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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为盗贼之称，而在清代的官方文书中，则一概将包括天地会在内的秘密社会斥骂为“会匪”。在明代（尤其是明末），就广泛存在着“社贼”以及奴仆结会闹事的史实。如广东新宁县，明末“社贼”已成当地一件大事。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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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滨海诸县，田里多旷，无业游民愿投富户为佃仆，藉其资本以垦辟。承平日久，富室间不以礼待下。乘岁饥世乱，互相煽惑，乡族中贫而无赖者亦或与焉。立社村外，歃盟与富室敌，甚者杀其主，阖门遭祸。次则抄掠财谷，禁止粜籴。士庶安分者逃匿避难，莫能恤救。（注：赵天锡：《宁阳杂存》卷2《佃仆杀主》，清光绪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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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季佃仆结会起事，谢国桢已有专文加以讨论。（注：谢国桢：《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见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246~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据此文可知，当时湖广麻城有以周文江、汤志为首的“里仁会”，他们“纠率同党，歃牲为盟”；在江苏金坛县，有潘茂等组织的“削鼻班”，他们“纠盟五人，号五虎，歃血定刎颈交，约同志为乱”；在溧阳，则称“拚党”、“创殿”；在松江，则有顾慎卿组织的“乌龙会”；在上海川沙，则有顾六率仆向主人索契，名曰“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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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佃仆、奴仆的结社结会活动，都与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活动有关，而大西军中，也颇多江湖人物，如卖解、跳猱（猴）、鬻锡、灼蔡（算卦者）均成为大西军的间谍。（注：毛奇龄：《后鉴录》，清光绪九年山阴宋泽元忏华馆刻本。）从这些佃仆结社中有“歃盟”、“歃牲为盟”、“歃血定刎颈交”等仪式来看，显然亦属异姓结拜活动。在明季，官方或士大夫将这些结社活动一概骂为“社贼”。清兵下江南后，“社贼”组织趋于星散沉寂，然而从“社贼”到“会匪”，其间的渊源关系倒颇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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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地会作为异姓结拜兄弟的组织，主要受到《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的影响，而《水浒传》小说宣扬的忠义思想，即梁山泊众好汉提出的“替天行道”的口号，也为天地会所承袭，演化成“顺天行道”。另外，作为天地会支派的哥老会，其开山仪式中之“镇江东梁山之出山柬”有如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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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帝王乌牛白马，告天地而起义桃园，破黄巾贼而鼎足三分。继起者，或据瓦岗而立寨，或镇梁山以称雄，贤豪崛起，不一而足。（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264页，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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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天地会以刘关张结义及瓦岗寨、梁山泊众英雄好汉为楷模。隋末的瓦岗寨之事，见于明末袁于令小说《隋史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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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史遗文》等小说均出现于明代。同时，由于小说坊间刻本的大量流行，在明代民众中已形成极大的影响。如三国戏虽然被《远山堂曲品》贬斥为“鄙俚”，但在民间的影响力实在不可小觑。在明代的散齣选本中，三国戏的入选率极高，即可证明三国戏在明代极受欢迎。其他如王稚登《吴社编》记民间社会时常演出的社戏，有“虎牢关”、“单刀会”、“三顾茅庐”等剧目；李玉《永团圆》传奇第4齣“会爨”中记录民间庙会时，演出的剧目有“战温侯虎牢”及“独行千里羡云长义高”；小说《鼓掌绝尘》第33回对庙会演剧的记录中，也有“关公挑起绛红袍”、“使猛力的张翼德轮棒轮刀”等。如此等等，无不证明三国戏在明代的民间是经常演出的剧目，而独行千里之类的关戏正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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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之祭祀及封号，在明代也极其隆重。明初，祀关公为“汉前将军”。至万历末，明神宗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振天尊关圣帝君”（注：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见《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关圣帝君”的封号，也为天地会成员内部的关公崇拜所采纳。