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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雍正、乾隆时期，是清代秘密社会发展的初盛时期，各种秘密社会组织已大量出现（详见附表2）。值得指出的是，自乾隆二十六年以后，清朝廷破获了天地会案件，使得天地会这一秘密社会的大宗不但为清朝廷所注目，而且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自此以后，事实上秘密社会的势力已可截然分为两大系统：一为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除天地会、添弟会等名称外，其支流尚有三点会、三合会以及其他会名，尽管取名各不相同，但均或多或少与天地会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二为天地会系统之外的秘密社会，其会名就更加繁杂，称呼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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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堪称是秘密社会发展的最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势力不断壮大，各色会名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天地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活动更趋频繁。如在嘉庆年间，福建福鼎县的天地会就有三股势力：一股以庄庆长为首，“居该县才堡村，勾结屿等四村”；一股以丁蕴为首，“居澳外村，勾结秋溪等五村”；一股为首者是董希圣，“居该县水澳村，勾结下都一村”（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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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道年间，从天地会繁衍出许多秘密社会名目。除乾隆年间久已存在的天地会、添弟会、小刀会之外，又出现了和义会、双刀会、三点会、洪莲会等名目（详见附表3）。如嘉庆七年（1802），在福建永定县，张配昌纠合黄华等，创设了“和义会”，借此互相帮助，免受他人欺凌。此会亦由天地会发展而来，传授的隐语、暗号与天地会大抵相同。（注：《朱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八年二月十七日。）嘉庆八年，在福建建阳县，江水柏纠合江孝孝等八人，结成“双刀会”。从其结会内容来看，也大致与天地会相近。（注：《军录》，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二十年八月十一日。）嘉庆十一年，在江西会昌，周达滨邀人结会，考虑到“天地会名目犯禁”，而天地会又由“洪二和尚起立，洪字偏旁三点”，所以改称“三点会”。（注：《朱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嘉庆十三年，福建永定县人廖喜庆鉴于三点会又为清朝廷所查禁就纠人结会，改称“洪莲会”。嘉庆十六年，在广东顺德县，严贵邱等人考虑到自身孤单，恐被人欺侮，就找人结会，结拜成会，称“三合会”。道光十三年（1833），在福建邵武县，李江泗与人结会，遇事互相帮助，称“保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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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由盛转衰，朝廷对秘密社会的控制力随之减弱，于是，天地会系统之外的各类秘密社会得以迅猛发展（详见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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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1799），在广东陆丰县，李崇玉纠合多人，结成“共和义会”，会众尊称李崇玉为“大哥”，遇事互相帮助。（注：《朱折》，两广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年九月廿六日、十月廿八日；《上谕档》，嘉庆五年五月廿五日。）嘉庆六、七年间，在江西，萧烂脚与人“序齿拜把”，结成“担子会”。（注：《朱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嘉庆十三年，在江南颍州、亳州、徐州，河南归德以及山东曹州、沂州、兖州一带，一些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此外尚有“虎尾鞭”、“义和团”、“八卦教”等名。嘉庆二十年，在福建尤溪、古田二县，侯二八重新兴复“双刀会”，“纠人入伙，拆毁民房，强取食物”，还搜出一些“悖逆簿据”（注：《清仁宗实录》卷314，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丙子条，《清实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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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元年（1821），在江西雩都县，谢拒本与县役孙美老孜等，“歃血共盟，纠集多人”，创立“洪连会”。（注：《清宣宗实录》卷69，道光四年六月辛丑条，《清实录》本。）“洪连会”大抵就是“洪莲会”，当属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此外，在赣南一带，仍有一些人“烧香结盟”，每人带刀一柄，称为“添刀会”，又名“千刀会”。（注：《清宣宗实录》卷101，道光六年七月下丙午条。）道光四年，在湖南零陵，陈一烋等“伙立大会，立誓鸣神，会党多系衙役”（注：《清宣宗实录》卷72，道光四年八月庚辰条。）。道光十年，在广西永淳县，王奉祥与人在空庙内焚表结拜弟兄，以期“遇事相帮”，结成“父母会”。（注：《朱折》，广西巡抚祈折，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道光十六年，湖南新宁县黄卜峒傜人雷再浩与广西全州庄塘人李世德组织了“棒棒会”。（注：《湖南省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7，见《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按：《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亦载其事，可以参见。）