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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代，秘密社会的活动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当时的秘密结社活动，不但称社，而且出现了会名。如泰定二年（1325），“各处游手好闲之徒，结成党群，号为匾担社，执把刀斧棍棒，夤夜偷斫桑枣树，搬收米麦谷豆，纵捉拿，喝喊拒捕，致伤人民”《（注：刑通赋疏通例编年》，见黄时鉴辑：《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这个匾担社，在《元史》中又作“扁担社”。又如泰定二年九月，“禁饥民结扁担社，伤人者杖一百，著为令”（注：《元史》卷29《泰定帝纪》1，6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扁担社所行虽与盗贼一般无异，但从它的成员构成来看，均为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与饥民，显然也是一个秘密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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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的长安，游逸年少与名家子弟还结成“五陵会”。早在汉代，一些世家子孙，凭借世业，不知稼穑的艰难，往往耽于佚游，每天只以走马、斗鸡、蹴鞠、博弈为事，在当时有“五陵年少”之称。至元代，长安的名家子弟，风闻五陵年少之风，欲仿其所为，“鸠集朋类，刲羊酾酒，时时宴饮，以快意于当年”（注：李庭：《寓庵集》卷4《长安五陵会序》，《续修四库全书》本。），结成“五陵会”。五陵会主要存在于元代末年。从“鸠集朋类，刲羊酾酒”来看，此会已有互助、拜盟倾向，应当属于秘密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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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的秘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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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秘密社会活动的发展，在明代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极盛。换言之，几乎所有清代秘密宗教结社与秘密社会活动，均可以从明代找到其源头，只是晚明至清初这一段时间内档案资料的匮乏，才使得明清两代秘密社会活动的渊源关系变得较为模糊。而秘密宗教结社则不同，由于各个教派宝卷得以保存，弄清楚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较为容易。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事实也确是如此。但笔者确信，随着史料整理工作的展开以及研究的深入，厘清明清两代秘密社会之间的渊源关系，将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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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存在，是构成秘密社会必须具备的社会基础。明初朱元璋立国，对游民就大加惩治。他要求统治下的臣民百姓，无论是出仕、务农，还是做工经商，都要各务本业，决不允许闲惰。他规定，若有军官军人学唱，就“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就“断手”；蹴鞠踢球，就“卸脚”；做买卖经商，就“发边远充军”（注：《南京刑部志》卷3，清钞本。）。明成祖朱棣有乃父之风，他对游惰之民的禁止也极严厉。他下令，让那些无恒产却又好讼的“奸民”，即无赖讼棍，归于田亩，“授田耕种”（注：《明太宗实录》卷124，永乐十年正月壬子条，《明实录》本。）。这种雷厉风行的整治措施，使明初几十年时间里，部分消除了乡村土地兼并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大都依附于土地之上，从而导致城乡无赖阶层缺少必要的后备军。所以，在明初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几朝，无赖游民的活动仅有零星的记载，并无大批出现的迹象。与此相应，秘密社会的活动也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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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以后，由于乡村豪强兼并土地日趋激烈，更由于农村赋役繁重，一些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宣告破产，脱离了土地，或流落到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或窜迹山林，成为流民。这一方面给社会治安带来一些麻烦，另一方面也不断孳生出社会闲散人员。同时，自明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渐趋繁荣，随之就有了一些新的大码头的崛起。在这些码头，由于商货会集，各色人物荟萃，所以奸伪、骗诈之事时常发生。为此，在城市中无赖游民大批产生。如成化年间，有一种无赖游民即“喇唬”的活动日渐猖獗。从当时的兵部尚书余子俊的上奏中可以得知，喇唬是对闾巷恶少与各处逋逃罪囚结聚党类后的称呼。（注：《明宪宗实录》卷209，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条，《明实录》本。）这批人不务正业，好逸恶劳，三五成群，好恶相济，结成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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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赖游民是否歃血拜盟，由于资料缺乏，目下尚不敢遽下论断。但他们结帮成派，已具帮会雏形，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正统五年（1440），通州张家湾军余邵文斌等九人，各立“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往来上下马头，欺侮良善，吓骗财物，恃强凌弱”（注：《明英宗实录》卷65，正统五年三月乙巳条，《明实录》本。）