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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讼棍这类的秘密社会中，不能不提及“访行”。说到访行，则不妨先谈“访恶”与“窝访”。（注：关于“访恶”与“窝访”，其初步的探讨，可参见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145~1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明代巡按御史访察地方恶人这一举措，究其源头，当始于历史上的“收取人”。而明代的访恶，则诸如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均在被访察之列。（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2《访恶》，292页。）窝访的出现，则与明代官员的考察制度密切相关。按照明代的制度，京官考察，主要凭借台谏与吏部的访单，而匿名文书则为朝廷法律所禁止。但在内外官员考察之时，吏部发出的访单，等到填注缴纳之时，上面却不落姓名，即使开列秽状满纸，也不知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1《考察访单》，30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地方上巡抚、巡按等考察府、州、县官员，除了寄耳目于吏胥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毁誉，主要采自“窝访”，于是一些不肖的府、州、县官，就“阴结窝访，阳事上官，而吏事毕矣”（注：《明神宗实录》卷133、182，万历十一年二月辛丑条、万历十五年正月甲辰条，《明实录》本。）。窝访起到了左右地方毁誉甚至仕途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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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访并不仅仅限于地方官的政绩乃至声誉，有时也承担访察地方上法律诉讼案实情之责。万历十五年（1587），都察院左都御史詹仰在奏疏中就主张“严禁访察”，其中建议“御史亲受词讼，虚心咨访，则奸恶毕见，或拿问执问，自足行法。无待访察，宜令省窝访之弊”（注：《明神宗实录》卷189，万历十五年八月戊寅条。），云云。这是窝访参与地方法律事务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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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家其谋其术之巧，有时实出人意表。明末人陈仁锡深知其害，曾揭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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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访家之害也。有永巷也，一白染卓。叩者至，童子出开门，即入，仍扃第二门。以白镪置卓，维书某人单款，趋出。主人收镪，抄誊，不面一人，不留一笔，盖亦巧矣。欲陷某为次犯，于是借一极恶之人为首。首恶如是，次犯可知，而其意非为首也。欲陷某为首犯，于是又借一极恶之人为之次。次恶如是，首恶可知，而其意非为次也。于是以不相识之人牵作一人，以不相干之事并成一事，戍者戍，徒者徒。间遇明府推评暴白，而家已罄矣。（注：陈仁锡：《无梦园集》驻集《与吴邑周侯白章二盐访误拿书》，明崇祯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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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果落入访家的圈套中，不是半死，也会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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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上，朝廷官员的黜陟之权，由巡抚、巡按共同操持，而瘅恶之权，则由巡按一人所操。究其实，也并非自操权柄，而是将它委任于府中的推官。推官也不是自操权柄，而是将其委任于胥吏。于是，就出现了“窝访”。他们与胥吏相与为奸。窝访的做法，大体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卖而纵之”，于是凶人可以漏网；二是“买而内之”，于是善类蒙受无辜之累。当时江西贵溪有一处访家的巨窝，各处“采访者”全都聚集于此。后被地方官破获，从中找到了他们交通为奸之状，诸如官吏士民各种不法之事，他们全都“款列而籍记焉”（注：伍袁萃：《林居漫录畸集》卷4、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将这些记录下来，就是他们吃饭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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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史料已经真实地揭示了下列事实：自嘉靖以后，一些地方上的上司官员已经开始“访察拿人”。如何访察？显然需要利用这些“窝访”或者“访行”。所谓“访察拿人”，就是在既无原告、又无指证的情况下，通过访察就将犯人拿获，并将他们发到所属官员问罪。采用的方法就是逼迫犯人想象招供或认罪，中间当然可以因此而审得真正的罪犯，但被诬陷的也确实不少，甚至有些人还被枉问死罪、充军。于是，奸人乘机报复私仇，刁徒藉此肆行诓诈。（注：明世宗：《宽恤诏》，见《皇明诏令》卷20，《续修四库全书》本。）这些“奸人”、“刁徒”，其实就是那些“窝访”或“访行”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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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行以苏州为最盛。