道光十九年，在湖南宁乡县，丁魁与廖七等设酒宰鸡，拈香点烛，结拜“黑会”与“红会”。会中之人，若外出行窃，事在黑夜者，称“黑会”，其余则称“红会”。（注：《朱折》，湖南巡抚裕泰折，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红会同样存在于广东琼州府，号称“老红”，其实也不过是一些结盟拜会之徒，借着结成联盟、互相保护的名头，实际从事“集众强劫之事”（注：戴肇辰：《从公续录》卷1《禀查看琼郡大概情形由》，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279页。）。据《湖南省志》卷1上篇14《新宁县天地会首领李沅发起义》记载，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县水汰村人李沅发又创立了“靶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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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晚清的咸丰、同治时期，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以天地会为主体的秘密结社更是大量涌现。会党史专家蔡少卿概括当时秘密社会的盛况道：“会党的组织已遍布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交通码头到兵营，到处都有它们的山堂香水。会党的名目已达一二百种，会众约数千万，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势力。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历史现象。”（注：蔡少卿：《论近代中国会党的社会根源、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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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同治年间，各种秘密结社的发展势头极盛。咸丰四年（1854），在广东琼州府所属琼山、文昌、会同三县，有一些无赖游手，纠集多人，结成“老洪会”，“藉端讹索，肆行抢掠”，而且与“洋盗”相勾结。（注：《清文宗实录》卷134，咸丰四年六月下辛卯条，《清实录》本。）咸丰五、六年间，在钟山县，不但地方无赖结会拜盟，而且团练亦“歃血誓众，立聚义堂，分别有天安、天佑、天宝三堂”（注：民国《钟山县志》卷15《杂著》，见《新修方志丛刊》，台北，学生书局，1967。）。同治二年（1863），在京畿地区，有人“联盟纠众”，“立会聚众”，其中小秦艽等在京城内“立会纠党至百余人”（注：《清穆宗实录》卷78，同治二年九月上甲寅条，《清实录》本。），而且与不法蠹役相勾结。同治年间，在福建，有一位叫陈日升的人，混名“两头口”，与霍十八等结拜“洪字会”。（注：《清穆宗实录》卷127，同治四年正月中甲寅条。）甚至在蒙古边地，也有人纠合多人，结成“老人会”，敛钱抢物，持械逞凶。（注：《清穆宗实录》卷88，同治二年十二月戊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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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在畿南各州，一向就有“砍刀会”的名称，为害商旅。（注：《清德宗实录》卷118，光绪六年八月下辛酉条，《清实录》本。）光绪七年（1881），在京城至西山一带，又出现了“马王会”，凡是民间驼马往来，必须先出资入会，否则邀夺勒赎。（注：《清德宗实录》卷138，光绪七年七月癸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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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光绪、宣统年间，秘密社会名目繁多。据陶成章所述，这些秘密结社分别有“白布会”、“千人会”、“关帝会”、“岳王会”、“红旗党”、“白旗党”、“黑旗党”、“乌带党”（党与会同），“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皆兴起于一时之间而已，非有厚积流光之势也”（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见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附录，10a页。）。在广东，还有一种“剑仔会”，活动于顺德、东莞一带，据说与政治毫无关系，“仅仅为了钱财的贪欲，与真正无赖汉相约，以致骚扰市场乡村”（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当时的秘密社会，尤以浙江地区为盛（详见附表5）。据陶成章记载，浙江地区的秘密社会分别有“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党”。上述这些帮会，就其派系而言，均归属哥老会，号称“洪门”，又曰“洪家”，亦称“洪帮”，俗讹作“红帮”。此外还有一派，属于私贩党，在苏、松、常、太、宁、广、杭、嘉、湖一带贩私盐，即所谓的“盐枭”。其组织以及口号、暗号，与洪门有别，号称“潘门”，也称“潘家”，又别称“庆帮”，俗讹作“青帮”。青帮内分三派：一为“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二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又别号“巢湖帮”，以与温台帮相区别；三为江南、皖南、浙西诸府的流氓光蛋，亦属青帮一派。此外，尚有“玉泉会”、“关帝会”、“千人会”、“古城会”等。（注：陶成章：《浙案纪略》卷上《纪事本末》，见《辛亥革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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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最为著名的当推哥老会（又称哥弟会）。关于哥老会的起源，过去存在着以下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从天地会分化出来，即为郑成功所创立的“反清复明”组织，其变迁过程为嘉庆年间称“仁义会”，至咸丰年间，则称“江湖会”，到同治年间才最后定名为哥老会；第二种看法认为哥老会“成立于乾隆年间”，而同治年间湘军击败太平军以后被大规模遣散，于是这些人开始纷纷加入哥老会，“以致会名渐盛”；第三种看法认为哥老会就是啯噜会；第四种看法认为哥老会的源头是啯噜会。