如天地会成员刘梅占所存红布花帖抄件即称：“自古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304页。）而在明代，关帝之祀，又遍布穷乡僻壤，影响极大，即史料所谓的“穷乡妇孺，小有灾患，又惟帝是呼是吁”（注：王思任：《杂记·罗坟关圣帝君庙碑记》，见《王季重十种》，19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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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在明代即已对秘密社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如张献忠起事后，“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注：刘銮：《五石瓠·水浒小说之为祸》，见《昭代丛书》别集。）。张献忠进军四川以后，除修建梓潼神庙外，又建壮缪侯祠，“皆极巨丽”（注：王士禛：《陇蜀余闻》，见《昭代丛书》乙集卷23。）。尤其是《水浒传》一书，更被后世人所仿袭，以至于“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但其中忠义思想对明末的农民起义也有影响，所以清人顾苓说：“《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而三百年后，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注：顾苓：《塔影园集》卷4《跋水浒图》，清天尺楼钞本。）撇开《水浒传》之作为“讽谏”不谈，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水浒传》一书对明代秘密社会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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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明代秘密社会的基本状况，可知天地会出现于明代，已具备了比较实在的社会土壤。明代僧道的无赖化以及卫所军兵的无赖化，甚至大量加入秘密社会，是天地会出现于明代的重要信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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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根据天地会西鲁传说，其创始人为少林寺僧人。揆之史实，明代僧道人物已大量参与秘密宗教结社，只要根据《明实录》考察一下明代历次秘密宗教结社活动，此说可以得到证实。故史称：“近者荆蜀叛逆，皆此辈（指僧人——引者）为之。”（注：《明宪宗实录》卷25，成化二年正月癸亥条。）又说：“昔者倡妖言之赵才兴，固僧人也。近者造妖书之净庆，亦僧人也。”（注：《明英宗实录》卷239，景泰五年三月乙丑条。）因此，明人王士性就河南僧俗界限的混淆以及僧人与秘密宗教结社的关系曾作如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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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僧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官府无所查核，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中，事息则回。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注：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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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所言中州僧人，当然包括少林僧人。在西鲁传说中，有关于少林僧人征西的说法。这在明代的史籍中也能找到其根据。明李绍文《云间杂识》有一则《三十六僧抗倭》，叙明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上海一带。当时江浙地区有一些武僧，主动抗击倭寇。其中三十六人最为枭捷。蔡可泉提督平寇之事，招募僧兵数百人，为首者号月空和尚，次自然和尚。关于少林武僧月空抗击倭寇之事，顾炎武《日知录》中亦有记载，其中云：“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淞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队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少林僧兵》，685页。）两相对照，所不同者，并非征西，亦非征“罗刹”，而是征东，抗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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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探讨天地会起源的诸家说法中，其中有一家认为福建藤牌兵创设天地会。（注：周贻白：《洪门起源考》，载《东方杂志》，第43卷16号。）此说虽不足信，但提出地方募兵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却颇值玩味。在清季，哥老会中大量流入散兵游勇即可证明募兵与秘密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明代，倭寇肆虐之时，抗倭军队中除少林僧兵以外，最善战者也莫过于打手、杀手、枪手与力士。打手、杀手主要分布于江西、两广，力士主要遍布于江西以及浙江金华之东阳、义乌，而抗倭的主战场大致则在南直隶、浙江、福建。