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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光绪、宣统年间，秘密社会名目繁多。据陶成章所述，这些秘密结社分别有“白布会”、“千人会”、“关帝会”、“岳王会”、“红旗党”、“白旗党”、“黑旗党”、“乌带党”（党与会同），“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皆兴起于一时之间而已，非有厚积流光之势也”（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见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附录，10a页。）。在广东，还有一种“剑仔会”，活动于顺德、东莞一带，据说与政治毫无关系，“仅仅为了钱财的贪欲，与真正无赖汉相约，以致骚扰市场乡村”（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当时的秘密社会，尤以浙江地区为盛（详见附表5）。据陶成章记载，浙江地区的秘密社会分别有“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党”。上述这些帮会，就其派系而言，均归属哥老会，号称“洪门”，又曰“洪家”，亦称“洪帮”，俗讹作“红帮”。此外还有一派，属于私贩党，在苏、松、常、太、宁、广、杭、嘉、湖一带贩私盐，即所谓的“盐枭”。其组织以及口号、暗号，与洪门有别，号称“潘门”，也称“潘家”，又别称“庆帮”，俗讹作“青帮”。青帮内分三派：一为“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二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又别号“巢湖帮”，以与温台帮相区别；三为江南、皖南、浙西诸府的流氓光蛋，亦属青帮一派。此外，尚有“玉泉会”、“关帝会”、“千人会”、“古城会”等。（注：陶成章：《浙案纪略》卷上《纪事本末》，见《辛亥革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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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最为著名的当推哥老会（又称哥弟会）。关于哥老会的起源，过去存在着以下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从天地会分化出来，即为郑成功所创立的“反清复明”组织，其变迁过程为嘉庆年间称“仁义会”，至咸丰年间，则称“江湖会”，到同治年间才最后定名为哥老会；第二种看法认为哥老会“成立于乾隆年间”，而同治年间湘军击败太平军以后被大规模遣散，于是这些人开始纷纷加入哥老会，“以致会名渐盛”；第三种看法认为哥老会就是啯噜会；第四种看法认为哥老会的源头是啯噜会。根据最新研究的成果可知，哥老会源出于“啯噜”，并在广泛吸收青莲教等秘密社会团体的基础上，逐步“‘整合’成为一个新型的秘密会党”。综合各种史料记载与研究成果可知，早在咸丰年间（1851—1861），带有歃血拜盟性质的哥老会组织就已经在湘军军营中出现。（注：吴善中：《晚清哥老会研究》，1~4、14、9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按：我在《中国的社与会》初版（131页）、再版（139页，台北，南天书局，1998）中，均称哥老会为天地会的分支，而且将其起源的时间定为清同治年间。这显然是囿于当时的史料与研究条件所限而得出的初步结论，故在此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加以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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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的宗旨大体与三合会相同，不外反清复明而已。至清末，哥老会在湖南、安徽、浙江三省保存着极大的势力。不久，湖南的哥老会几乎趋于分散，大非昔日之旧貌。至于在安徽，哥老会更是沦为鼠窃草寇之辈，不值一提。只有在浙江，哥老会的势力更趋发达，并出现了很多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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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素来每团必设某某山名，又有堂名，犹如《水浒传》中梁山泊忠义堂。这些山堂，在全国有上百个，其组织虽略相同，然各地的头目互相独立，更无联络活动，又无总括之大本部（详见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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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所举各山堂，均为哥老会中较为有名者，其他潜伏各地的哥老会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如湖南长沙有“青衣党”，沅江县有“黄巾党”，均属哥老会的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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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密社会对传统统治体制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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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的秘密社会源远流长，成为下层平民互助并带有极为突出的政治色彩的组织团体，在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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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比较复杂的社会团体，因此成员的构成也多种多样。