明代苏州的风俗倾险狡悍，上官如果想察觉州里的豪蠹，不能不假借一些下面的耳目。于是，一些猾胥大奸，就投身到衙门中，交通近习。如果想害人，可以通过暗地里偷偷行贿，把怨家置入豪蠹之列，罗织罪款，暗投陷阱。等到对簿公堂，官府虽心知其冤，但也无法为他们开释罪责。有时候，这些访行中人派出缇骑，偷偷地拘拿一些人，“设局讲款”，从中勒索。这些行为，在当时有专门的称呼，叫“造访”。这些造访之人，必须公推一人为宗主，而其他群凶在下附和。这样，一倡百从，竞相标榜，就称作“访行”。访行始于明末，最初不过是访察衙蠹，虽千百成群，但必须仰仗乡绅的鼻息，窥伺官长的喜怒。一至其后，访行中的奸猾胥吏，或在城，或在乡，势力渐增，威权猛长，徒党一日多似一日，因此乡绅转而仰仗他们的鼻息，官府也“因之为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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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访行的源流，大概以邵声施为宗主的时候为较盛。当时，邵声施创设了“保生社”，其下面的同党有朱灵均、邹日升、陆惠云等人，再下面还有一些人，号称“干儿”。不久，巡按御史秦世贞将访行中人一律逮捕杀戮，但其中的朱灵均却漏网了。事后，他招集旧时同党，汲引后进，复相团聚。不久，访行的组织就有八大分、八小分这些称号，势力又增，号称“邵氏中兴”。直到王九玉执掌访行的牛耳，内部开始角立门户，党徒就一分为二，于是有了南、北两部。等到王九玉死于狱中，其下的党徒竞相雄长，出任访行宗主的人，不下数十人，而依附他们的无赖流氓，也以千百计，“访行之盛，至于斯极矣”。访行的势力颇盛，他们钳网作弄人的本领，鬼神莫测，所以常熟一带之人对他们极畏惧，为之谚曰：“有饭吃不如饿，有衣穿不如破，莫逆前，避访蠹。”（注：（明）佚名：《虞谐志》，见《虞阳说苑》乙编，初园丁氏校印本。）访行之害，转成一种“访蠹”。从访行曾组织“保生社”，并有宗主以及下属对宗主自称“干儿”来看，访行也当属秘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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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松江二府，出现了一大批专职替人报私仇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注：耿橘：《开荒申》，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8，清道光间刻本。）。这批不良之徒，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不可挡。其中最无赖者，偶与人有小嫌，发生口角，就密谋放火害人。所以，在一些村落中，每遇风起，为防无赖放火，家家户户只好彻夜防守而不眠，搞得人心惶惶。这些无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名震江南的“打手”，又称“青手”，而打手的组织则称“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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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打手在广东也存在，尤其是广州、新会两地，打手更是云集。如明人茅坤说抗倭军队中，“其余当不过柳州水东岩之游民，与广州、新会打手之属而已”（注：茅坤：《条上李汲泉中丞海寇事宜》，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256，第4册，27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可见在明代，柳州之游民与广州、新会之打手一样闻名，只不过广东之打手，主要流入军队充役，与江南的打手稍有差别。此外。在江西南赣的徭役名色中，也有“打手”与“力士”两种（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0《赋役》，明天启刻本。），说明打手在江西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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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行又称“打降”。在吴语系统中，“降”可与“行”同音。但是，这两种写法，同时见诸明清史籍，就决不仅仅是因发音混淆而出现的不同写法，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行”是指行业，如在宋代的城市中，有诸色行当，而明代出现打手这一行也并不足怪。假若用“降”，则别有含义。“降”有降服、摧抑之意，前面加上“打”字，说明这些打手是用武力来降服对手的。这种同音而不同字的问题，在明代还有例子可寻。如明代绍兴的惰民很有名，其中的男人则一概被称作“大贫”（此称呼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笔者按）。这个“大贫”，有时也写作“惰贫”。在吴语中，“大”与“惰”也是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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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行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承平日久，人口日渐增多，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生计日艰，难以糊口，只好加入打行，成为专职打手；二是自嘉靖以后，倭寇掳掠东南沿海之风日炽，明政府招集武勇，以此来平定倭乱。这样，那些为生计所迫者就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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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打行，最早应该起源于宣德初年。