。成化六年（1470），山西太谷县杜文翥，自号“都太岁”，与兄弟一起结交一批恶少，号“十虎”、“二贤”、“八大王”，横行乡里，时常聚众做一些奸恶不法之事。（注：《明宪宗实录》卷86，成化六年十二月己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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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的南京，也有一批无赖莠民，结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秘密帮会。这些无赖团伙，有时以所结交成员的多寡取绰号，于是就有了“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称呼；有时又以自己所执器械取绰号，这样就有了“棒椎”、“劈柴”、“槁子”等称号。这批有绰号、整天横行市井的莠民，不过是一些抛头露面的小喽啰，在他们背后出谋划策的则是一些无赖魁首，如崔二、龚三之类即是。若想报仇，这些无赖魁首就雇用打手刺客，而自己则并不露面；若要设局骗财，也有手下的喽啰去动手，自己躲在背后指手画脚。他们有求必应，无事不干，手下的徒党达数百人，名声远闻。（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4《莠民》，1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从这些莠民团伙的活动来看，诸如替人营办婚丧、打官司、报私仇，带有互助性质，与清代秘密社会颇为近似。至于“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取名，以及以所执器械取绰号，更是秘密社会组织惯用的手法。如清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宁化县就出现了“十三太保铁尺会”，其所执器械即为铁尺。（注：《清高宗实录》卷329，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己卯条，《清实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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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原为古代三公之一，位次于太傅。至宋，又称庙祝、巫者为“太保”。如俞琰《书斋夜话》一书引朱熹言：“今之巫者言神附其体，盖犹古之尸，故南方俚俗称巫者为太保，又呼师人。”《宣和遗事》亨集亦称戴宗绰号“神行太保”。至元、明时期，大致有以官名称市井行业人之习俗，如称医士为“太医”、“大夫”，称梳头人为“待诏”（注：《南京刑部志》卷3。），如此等等。此风虽经洪武年间的禁止而有所收敛，但至明代中期，此风再炽，甚至秘密社会团伙亦喜以“太保”相称，如“十三太保”之类。天罡原为星名，即北斗七星的斗柄。道家认为，天罡星有三十六神，所以称三十六天罡。《宣和遗事》亨集载宋江在九天玄女庙中得天书，写36人姓名，末有一行字，为“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此事又见《水浒传》第71回。可见，自宋江以“三十六天罡”起事之后，尤其经小说《水浒传》渲染其事，“三十六天罡”之说在下层平民中广泛流行。而此风在秘密社会中则尤甚。所以，明末苏州一带，无赖游民所组织的秘密社会团伙则称“天罡党”，“凌轹小民，官治以法，则摊赃无辜，人愈益畏之”（注：计六奇：《明季南略》卷5《祁彪佳赴池水》，2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除了天罡党之外，崇祯末年，苏州府太仓州的秘密社会组织名称，尚有“糍团”、“百子”、“百鼻”、“地煞”、“乌龙”、“十龙”等。（注：钱肃乐：《钱忠介公集》卷8《六谕释理》，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5册，2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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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胥吏之害就是衙蠹之害，而衙蠹又可以与讼棍等同齐观。大致自正统以后，讼棍多由无赖游民组成，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如直隶丹徒县，有徐义等数人，不事生产，“唯持人短长，告诘以取钱帛”。他们“共刺血誓，生死无相背”，还自己取有绰号，分别为“开山龙”、“猛烈火”、“利言鹦鹉”（注：《明英宗实录》卷34，正统二年九月癸卯条。），以此吓诈当地百姓。从这批无赖“共刺血誓，生死无相背”来看，他们已有歃血拜盟之举，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秘密团体。自正德、隆庆以后，在北直隶的保定、真定二府，也有无赖讼棍的活动，他们“聚党伙告，欺戕善类”（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03《真定府部》，清光绪三十年铅印本。），陷害他人。“聚党伙告”云云，事实上就是这批无赖讼棍结成秘密团伙的明证。不仅如此，当时保定府还有一种“刁头”，亦以告讦为业。每次他们告讦，广泛散香，向会众敛钱，号称“香会”。（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72《保定府部》。）在淮安、扬州一带，这些奸棍替自己的秘密组织取名为“躲雨会”，意思是说他们能躲避风雨。而在山东，奸棍则自称其组织为“三只船”，意思是说“不畏风波”（注：张萱：《西园闻见录》卷79《循良》，《续修四库全书》本。）。万历以后，在杭州，一些不逞之徒，“结党联群，内推一人为首”，专以告状、诈骗为业。每天早晨，徒党“会于首恶之家，分投探听地方事情，一遇人命，即为奇货”（注：万历《杭州府志》卷19《风俗》，明万历刻本。）。从“结党联群”，又有魁首，每天聚会来看，这个无赖团伙也可归于秘密社会团体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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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讼棍这类的秘密社会中，不能不提及“访行”。说到访行，则不妨先谈“访恶”与“窝访”。（注：关于“访恶”与“窝访”，其初步的探讨，可参见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145~1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明代巡按御史访察地方恶人这一举措，究其源头，当始于历史上的“收取人”。而明代的访恶，则诸如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均在被访察之列。