根据最新研究的成果可知，哥老会源出于“啯噜”，并在广泛吸收青莲教等秘密社会团体的基础上，逐步“‘整合’成为一个新型的秘密会党”。综合各种史料记载与研究成果可知，早在咸丰年间（1851—1861），带有歃血拜盟性质的哥老会组织就已经在湘军军营中出现。（注：吴善中：《晚清哥老会研究》，1~4、14、9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按：我在《中国的社与会》初版（131页）、再版（139页，台北，南天书局，1998）中，均称哥老会为天地会的分支，而且将其起源的时间定为清同治年间。这显然是囿于当时的史料与研究条件所限而得出的初步结论，故在此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加以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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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的宗旨大体与三合会相同，不外反清复明而已。至清末，哥老会在湖南、安徽、浙江三省保存着极大的势力。不久，湖南的哥老会几乎趋于分散，大非昔日之旧貌。至于在安徽，哥老会更是沦为鼠窃草寇之辈，不值一提。只有在浙江，哥老会的势力更趋发达，并出现了很多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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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素来每团必设某某山名，又有堂名，犹如《水浒传》中梁山泊忠义堂。这些山堂，在全国有上百个，其组织虽略相同，然各地的头目互相独立，更无联络活动，又无总括之大本部（详见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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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所举各山堂，均为哥老会中较为有名者，其他潜伏各地的哥老会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如湖南长沙有“青衣党”，沅江县有“黄巾党”，均属哥老会的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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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密社会对传统统治体制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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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的秘密社会源远流长，成为下层平民互助并带有极为突出的政治色彩的组织团体，在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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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比较复杂的社会团体，因此成员的构成也多种多样。首先，大量的下层贫苦农民是中国传统秘密社会成员的主要来源。1910年，日本人山口昇受外务省指派到华中、华南地区实地调查秘密结社时，就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格外关注。他在调查报告中说：“考虑中国农业必然更加兴旺之实例，中国商业如何发达，以及工业如何进步，都避不开农业国的问题，即必须先从研究农民问题开始，又须了解其富裕及忧患之所在。”（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显然，山口昇也注意到了秘密社会与农民之间关系之密切。中国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力量极为分散，所以所受的压迫与欺凌就更为严重。为了经济互助与自卫抗暴，下层农民就纷纷加入秘密社会，借助团体的力量对付来自各方的暴力欺凌。如宋代的子社、霸王社等秘密结社，其参加者大多为农民。又清代林爽文在领导天地会起义前，秘密发展天地会成员，其参加者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农民。清末活动于安徽、湖北两省英、霍二山的哥老会，“附从者将近三千余人，其中半系土匪半系农民”。蕲州之会党，也“多为有业农民，非如沿江之皆游手也”（注：佚名：《民国初年安徽湖北会党情形探报》，载《近代史资料》，总7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据有的学者研究，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档案中，首领与骨干内供出职业者共计321人，其中城乡雇佣劳动者人数最多，共188人，占总数的58.56%。（注：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14~215页。）这一统计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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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后，商业渐趋繁荣，市镇经济蓬勃发展，天下大码头不断崛起。这样，活跃于各地城镇的商人、小商贩、手工工匠、船民、码头脚夫、漕运水手等，同样构成秘密社会成员的主要来源。自宋以后，这批人除了设有自己的行业性社团外，也纷纷加入秘密结社。如上海小刀会领导人刘丽川，同时又兼具福建漳泉会馆、广东潮州会所、嘉应公所、浙江宁波公所首领的身份。前引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首领与骨干中，小商贩计53人，占总人数的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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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目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存在，同样是秘密结社的社会基础。