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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祯做过国子监祭酒，显然对诸生的要求洞若观火。他对明廷禁例所感到的疑惑，事实上说出了大部分生员的心声。只是身为朝廷命官，他不可能对朝廷法规提出直接的质难而已。当然，冯梦祯的疑惑，主要来自对“言路”功能的清醒认识。他认为：“夫言路之关于治乱，甚至巨也。自古天下之将治，言路先开；天下将乱，言路先塞。”（注：冯梦祯：《快雪堂集》卷1《李方麓侍御抒衷疏草序》。）由此可见，冯梦祯主张开生员言路，生员有好议论，理应允许他们上达，不因其为生员而受废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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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冯梦祯之后，张自烈、周亮工均对这条禁例提出过质疑。如张自烈认为，“生员不得言事”，“流弊有二”、“可疑者亦有二”（注：张自烈：《芑山文集》卷2《与宋潜溪论学禁书》，见《豫章丛书》，民国四年南昌胡思敬退庐刻本。）。周亮工对当时专制王朝“束士以空名，俾皓首穷经，不得干议朝政”的现象相当不满，对天启、崇祯年间坛坫四起，英人杰士、名公巨卿等清流辈出无比歆羡。念及明清易代以来，朋党余祸犹烈，不由自主地发出无限感慨：“夫人生今日，既不得稍伸其议于当世，而犹动有倾危之虑。”（注：周亮工：《赖古堂文集》卷16《倪母朱太夫人七十序》，下册，661~6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对朝廷钳束生员言论的禁例，显然亦持怀疑的态度。于是，他们对钦定条例作出了新的解释，希望借此为生员言事、聚众找到法律依据。佚名《民抄董宦事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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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读钦定条约，生员骂詈官长者有禁，而从容跪禀，不激不亢者，未尝禁也；鼓噪聚众者有禁，而依期升散，不约而集者，未尝有禁也；言涉利害、假公济私者有禁，而事干学校，情关狐兔者，未尝禁也。（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见《又满楼丛书》，民国十三年昆山赵诒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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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生员虽受禁例约束，却往往以“臣子”自处，而不以“诸生”自待。（注：譬如明熹宗驾崩，哀诏传至山东莱阳，诸生姜泻里（字尔岷，号汉州），“从县官后哭至失声，或问曰：‘子为诸生，何哭？’公曰：‘吾知为臣子，不知为诸生也。’”显见，在国丧时，生员无哭临资格，亦无哭临的义务。说见邹漪：《启祯野乘》，转引自前揭陈国栋：《哭庙与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员层的社会性动作》，76页，注（19）。）他们虽知晓“诸生无建言启事之条”，但又不得不深信“合学有笔伐口诛之案”（注：甲申乱后，李自成即位北京，降者甚众。如惠世扬、周钟、项煜，均降自成。于是，金坛诸生有《金坛合邑诸生讨降贼诸臣檄》，其中言：“诸生无建言启事之条，合学有笔伐口诛之案。恨生同域，誓不共天。”云云。说见抱阳生编著：《甲申朝事初编》卷2《江南诸生讨逆臣始末》，44~4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以对不合传统道德规范事行口诛笔伐之责自任。更有甚者，一些生员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注：如顾炎武云：“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之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即为此种精神。参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病起与蓟门当事书》，见《顾亭林诗文集》，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自明代中叶以后，生员上疏言事之例，不绝如缕。时至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生员言事，更见频繁。先有投机者监生陆万龄请祠魏忠贤于国学之旁，谓“孔子作《春秋》，而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也”（注：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陆万龄下狱》，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继又有嘉兴县贡生钱嘉徵上疏，参魏忠贤十大罪。（注：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钱嘉徵参魏忠贤十大罪》，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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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崇祯年间，崇祯帝曾行保举法，生员纷纷因保举而仕，随即召见生员言事。（注：如崇祯十六年（1643）六月，“召见桐城诸生蒋臣于中左门”。此即其例。说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蒋臣奏行钞法》，351页。）于是，生员上疏言事，蔚然成风。崇祯九年（1636）三月，湖广黄安县学生邹黄遵旨具奏，荐举倪元璐；十一年三月，晋江诸生蒋鼎上言，言及关外诸堡的并弃、增减；十三年七月，山西诸生张讷奏强兵实策；同年九月，浙江平阳诸生杨允中敷陈王道，投通政司；同年十一月，监生涂仲吉上奏，言“黄道周通籍二十载”，“断不宜以党人轻议学行才品之臣”；同年十二月，又疏救黄道周。（注：谈迁：《国榷》卷95，思宗崇祯九年三月乙丑条，5733页；卷96，思宗崇祯十一年三月甲戌条，5830页；卷97，思宗崇祯十三年七月庚辰条，5870页；卷97，思宗崇祯十三年九月辛巳条，5875页；卷97，思宗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壬辰条，5881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生员上奏后，遭遇的处置亦不一：或被通政司所格，崇祯皇帝根本未及看见奏疏；或疏达御前，触怒龙颜，上言者被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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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生员言论重新被禁。陆文衡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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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员言事，卧碑有禁。