（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2《访恶》，292页。）窝访的出现，则与明代官员的考察制度密切相关。按照明代的制度，京官考察，主要凭借台谏与吏部的访单，而匿名文书则为朝廷法律所禁止。但在内外官员考察之时，吏部发出的访单，等到填注缴纳之时，上面却不落姓名，即使开列秽状满纸，也不知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1《考察访单》，30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地方上巡抚、巡按等考察府、州、县官员，除了寄耳目于吏胥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毁誉，主要采自“窝访”，于是一些不肖的府、州、县官，就“阴结窝访，阳事上官，而吏事毕矣”（注：《明神宗实录》卷133、182，万历十一年二月辛丑条、万历十五年正月甲辰条，《明实录》本。）。窝访起到了左右地方毁誉甚至仕途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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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访并不仅仅限于地方官的政绩乃至声誉，有时也承担访察地方上法律诉讼案实情之责。万历十五年（1587），都察院左都御史詹仰在奏疏中就主张“严禁访察”，其中建议“御史亲受词讼，虚心咨访，则奸恶毕见，或拿问执问，自足行法。无待访察，宜令省窝访之弊”（注：《明神宗实录》卷189，万历十五年八月戊寅条。），云云。这是窝访参与地方法律事务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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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家其谋其术之巧，有时实出人意表。明末人陈仁锡深知其害，曾揭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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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访家之害也。有永巷也，一白染卓。叩者至，童子出开门，即入，仍扃第二门。以白镪置卓，维书某人单款，趋出。主人收镪，抄誊，不面一人，不留一笔，盖亦巧矣。欲陷某为次犯，于是借一极恶之人为首。首恶如是，次犯可知，而其意非为首也。欲陷某为首犯，于是又借一极恶之人为之次。次恶如是，首恶可知，而其意非为次也。于是以不相识之人牵作一人，以不相干之事并成一事，戍者戍，徒者徒。间遇明府推评暴白，而家已罄矣。（注：陈仁锡：《无梦园集》驻集《与吴邑周侯白章二盐访误拿书》，明崇祯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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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果落入访家的圈套中，不是半死，也会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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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上，朝廷官员的黜陟之权，由巡抚、巡按共同操持，而瘅恶之权，则由巡按一人所操。究其实，也并非自操权柄，而是将它委任于府中的推官。推官也不是自操权柄，而是将其委任于胥吏。于是，就出现了“窝访”。他们与胥吏相与为奸。窝访的做法，大体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卖而纵之”，于是凶人可以漏网；二是“买而内之”，于是善类蒙受无辜之累。当时江西贵溪有一处访家的巨窝，各处“采访者”全都聚集于此。后被地方官破获，从中找到了他们交通为奸之状，诸如官吏士民各种不法之事，他们全都“款列而籍记焉”（注：伍袁萃：《林居漫录畸集》卷4、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将这些记录下来，就是他们吃饭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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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史料已经真实地揭示了下列事实：自嘉靖以后，一些地方上的上司官员已经开始“访察拿人”。如何访察？显然需要利用这些“窝访”或者“访行”。所谓“访察拿人”，就是在既无原告、又无指证的情况下，通过访察就将犯人拿获，并将他们发到所属官员问罪。采用的方法就是逼迫犯人想象招供或认罪，中间当然可以因此而审得真正的罪犯，但被诬陷的也确实不少，甚至有些人还被枉问死罪、充军。于是，奸人乘机报复私仇，刁徒藉此肆行诓诈。（注：明世宗：《宽恤诏》，见《皇明诏令》卷20，《续修四库全书》本。）这些“奸人”、“刁徒”，其实就是那些“窝访”或“访行”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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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行以苏州为最盛。明代苏州的风俗倾险狡悍，上官如果想察觉州里的豪蠹，不能不假借一些下面的耳目。于是，一些猾胥大奸，就投身到衙门中，交通近习。如果想害人，可以通过暗地里偷偷行贿，把怨家置入豪蠹之列，罗织罪款，暗投陷阱。等到对簿公堂，官府虽心知其冤，但也无法为他们开释罪责。有时候，这些访行中人派出缇骑，偷偷地拘拿一些人，“设局讲款”，从中勒索。这些行为，在当时有专门的称呼，叫“造访”。这些造访之人，必须公推一人为宗主，而其他群凶在下附和。这样，一倡百从，竞相标榜，就称作“访行”。访行始于明末，最初不过是访察衙蠹，虽千百成群，但必须仰仗乡绅的鼻息，窥伺官长的喜怒。一至其后，访行中的奸猾胥吏，或在城，或在乡，势力渐增，威权猛长，徒党一日多似一日，因此乡绅转而仰仗他们的鼻息，官府也“因之为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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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访行的源流，大概以邵声施为宗主的时候为较盛。当时，邵声施创设了“保生社”，其下面的同党有朱灵均、邹日升、陆惠云等人，再下面还有一些人，号称“干儿”。不久，巡按御史秦世贞将访行中人一律逮捕杀戮，但其中的朱灵均却漏网了。事后，他招集旧时同党，汲引后进，复相团聚。