这些地区是清代天地会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可见，西鲁传说中的少林兵征西以及《广阳杂记》中藤牌兵征罗刹，或许就源于明代少林僧兵、打手、杀手流入抗倭军队中之征东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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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产生于明代的时间，最早可上溯到成化年间（1465—1487），下限不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弘阳教的创立，而其最明显的创设标志则是万历七年王铎创设天地三阳会。这一结论的依据，就是天地会起源于弘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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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资料的缺乏，更由于天地会传播的秘密性，自万历以后直至清乾隆中期以前，天地会的活动情况尚无法完全厘定清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明末清初天地会存在的可能性。这其中的原因，笔者同意陈旭麓在《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一文中所言，即“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档案大都散佚”，“档案可以证明已载的事情，但不能排斥已经出现而未载的内容”（注：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其实，天地会这种秘密结社必然有其起源及其兴衰过程。就拿别系统的秘密社会情况来说，有些研究者认为，“康熙年间秘密结社尚处于初期阶段，不仅规模小，而且尚未立有会名”（注：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1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但随着史料发掘的展开以及研究的深入，这种判断已失去其正确性。仅就笔者所知，顺治年间，在福建省会福州，就有一批不逞之徒，结成“五头社”，“纵横乡曲，良民受其害，有司不敢谁何”（注：周在浚：《行述》，见周亮工：《赖古堂文集》附录，下册，991页。）。康熙元年（1662），在福建建宁一带，有十几个“喇棍”，拥戴李祥为首，结成“天罡党”。（注：李世熊：《寇变后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如此等等，均可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天地会传说阶段的历史，终究会被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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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代的秘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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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秘密社会是明代秘密社会的延续与发展。说其延续，这是因为明清两代的秘密社会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换句话说，明代的秘密社会的发展势头虽因清初官方的严厉禁止而一度沉寂，但其势力却被秘密保存下来，而且其活动也零星见诸史籍记载，如前述福建的“五头社”与“天罡党”，就是最好的例证。说其发展，这是指清代的秘密社会与明代相比，规模更趋庞大，会社名色更趋繁多，会内结构、结拜仪式、帮内规条更趋完备，活动范围更趋广泛。如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档案中，有很多奏折涉及清廷镇压秘密结社的内容，大抵反映了清朝雍正至宣统年间各色各样的秘密结社的活动情形。据有的学者初步统计，在这部分档案中，共记载了150多种会或教的名目。在这些会社名目中，除了秘密宗教结社，属于秘密结社名称者分别有：号军、悄悄会、红羊会、红阳会、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尚弟会、双刀会、小刀会、啯噜党、哥老会、江湖会、红旗会、胜人会、音乐会、菜会、阎王会、糍粑会、刀枪会、大刀会、顺刀会、构刀会、砍刀会、千刀会、铜刀会、曳刀会、双刀三吴会、串子会、龙华会、孝义会、仁义会、敬空老祖会、青龙会、文田会、三元会、陆林会、少林会、奇门会、边钱会、金钱会、红钱会、九莲会、把子会、上帝会、长枪会、长生会、闹公会、南北会、太子会、忠义会、桃园会、马龙会、同胜会、青苗会、同心会、六元会、龙虎会、红黑会、白衣会、金丹会道、扇会、白头会、天罡会、二字会、红黄白会、夹把刀会、千人会、兄弟会、红黑会、义气了义会、捆柴会、征义堂、忠义穷团、金鼓莲会、定子会、老洪会、胜得会、花会、太平会、黑红签会、铁戒指会、刀会、洋枪会、洪连会、青红帮、盐枭等。（注：李鹏年：《故宫明清档案部所存主要档案述略》，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207~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按：在这些会社名称中，有些虽以“会”称，却属秘密宗教结社组织，如“红羊会”、“红阳会”之类；而有些尽管不以“会”称，却可归于秘密会社，如“号军”、“忠义穷团”之类。）由此可见，清代秘密社会的势力是先前各朝所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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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发掘的史料以及研究状况来看，清初秘密结社的活动只有零星的记载，尚未形成较大的声势。这与当时的社会特点密切相关。清兵入关后，南明朝廷与明末起义军余部继续存在，成为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治势力，因此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开的武装对抗。