游民的构成，大致不外乎游方僧道、讼棍、衙役、乞丐、星相、游勇之流。明代自中期以后，卫所败坏，职业性募兵兴起，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打手、杀手、枪手和力士。这批职业性游勇逐渐流入抗倭军队中。自倭事平定之后，他们另谋出路，组织“打行”，成为秘密社会的一员。清末的哥老会，其成员的组成也大多是一些带有兵痞性质的散兵游勇。如清末活动于江西一带的哥老会，被清政府查获的哥老会会员胡青云、吴金海、李华溃、罗洪章、胡得溃等，“均系军营散革游勇”（注：德馨：《拿获哥老会吴金海等分别惩办折》，载《近代史资料》，总77号。）。在明清两代，皂隶、衙役不但与秘密社会相勾结，成为秘密社会的内应，而且有些衙役还自己组织秘密社会。如道光年间，湖南零陵县陈一烋等伙立大会，立誓鸣神，“会党多系衙役”（注：《清宣宗实录》卷72，道光四年八月庚辰条。））。乞丐在明代就有“会茶”这种形式。至清代，乞丐又结成秘密社会，如“丫叉会”。清代在福建、台湾一带极负盛名的无赖棍徒即“罗汉脚”，后来也纷纷加入“王爷小刀会”。如此等等，均说明游民也对秘密社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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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盛行，缙绅的下层生员在仕途上没有多少出路。尤其是在当时，这些下层知识群体颇受市井游民习气的感染，日趋无赖化。所以，一旦秘密社会兴起，这些人便纷纷投入其中，以谋政治上的出路。在明代，生员就颇喜闹事，“学变”不断。清光绪年间江西哥老会成员陈常供，原系县学生员，后被革去科名，就投入哥老会。清末民初出没于安徽、湖北一带的会党，罗田、麻城一股，其为首者为屈开埏，就是廪生；沂水之哥老会，其势力最大者为何家寨一股，首领是何维阁，其身份亦是秀才。（注：佚名：《民国初年安徽湖北会党情形探报》，载《近代史资料》，总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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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秘密社会，其创设的初衷或许仅仅是为了互相帮助，但无可否认的是，结社势力的扩大，必然会对传统的统治体制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换言之，秘密结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而这一点正是它与一般性结社的区别所在。关于秘密社会的社会功能，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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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秘密社会通过歃血拜盟这一仪式，以忠义思想作为维系会社内部成员的基本道德观念，使分散微弱的下层平民结合成一个颇具规模、声势的群体，从而加强了下层平民百姓的内部团结。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农民的力量极其分散单薄，他们不但遭受官府的压迫、地方豪横的欺凌，而且还因势单力薄而受到来自地方械斗的威胁。一旦结成会社，将分散的势力合成一团，互相帮助，下层平民百姓就会凝聚成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既可以在宗族械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抗御豪强的欺凌，同时由于平常力量的积蓄，一旦需要或时机成熟，尚可揭竿而起，以便与地方官府甚至朝廷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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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中国的下层平民，除了传统节日与庙会以外，基本上很少有社会交往。结社结会的出现，正好为人们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尤其是秘密结社，由于同系统的会社在各地山堂林立，相互之间虽无统属关系，却时常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即使不在同一地的秘密社会内，也经常有一些定期的聚会，人们借此交流信息。这样，秘密社会的出现，事实上已增强了下层平民的团结，而且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秘密社会为保持与各地支派的联系，各个码头之间也有信使往来，一些会内成员闯荡江湖，冲破了传统统治者对户口的严密控制，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以致朝廷的版籍制度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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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秘密社会为下层平民百姓中贫苦而又生活无着落者重新找到了谋求生存的出路。显然，在这一点上秘密社会与传统的“合会”有相通之处。换言之，秘密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互助性质。如清代的“忠义会”，其中会内规定，如果会内之人遇到疾病、事故，会员须各帮钱108文，由总大哥用尖角纸写一令字，传知同会之人，照数出钱转发。清代的“孤老会”也议定，凡会内之人如系孤身病故，由会内大哥代为医治殓埋。如有父母妻子，也由会内成员一体照看。清代林爽文组织天地会起义时，曾倡言：“有事大家相帮，不怕别人欺侮，也不怕官役拘拿。”（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8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此说对贫民的吸引力极大，于是他们纷纷踊跃参加。“有事大家相帮”，当然包括会内成员发生生老病死这样的不测之事。随着秘密结社势力的扩大，会社通过各种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聚敛钱财，诸如贩卖私盐、鸦片，甚至打家劫舍，劫夺商旅，以维持和保障会内成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