而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台亦往往采纳其言。此前明故事也。今非其事也。夫何倪用宾等尚沿旧习，起与任吴县为难，发其私卖漕粮，哗于哀诏初临之日。抚公朱恕而奏之，会谳入告，倪用宾、沈□、顾伟业、王仲儒、薛尔能、姚刚、丁子伟、金圣叹处斩，妻子家产籍没入官。（注：陆文衡：《啬庵随笔》卷3，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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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记载透露了以下两个信息：一是生员言事，卧碑有禁，但吴下士子，好持公论，往往违禁聚众倡言，已成惯例。二是入清以后，重申禁例，生员言事又被严厉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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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之事实，明末生员参与地方性政事，确已习以为常。如在沛县，已形成了这样一条地方性惯例：“邑有大事，士子皆得与议。”其具体的做法为，以食廪诸生前三四人为一学冠冕。凡是县里有大利大病，“得与荐绅、先达、里父老商榷持衡，邑大夫雅宠礼之”。所以，当县内发生大水之灾时，沛县籍复社成员阎尔梅就上书知县，请求停追逋，招使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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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员上言或合法地参与地方事务，这在明末已经相当普遍。有了这些既成事实，那么对于冯梦祯、张自烈、周亮工质疑或抨击祖训的做法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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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立，明史馆诸公秉承君王旨意，修纂《明史》，对明末朋党之害刻意加以夸大，大肆宣扬“明亡于党人”的论调。对于此论，清人昭梿不以为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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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訾议理学者，皆云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何不察之甚也！按明末君主昏庸，貂珰擅政，其国之势，已岌岌不保者数矣。赖臣下克明大义，遇事敢言，以弥缝其过失。不然，如英宗之被虏，武宗之游荡，神宗之昏昧，其政皆足以亡国。而国未遽亡者，未必非君子保障之功。迨至魏阉擅政，诛戮贤臣，殆无免者。然后寇势日炽，中原土崩，与东林诸君子何与焉？及夫唐、桂诸王奔窜海上，其势万无可救者，而诸臣日谋恢复，蹈死如饴，是明人之报主，亦云至矣。（注：昭梿：《啸亭杂录》卷10《明非亡于党人》，3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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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野一片喋喋不休的“明亡于党人”声中，昭梿能自出机杼，说出“明非亡于党人”的不和谐之言，倒是不失为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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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由于东林、复社势力日盛，附和之徒日众，其间难免鱼目混珠。再加之党社中人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空谈误国，实在于事无补。为此，在党人论中，出现了第三派的观点，即带有折中主义色彩的朋党论。他们或为朋党中人，或与党人关系密切，洞悉朋党的利弊，故所言较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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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冯琦为清流中人，但他主张为事“平心公道”，反对党争，终于由议论的激进苦谏，转而趋于行政的折中调停。他说：“天下事平心公道，便可自了。而两端互执，相待成摇，用题目做文章，因文章生题目，譬如秤物，莫肯平衡，此昂一分，则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其三，毕竟不平，何时可已？”（注：冯琦：《北海集》卷24《上山阴王相公》，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几社名士陈子龙虽不免于传统政治道德的“荡平”说中区分君子与小人，但他同时承认君子也不能做到“至平”。他说：“夫人之情，苟非大圣，皆不能至平。故虽在君子，亦不免于过激之论、大甚之辞。”（注：陈子龙：《安雅堂稿》卷8《荡平正论》，14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当然，陈子龙所谓的“荡平”，仍然以君子的“正直”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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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君子与小人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形同水火，才使得清流人士中的部分人能对党争作冷静客观的考虑。当他们看到清流中也不免鱼目混珠，清浊互见，就不能不对清流有所微词。如复社成员夏允彝对东林与别党相争，作出了如下客观的分析：“两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注：转见黄宗羲：《汰存录》，见《黄宗羲全集》，第1册，331页。）对于明季社事的得失，亦颇多公平之见。又如归庄云：“崇祯末，海内文社绝盛，士多驰骛名场，各立门户，文章节义之色，常见于面，徐而察之，往往名过其实。”（注：归庄：《归庄集》卷4《跋黄蕴生书卷》，2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照理说来，秉承家学、东林渊源的黄宗羲，其言论是最讲究门户、声气的，但他对明季社事亦不得不坦诚言弊：“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睹，其最著者，云间之几社，有才如何刚、陈子龙、徐孚远，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读书社，徒为释氏之所网罗；娄东之复社，徒为奸相之所訾聱。此无他，本领脆薄，学术庞杂，终不能有所成就。”