不久，访行的组织就有八大分、八小分这些称号，势力又增，号称“邵氏中兴”。直到王九玉执掌访行的牛耳，内部开始角立门户，党徒就一分为二，于是有了南、北两部。等到王九玉死于狱中，其下的党徒竞相雄长，出任访行宗主的人，不下数十人，而依附他们的无赖流氓，也以千百计，“访行之盛，至于斯极矣”。访行的势力颇盛，他们钳网作弄人的本领，鬼神莫测，所以常熟一带之人对他们极畏惧，为之谚曰：“有饭吃不如饿，有衣穿不如破，莫逆前，避访蠹。”（注：（明）佚名：《虞谐志》，见《虞阳说苑》乙编，初园丁氏校印本。）访行之害，转成一种“访蠹”。从访行曾组织“保生社”，并有宗主以及下属对宗主自称“干儿”来看，访行也当属秘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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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松江二府，出现了一大批专职替人报私仇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注：耿橘：《开荒申》，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8，清道光间刻本。）。这批不良之徒，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不可挡。其中最无赖者，偶与人有小嫌，发生口角，就密谋放火害人。所以，在一些村落中，每遇风起，为防无赖放火，家家户户只好彻夜防守而不眠，搞得人心惶惶。这些无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名震江南的“打手”，又称“青手”，而打手的组织则称“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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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打手在广东也存在，尤其是广州、新会两地，打手更是云集。如明人茅坤说抗倭军队中，“其余当不过柳州水东岩之游民，与广州、新会打手之属而已”（注：茅坤：《条上李汲泉中丞海寇事宜》，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256，第4册，27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可见在明代，柳州之游民与广州、新会之打手一样闻名，只不过广东之打手，主要流入军队充役，与江南的打手稍有差别。此外。在江西南赣的徭役名色中，也有“打手”与“力士”两种（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0《赋役》，明天启刻本。），说明打手在江西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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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行又称“打降”。在吴语系统中，“降”可与“行”同音。但是，这两种写法，同时见诸明清史籍，就决不仅仅是因发音混淆而出现的不同写法，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行”是指行业，如在宋代的城市中，有诸色行当，而明代出现打手这一行也并不足怪。假若用“降”，则别有含义。“降”有降服、摧抑之意，前面加上“打”字，说明这些打手是用武力来降服对手的。这种同音而不同字的问题，在明代还有例子可寻。如明代绍兴的惰民很有名，其中的男人则一概被称作“大贫”（此称呼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笔者按）。这个“大贫”，有时也写作“惰贫”。在吴语中，“大”与“惰”也是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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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行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承平日久，人口日渐增多，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生计日艰，难以糊口，只好加入打行，成为专职打手；二是自嘉靖以后，倭寇掳掠东南沿海之风日炽，明政府招集武勇，以此来平定倭乱。这样，那些为生计所迫者就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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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打行，最早应该起源于宣德初年。（注：我在初版《中国流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台北，南天书局，1998）、《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等书中，均称“打行”起源于明代嘉靖中叶以后。然据台湾学者蔡惠琴所著《明清无赖的社会活动及其人际关系网之探讨——兼论无赖集团：打行及访窝》一文（177页，清华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台北，1994）所引康熙《崇明县志》，可知宣德初年在崇明已有打行的出现，因周忱的打击，而一度沉寂。拙著旧说，显然疏于查考，在此新加订正。对拙著旧说的批评，可参见何淑宜：《〈中国的社与会〉评介》一文，载《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22页，注（5）、（6），台北，1999。）清康熙《重修崇明县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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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邑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业也。又名打降，犹降伏之降也。明宣德初，巡抚周公忱另设重大枷板治之，此风始息。至万历中，有曹铁、抄化、李三等。天启初，有杨麻、大陈、梅二、郁文、昌桥陈二、熊帽子等，名团圆会。崇祯时，有黄伦等结地皇会。至沈云西、沈二等，遂于狱中反出，后俱毙于法。国朝屯宿重兵，若辈衰息。（注：康熙《重修崇明县志》卷6《风物志》，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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