首先，大量的下层贫苦农民是中国传统秘密社会成员的主要来源。1910年，日本人山口昇受外务省指派到华中、华南地区实地调查秘密结社时，就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格外关注。他在调查报告中说：“考虑中国农业必然更加兴旺之实例，中国商业如何发达，以及工业如何进步，都避不开农业国的问题，即必须先从研究农民问题开始，又须了解其富裕及忧患之所在。”（注：［日］山口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载《近代史资料》，总75号。））显然，山口昇也注意到了秘密社会与农民之间关系之密切。中国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力量极为分散，所以所受的压迫与欺凌就更为严重。为了经济互助与自卫抗暴，下层农民就纷纷加入秘密社会，借助团体的力量对付来自各方的暴力欺凌。如宋代的子社、霸王社等秘密结社，其参加者大多为农民。又清代林爽文在领导天地会起义前，秘密发展天地会成员，其参加者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农民。清末活动于安徽、湖北两省英、霍二山的哥老会，“附从者将近三千余人，其中半系土匪半系农民”。蕲州之会党，也“多为有业农民，非如沿江之皆游手也”（注：佚名：《民国初年安徽湖北会党情形探报》，载《近代史资料》，总7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据有的学者研究，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档案中，首领与骨干内供出职业者共计321人，其中城乡雇佣劳动者人数最多，共188人，占总数的58.56%。（注：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214~215页。）这一统计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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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后，商业渐趋繁荣，市镇经济蓬勃发展，天下大码头不断崛起。这样，活跃于各地城镇的商人、小商贩、手工工匠、船民、码头脚夫、漕运水手等，同样构成秘密社会成员的主要来源。自宋以后，这批人除了设有自己的行业性社团外，也纷纷加入秘密结社。如上海小刀会领导人刘丽川，同时又兼具福建漳泉会馆、广东潮州会所、嘉应公所、浙江宁波公所首领的身份。前引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首领与骨干中，小商贩计53人，占总人数的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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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目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存在，同样是秘密结社的社会基础。游民的构成，大致不外乎游方僧道、讼棍、衙役、乞丐、星相、游勇之流。明代自中期以后，卫所败坏，职业性募兵兴起，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打手、杀手、枪手和力士。这批职业性游勇逐渐流入抗倭军队中。自倭事平定之后，他们另谋出路，组织“打行”，成为秘密社会的一员。清末的哥老会，其成员的组成也大多是一些带有兵痞性质的散兵游勇。如清末活动于江西一带的哥老会，被清政府查获的哥老会会员胡青云、吴金海、李华溃、罗洪章、胡得溃等，“均系军营散革游勇”（注：德馨：《拿获哥老会吴金海等分别惩办折》，载《近代史资料》，总77号。）。在明清两代，皂隶、衙役不但与秘密社会相勾结，成为秘密社会的内应，而且有些衙役还自己组织秘密社会。如道光年间，湖南零陵县陈一烋等伙立大会，立誓鸣神，“会党多系衙役”（注：《清宣宗实录》卷72，道光四年八月庚辰条。））。乞丐在明代就有“会茶”这种形式。至清代，乞丐又结成秘密社会，如“丫叉会”。清代在福建、台湾一带极负盛名的无赖棍徒即“罗汉脚”，后来也纷纷加入“王爷小刀会”。如此等等，均说明游民也对秘密社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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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盛行，缙绅的下层生员在仕途上没有多少出路。尤其是在当时，这些下层知识群体颇受市井游民习气的感染，日趋无赖化。所以，一旦秘密社会兴起，这些人便纷纷投入其中，以谋政治上的出路。在明代，生员就颇喜闹事，“学变”不断。清光绪年间江西哥老会成员陈常供，原系县学生员，后被革去科名，就投入哥老会。清末民初出没于安徽、湖北一带的会党，罗田、麻城一股，其为首者为屈开埏，就是廪生；沂水之哥老会，其势力最大者为何家寨一股，首领是何维阁，其身份亦是秀才。（注：佚名：《民国初年安徽湖北会党情形探报》，载《近代史资料》，总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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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秘密社会，其创设的初衷或许仅仅是为了互相帮助，但无可否认的是，结社势力的扩大，必然会对传统的统治体制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换言之，秘密结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而这一点正是它与一般性结社的区别所在。关于秘密社会的社会功能，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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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秘密社会通过歃血拜盟这一仪式，以忠义思想作为维系会社内部成员的基本道德观念，使分散微弱的下层平民结合成一个颇具规模、声势的群体，从而加强了下层平民百姓的内部团结。