（注：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碑志类·陈夔献墓志铭》，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452~453页。）朱一是曾与陆丽京结登楼社，但他对社盟的批评也不遗余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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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野之立社，即朝之树党也。足下不睹东林之害乎？万历中一二大君子研讲学术，标立崖岸，爰别异同。其后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始则正人开端，继乃邪正参引，后且邪人薮匿，而百不一正焉，即正人不为邪用者几何矣？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狐城鼠社，蔓引茹连，罔止行私，万端一例。遂致事体蛊坏，国势凌夷，局改时移。害深河北之贼，罪浮东海之波。（注：朱一是：《为可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清顺治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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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深河北之贼，罪浮东海之波。”将明末社盟的危害上升到如此高度，不免有些言过其实。然而作为社盟中人的朱一是，能够跳出社盟，坦言社盟所存在的诸多弊端，倒不失为一种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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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党社之外的人，由于经历了明清之际的两朝鼎革，再加之无门户之见，所以对党社运动的批评更为直截了当。如朱鹤龄在传家的训言中，对复社大有抨击之词，庆幸自己终未入社。他认为，复社“招致才隽之士，大集虎丘，其中负盛名矜节概者固多，而借此钻营竿牍，奔竞科场，亦实繁有徒。……由今观之，大社固非美事，而余之不往，亦不失为自立骨眷”（注：朱鹤龄：《愚庵小集》附录《传家质言》，清康熙间刻本。）。在社盟已经广泛渗透到士人集团的明末，朱鹤龄能做到“自立骨眷”，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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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宗派主义与清议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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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朋党之争实具有消极与积极的双重作用。从消极方面来看，是多门户之见，行宗派主义，亦即朱一是所谓的“同同相扶，异异相击”；就积极方面而言，其间所蕴涵的清议意识，则对专制政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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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官僚士大夫结成各种朋党，政治利益是不得不考虑的，至于政治所带来的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更使他们因此而不惜拉帮结派。官僚政治内部的结构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帮派林立，对钩心斗角之事早已习以为常。一个刚步入仕途的官员，如果独往独来，不与人交往，将来的宦途必多波折，官运亨通也与他无缘。所以，士大夫入了宦海，结党也就久成习惯，更何况结党不但能使自己在官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还会带来升官发财的现实利益。朋党一旦与这些庸俗的权力、财富发生瓜葛，其消极意义就昭然若揭。正如史籍所言，官僚士大夫结党，其手法无非是“树党羽，肆排挤”，由此造成“用人行政，颠倒混淆”，而其目的则是“窃名誉，贪货利”（注：《清世祖实录》卷18，《清实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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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朋党活动，其精髓不外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与门户之见。传统社会的朋党，虽然有时以志趣相合作为选择的标准，但决不会发展到按照任人唯贤的标准来选拔官吏，须知志趣相投的流弊则是臭味相投。所以，他们的用人之道无非是“专用其所亲爱之人，遍行私人居要地”（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在明代，由于仕途独尊进士，更是形成了“进士之党”，“其师生同榜，世次蔓延遍天下，蟠进深固，故进之捷，退之难，其声誉易起，有诖误亦经营易复，虽至失职败节，犹能饰罪为功，颠倒朝廷之刑赏”。此外，又有“门户之党”，凡仕宦不入门户，即使“以迂拙守官，死封疆”（注：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7《静宁州刺史费公墓志铭》，清雍正间刻本。），也无人知晓、赏识。至于“门户”之弊，明人过庭训更是就明末党争实况给以深刻的揭露，其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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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之说，至于今而滋蔓极矣。顾就其入于门户之中者，自有异同：有激于高山仰止之念，而愿为执鞭者；有生平受其知己之恩，而奋力酬报者；有胸中原无挟持，随波逐流，一入而不能出者；有念切热中，藉以覆盖，令人莫敢谁何者。则就门户之中，而其品区以别矣。即就其出于门户之外者，亦有异同：有念本空洞，不假借他人以为重者；有中多忿激，必欲击之以快心者；有依违观望，四面占风，而茫无所著者；有外托之于六通四辟，而其中实不可方物者。则就门户之外，而其品以区以别矣。若必欲同己者进，异己者逐，则笑谈便为射的，修士几无完肤，即可以快一时之愤，而国之元气所伤多矣。（注：张怡：《玉光剑气集》卷4《国是》，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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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无论是身处门户之内，抑或游离于门户之外，其中之流品高低，颇为不齐。此论对门户之剖析，堪称洞入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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