盗伙》诸录的故伎，作《蝗蝻录》，罗织十八罗汉、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又作《蝇蚋录》，罗列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将复社成员一概罗织其中。（注：张鉴：《冬青馆甲集》卷6《书复社姓氏录后三》，民国嘉业堂刻本。按：黄宗羲亦有如下记载：“天启间，逆阉窃国，是时有《百官图》、《邪党录》、《天鉴录》、《伺志录》、《点将录》，依之以尽杀朝廷之士，所谓东林党人也。崇祯末，阮大铖作《蝗蝻录》，以复社名士填之，谓是东林后劲，依此以尽杀天下之清流。”参见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95页。）这就是复社运动史上与朝内党争相关的三次变难，从中可以看出，复社的活动不过是东林之遗绪，从而与政府中的朋党之争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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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0 四、朋党观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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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2 朋党之争自古已然。关于朋党问题的看法，也是自古多有见解不同。这种见解的不同，事实上又反映出传统的政治观与自觉的政治观之间有霄壤之别，尽管在那批为结党立社辩解的开明知识分子中，其政治意识同样保留着诸多传统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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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4 讲究“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是儒家政治道德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儒家“王道”的标准，虽不排斥合群，却摒弃朋党、争竞。如孔子《论语·卫灵公》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历朝统治者大多以儒学立国，对儒家的政治道德尊信不疑，更何况臣工结党营私，对专制统治的稳固多所不利，所以对朋党严厉禁止。如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在召对大小臣工时，其厌恶朋党与门户的心情溢于言表：“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到（倒）不忧国，只是分门户，动说甚么党，甚么东林，何益国事家情！”他屡屡下旨禁说门户，以致“党”之一字，臣下都不敢在章奏中提及。（注：《崇祯长编》卷17，见《明实录》附录之四。）清康熙帝对朋党门户也深恶而痛嫉之。他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蠹国害，终必祸及身家。”（注：王先谦：《东华录》卷20《康熙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而雍正帝更是从天尊地卑、君臣定分的论调出发，亲自撰写了《朋党论》一文，对欧阳修《朋党论》一文猛烈抨击，认为欧阳修之论为“异说”，后世“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注：《雍正朝起居注》，雍正二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3；《清世宗实录》卷22，见影印本《清实录》。），欧阳修实为罪魁祸首。言语之中，透出一股杀气。历朝统治者如此严禁朋党，无非是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考虑。关于此，近人康有为之说堪称一语中的：“除德国专制外，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故畴昔中国数千年无之，其有党也，皆为君主所深恶。故汉之党锢，唐之清流，宋之党人碑，明之东林、复社皆罪之。本朝学宫皆立卧碑，以立党为大戒，谨愿者皆避之，盖政党与专制政体实不相容也。”（注：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转引自《康有为与保皇会》，3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政党为近代的产物，当然为专制政治所不容，即使如朋党，因为有碍君臣之分，也为专制政体所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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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6 在儒家知识阶层中，毕竟大部分人恪守传统的政治道德，他们是康有为所谓的“谨愿者”，所以不敢为朋党唱赞歌，以迎合专制君主的喜好。这种谨小慎微的极端，有时甚至使士大夫的一般交游生活也成了抨击的对象。如三国时阮武曾说：“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争讼之源。”（注：阮武：《正论》，见《全三国文》卷44，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明末学者吴麟徵也认为：“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党，便有一半身分。”（注：吴麟徵：《家诫要言》，《学海类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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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88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如果让知识阶层离开群体生活，当然也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论而已。其实，在孔子那里，他论群体之说也具有两重性的特点。如《论语·为政》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据何注：“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可见，君子也是可以因结交而形成群体的，只是君子以“忠信”而结党，只有小人才以私心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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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90 孔子这种政治道德观的两重性，为后世知识阶层结党提供了作出不同解释的依据。宋代朋党之争较为激烈，但也是宋代士大夫第一次大胆地为朋党喝彩。宋初的王禹偁在《朋党论》一文中，认为“朋党之来远矣”，这是尧舜这样的圣人时代所不可避免的。他进而对后世“君子常不胜于小人”、“理少而乱多”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注：王禹偁：《小畜集》卷15，清江乡归氏刻本。）欧阳修《朋党论》一文最为著名，他在文中也认为朋党是自古已然的现象，对君子结党多所庇护。在专制君主看来，这种说法简直是大逆不道，难怪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文被雍正帝恨之入骨。在宋代的知识阶层中，已经形成一股为朋党唱赞歌的风气。如范仲淹、秦观也对朋党多有称颂之处。史载，宋仁宗曾问辅臣：“自昔小人多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道：“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然，于国家何害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清刻本。）秦观在《朋党》中亦说：“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君子、小人各有类，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风俗恶薄，小人结党往往不引人注意，并以“朋党”污蔑善良君子。所以，宋宝元元年（1038），刘承宗在上奏中坦诚相谏：“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注：刘承宗：《论不可以朋党污善良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73，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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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92 时至明末，党社运动大盛，党祸尤烈。党社中人，纷纷撰写《朋党论》文，为君子之党辩解，摒弃小人结党，下笔已触及专制皇权深处。举例来说，复社名士侯方域与黎遂球论朋党之文，可作为这种见解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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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2694 侯方域《朋党论》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在朝朋党，其结论是党人无负于国家。首先他指出，自汉、唐以下，在朝朋党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原因就在于，“天下之事，未有独行而就者也”。国家任用君子治国，其人必度量广大，才智博深，耳目聪明，势必会与天下之人交接，藉此可以知人品之邪正，又不得不在天下之士中选择知己数人，与之托缓急，共功名，然后藉此通天下之声气，察天下之议论，以无私之心，行至公之事。由于疏于防人，又照顾相善之人，故不免被人陷为朋党。其次，分析小人必胜、君子必败的原因。他认为，小人秉性深刻，立行矫激，用心险毒，“见利则含，见威则劫，一人而首尾数易，一事而曲直两徇，一日而阴阳百出”，给人的影响是孤立无朋。同时，小人善于交通宦寺宫妾，让他们在君主面前进谗言，诬蔑君子清流标榜、罔上行私。而君子不肯为因势调停之说，又秉性忠正强毅，势必群起而与小人相争。君主深居宫中，与臣庶隔绝，常恐臣下欺君罔上，所以看重小人的“孤立”，深疾君子的朋党。所以，“君子在大位而攻小人，主上则认为窃弄威福也；在言路而攻小人，则以为挟怨沽名也；在散地而攻小人，则以为援意指使也。信者日以信，而疑者日以疑，又何得有全理哉！”难怪小人常胜，君子必败。最后，他指出君子不避朋党，并列出史实，供君主取舍。他说：“同为国家之人，同受国家之事，苟其谋之而必公，行之而必忠，虽日弘吐握之风，夜前宾客之席，虞书之所协恭，箕子之所论大同也。不然而独行无偶，心实不测，蔡京、蔡攸之相构，真可谓孤立者矣。人主宜何取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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