（注：我在初版《中国流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台北，南天书局，1998）、《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等书中，均称“打行”起源于明代嘉靖中叶以后。然据台湾学者蔡惠琴所著《明清无赖的社会活动及其人际关系网之探讨——兼论无赖集团：打行及访窝》一文（177页，清华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台北，1994）所引康熙《崇明县志》，可知宣德初年在崇明已有打行的出现，因周忱的打击，而一度沉寂。拙著旧说，显然疏于查考，在此新加订正。对拙著旧说的批评，可参见何淑宜：《〈中国的社与会〉评介》一文，载《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22页，注（5）、（6），台北，1999。）清康熙《重修崇明县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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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邑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业也。又名打降，犹降伏之降也。明宣德初，巡抚周公忱另设重大枷板治之，此风始息。至万历中，有曹铁、抄化、李三等。天启初，有杨麻、大陈、梅二、郁文、昌桥陈二、熊帽子等，名团圆会。崇祯时，有黄伦等结地皇会。至沈云西、沈二等，遂于狱中反出，后俱毙于法。国朝屯宿重兵，若辈衰息。（注：康熙《重修崇明县志》卷6《风物志》，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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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打行中的打手，已经结成“团圆会”、“地皇会”等组织。关于这些打行的活动，史料进一步记载：“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莫可当。其最无良者，偶有小嫌，即谋放火。村落中每遇风起，有终夜防守不眠者。”（注：康熙《重修崇明县志》卷6《风物志》，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清代的史料记载上海县打行的活动时也说：“邑尚权勇，号称打降。游手好闲之徒，各分党翼。凡民间争讼，各出钱募此辈为护卫，持械横施，甚而迎神敛戏，纵饮撒泼，成群恣索，大为民害。”（注：乾隆《上海县志》卷1《风俗》，清乾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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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行的发展过程来说，先是兴盛于崇明县，随后才迁延到苏州。至于嘉靖中叶，打行势力始盛，至万历八年（1580）以后达到极盛。打行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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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既然号称“打行”，那么必然以殴人为专职。打行中人有时也被称作恶少年，他们群聚殴人，一人不逞，就呼集同类进行报复，不残伤他人决不罢休。打行中人打人也有独特的方法，内部转相传授，秘不告人。他们打人，或胸、或肋、或下腹、或腰背，可以做到定期让被打者死亡，或者被打以后三月死，或者五月死，或十月、一年死，一般不会出现差错。时间一久，如果有人以杀人告理，早已超出期限之外，这样也就不用抵命。所以打行的同党胆敢跳梁市肆之中，市民只好“摇手而避之”（注：范守己：《曲洧新闻》卷3，明万历间刻本。）。打行有时专门替人打架。如果某人与他人有仇，打算侵暴他人，常常可以在暗地里贿赂打行中人，约好在某一天，在怨家所在的地方，“阳相触忤”，故意寻衅，如果怨家起而反抗，那么打行中人就起来群殴。有时打行中人又以不根之辞诬陷他人，用他们的同党作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者不出金帛谢罪，此事就无法释解。（注：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考·风俗》，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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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诓骗偷盗，专门在街上“撞六市”。有时候，打行中人碰到乡下人持物入城做买卖，就设计诓骗，到了偏僻之处，就半骗半夺。有时候，他们白天在地方上偷盗东西，被人识破，扭送官府，刚好遇到打行同党，就乘机救解逃脱，而扭送者反而受到侮虐，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炒盐豆”（注：范濂：《云间据目钞》卷2，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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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打行中人大抵是一些侠少，中间选一些有勇力之人为头领，重报复，抱不平。这种无赖的做法，使打行中人给人以一种狰狞可怕的感觉。但打行中恶少所行之事，有时也极巧慧，每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记载，当时有一僧业医，颇有资财，但很吝啬，因而打行中的少年很厌恶他，准备好好作弄他一番。于是，让一妓打扮成少女，又让一人假扮成少女之父，看上去像乡下的庄稼人。摇着小船，船上满载鱼肉酒果，等到无人，就投奔寺中，乞求僧人为女诊脉，叙说病源，故意做出许多痴态来。随后，陈列酒食，招待僧人，让他与女子同坐。女子劝僧饮酒，僧喜甚，一点也没有起疑。