尽管在起义军余部中也存在着异姓结拜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但似乎并未在秘密社会中造成影响。自康熙初年开始，福建已经广泛出现“社党”名色。史载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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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省有等奸徒，倡立社党名色，纠结百十余人，歃血盟誓，凡民人、衙役、流棍、讼师、劣衿人等，靡不入伍逐膻，群相附和。其中推最黠者一人为首，称曰“大哥”，诸事俱听指挥。朔望聚集伊家，敛积银钱，以为公费。凡属武断乡曲、扎诈良善之事，生端寻衅，百足不僵。近而城市郊关，远而乡居村镇，无不勒令投拜门下。诸如生辰、年节，比户科敛，馈送称贺。又复探知乡农家稍殷实者，分帖请酒，名曰“义会”，或十两、五两不等，攫取无忌。一有不从，非构隙党掠，即插告陷害。至于乡村人命盗情，悉由操纵，有钱者勒处，调和真命，沉冤莫诉；无钱者鹿马混指，无辜惨被株连。（注：刘兆麒：《总制浙闽文檄》卷3《饬禁结社》，见《官箴书集成》，第2册，465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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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清初学者李塨记载，清初陕西富平县民间风气“好斗”，“米盐口角，挥拳相加”，结成“采花党”一类名色，动辄“率众刃铳相攻，甚至会集掠淫妇女”（注：徐栋辑：《牧令书》卷22《事汇·富平杨侯慎修初度序》，见《官箴书集成》，第7册，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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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中期以后，异姓结拜的活动明显增多，而秘密社会的势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似乎也有渐趋抬头的趋势。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台湾诸罗县，吴球聚众结盟，“举杯为誓，约期起兵”（注：康熙《台湾县志》卷10《艺文志》，见《台湾史料汇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康熙五十八年，在福建，薛彦文“相约纠人结会，以图敛钱”，还假捏山名、人名，声称“劫富济贫”（注：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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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秘密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雍正二年（1724），在汉口地方，有一些游手棍徒，“私敛众户钱财”，结成“天符会”，“争胜逞强，嚣风沿习”（注：杨宗仁：《奏陈力行保甲稽查匪类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辑。）。雍正三年，据河南巡抚田文镜言，迎神赛会在河南流行，随之出现了组织严密的“群刃”、“铁鞭”等秘密社会。（注：田文镜著，张民服点校：《抚豫宣化录》卷4《严禁迎神赛会以正风俗事》，25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雍正四年，在台湾诸罗县莲花潭，蔡荫、陈卯等13人拜把结盟。至雍正六年，蔡荫又纠人歃血拜盟，创设了“父母会”。（注：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20页。）雍正九年，在广东饶平县，余猊与人歃血拜盟，入会者各出银一两，“如父母老了，彼此帮助”，因此取名“父母会”。（注：《雍正朝朱批谕旨》，广东总督郝玉麟折，雍正九年十月十二日。）雍正十三年，在安徽颍州霍丘县，高二纠集王三酒、宋大汉等数十人，“拜盟会酒演戏”，因每人各执铁尺一根，故取名“铁尺会”。（注：《雍正朝朱批谕旨》，赵弘恩折，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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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乾隆年间，秘密社会势力的发展更值得注意。据有些学者研究，从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秘密社会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秘密结社档案中，立有会社名目的秘密结社组织共计215个，乾隆二十年以前只占16个，其余大部分都是在乾隆二十年以后才出现。（注：相关的统计数据，可参见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118页。）当时，秘密社会的组织名目不断涌现，并已引起清朝廷的注意。乾隆十二年，在福建福安县，吴和荣邀集营兵孙尚文等11人在家中聚会，写立盟单，割指滴血，入酒共饮，取名“边钱会”。（注：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22页。）乾隆十七年，在湖北罗田县，马乾柱纠人结会，“歃血吞符，结盟上名”（注：《清高宗实录》卷416，乾隆十七年六月甲辰条。）。次年，在广东增城县，王亮臣等“纠众结盟，欲图抢掠村庄”（注：《清高宗实录》卷431，乾隆十八年正月甲申条。）。乾隆二十二年，在河南、江南、山东连界一带地方，更是出现了“顺刀会”的活动。会众“十百成群，横行乡里”，而且“不念经，不吃斋，但有顺刀一柄，便许入伙，即为同党”（注：《军录》，彭家展折，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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