不久其父又对僧说，有少许药金在船上，当去拿来，当面相谢。借故起身，很久没有返回。当时，僧人已经微醉，于是色胆包天，挑逗女子，与女子媾合。等到其父返回，此女假装哭泣，将事情经过告知其父。其父故意大声叫哭：“吾以出家人无他意，女已经许其村人，奈何强奸之？”僧人师徒只好再三解释。正在吵闹之际，有几个贵人从楼船中携童仆登寺游览，正好碰到此事。这位假父哭拜前诉，详说事情经过。贵人故意做出盛怒的样子，“缚僧拽登舟”。僧人偷偷地问，这是什么官员，仆人告诉他是某官某官。僧人大惧，只好叩头乞命。此时，同行者替僧人劝解，僧人只好罄其所有财产，替女子父亲遮羞。事后，各驾船离去，僧人竟不知道已被这些恶少欺骗。（注：叶权：《贤博编》，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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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打行中人有时又充当阉党余孽的打手，参与政治。此时的打手，又可称“青手”。如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此时的南京，闻变以后，举行了一个哭临的仪式，阉党余孽也想随朝班行礼。于是复社中的一些志士草了一个檄文，攻击阉党。阉党余孽大为气愤，就雇募了数十名“青手”自卫，似乎有侮辱诸生的意思。为此，复社中徐武静与张子退二人，各率来自东阳、义乌的力士戴宿高等，也手执白棒，大白天在街上搜索行走，遇到青手，随即击逐。因此阉党余孽不敢轻举妄动、凌辱诸生，复社因此士气大振。（注：杜登春：《社事始末》，见《昭代丛书》戊集续编，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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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成为乡绅的鹰犬。松江地方乡绅董其昌既是一位书画闻名海内的名士，又是一位在家乡为富不仁的豪宦。从很多史料的记载可知，他就利用了那些无赖势力，作为爪牙、耳目、打手，其中有“剌贼”、“帮棍”、“打行”等。董其昌招集打行，“肆行诈害温饱之家”。当董其昌的不法行为引起民变之时，他又“招集打行吴龙等百余人，连夜入宅防御”（注：翁元升、张复本等：《控董其昌辩冤状》，见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收入《又满楼丛书》，民国十三年昆山赵诒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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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打行中市井恶少也采用“紮火囤”的方法诓骗剽掠，武断坊厢之间。嘉靖三十八年（1559），江南遭灾，收成不好，各府县时常发生一些攘窃之案。正在此时，应天巡抚翁大立恰好到任。翁氏一上任，就严禁打行，侦缉诸恶。当他访得紮火囤诸恶少的名字后，就发檄给府县官员，要求他们捕治打手，严加督责。到了同年十月，翁大立携妻儿来到苏州驻扎。众打手更加惊惧，只好狗急跳墙，打算教训一下这位不知好歹的巡抚。他们事先埋伏在一条小巷中，等到大立的轿子一过，就突然跳将出来，“批其颊，撇去如飞鸟，莫可踪迹”。为此，翁大立胆战心惊，打算停止捕治。但那些捕快，却很想赎罪，且想借此机会献媚上司，所以搜捕更急。无奈，打手们只好一起歃血拜盟，用白头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吴县、长洲及苏州卫的监狱，劫囚自随，攻打都察院翁大立的住所，劈门而入，翁大立只好率领妻子跳墙逃走。于是，打手们放火焚烧衙门与公廨，这位巡抚所带来的敕谕符验及令字旗牌，一时俱毁于大火。打手率领众人，又打算劫掠苏州府衙门，知府王道行督率兵勇，才得以将他们击退。天将明，打手们冲出葑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中做了土匪。官府遣人四处搜捕，获首从周二等20余人。此事报告到京城，嘉靖皇帝命翁大立戴罪立功，严督地方军兵，克期消灭逃入太湖的打手，“以靖地方”（注：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30《苏州打行》，明崇祯刻本；《明世宗实录》卷478，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丁丑条，《明实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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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次变故，苏州打手的势力受到了部分的打击，但并没有被消灭。自此以后，打行的势力逐渐转移到松江、嘉定一带。如明末嘉定人侯峒曾就说：“打行薮慝，敝邑（指嘉定县——笔者按）为甚。小者呼鸡逐犬，大者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注：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7《与万明府》，民国二十三年刊本。）显然，在明末，嘉定县不但成为打手荟萃的渊薮，而且遍布城乡各地，势力颇为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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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末，打行的活动又有所变化。当时由于官府追赋急迫，百姓无法交税，时常有挨杖之苦。于是有无赖专门开设“打行”，实行垄断，代人挨板子。如明末清初人陆衡记载：“莫贱于代杖之人，忍痛以某朝夕。今俱鲜衣美食，至不能分身，声价日增，足见催科密，而敲扑繁也。”（注：陆文衡：《啬庵随笔》卷4。）这些无赖替人挨板子，定有时价，一般每挨一板收银二钱。（注：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5《姑苏钱粮三大囤四大弊私言》，《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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