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农民的力量极其分散单薄，他们不但遭受官府的压迫、地方豪横的欺凌，而且还因势单力薄而受到来自地方械斗的威胁。一旦结成会社，将分散的势力合成一团，互相帮助，下层平民百姓就会凝聚成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既可以在宗族械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抗御豪强的欺凌，同时由于平常力量的积蓄，一旦需要或时机成熟，尚可揭竿而起，以便与地方官府甚至朝廷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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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中国的下层平民，除了传统节日与庙会以外，基本上很少有社会交往。结社结会的出现，正好为人们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尤其是秘密结社，由于同系统的会社在各地山堂林立，相互之间虽无统属关系，却时常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即使不在同一地的秘密社会内，也经常有一些定期的聚会，人们借此交流信息。这样，秘密社会的出现，事实上已增强了下层平民的团结，而且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秘密社会为保持与各地支派的联系，各个码头之间也有信使往来，一些会内成员闯荡江湖，冲破了传统统治者对户口的严密控制，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以致朝廷的版籍制度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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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秘密社会为下层平民百姓中贫苦而又生活无着落者重新找到了谋求生存的出路。显然，在这一点上秘密社会与传统的“合会”有相通之处。换言之，秘密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互助性质。如清代的“忠义会”，其中会内规定，如果会内之人遇到疾病、事故，会员须各帮钱108文，由总大哥用尖角纸写一令字，传知同会之人，照数出钱转发。清代的“孤老会”也议定，凡会内之人如系孤身病故，由会内大哥代为医治殓埋。如有父母妻子，也由会内成员一体照看。清代林爽文组织天地会起义时，曾倡言：“有事大家相帮，不怕别人欺侮，也不怕官役拘拿。”（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8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此说对贫民的吸引力极大，于是他们纷纷踊跃参加。“有事大家相帮”，当然包括会内成员发生生老病死这样的不测之事。随着秘密结社势力的扩大，会社通过各种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聚敛钱财，诸如贩卖私盐、鸦片，甚至打家劫舍，劫夺商旅，以维持和保障会内成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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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秘密社会不同于一般的结社，它带有政治色彩，对传统的统治体制构成很大的威胁。统治者深知其害，故与对待别的会社的宽容态度相反，对秘密社会及其所采用的“歃血拜盟”方式采取极为严厉的禁止态度。如《大清会典》载顺治十八年（1661）下令：“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又载康熙十年（1671），清朝廷再次修改了对秘密社会的惩处律例，规定凡是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雍正年间，又规定：“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注：吴达海等纂：《大清律例集解附例》卷4《盗贼》，清内府刻本。），其处罚一如康熙之律例。尽管朝廷对秘密社会的禁止如此严厉，但秘密结社的活动仍不绝如缕，而且有更加兴旺发达之势。一旦朝廷抓紧搜捕，秘密结社就公开起事，与朝廷对抗。如明代的打行，由于朝廷的严密搜查，就公开攻打巡抚衙门，后又逃入太湖，成为绿林豪客。清代天地会领导的起义也有多次。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进行武装反抗，提出“顺天行道”、“剿除贪官”（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154页。）等口号，而且还建立带有政权雏形的军事领导机构，以便对所占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乾隆五十二年，在福建漳浦县，张妈求率领天地会成员攻打盐场衙署，造令旗，上刻“顺天将军”四字。乾隆六十年，在台湾又爆发了两次天地会起义，一次是由陈光爱所领导，另一次是由陈周全领导。在陈周全起义中，提出了“争夺天国”的口号，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到了清末，反清复明的思想已在秘密社会中广泛流行，并且秘密社会与革命党结成了联盟。这样，秘密社会已摆脱了单纯的农民运动的性质，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同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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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在明清两代，由于缙绅、生员的无赖化，缙绅、生员也纷纷结党成派，并且其组织也带有一部分秘密社会的性质。据卢承钦《请立党人榜疏》称，东林党中有“剥击之勇”，又有“敢死军人”。又据徐怀丹撰写的罗列复社十大罪状的檄文，可知复社中人或号“神行太保”，或称“智多学究”。至清代，党社运动虽一度沉寂，但那些无行秀才，干脆成立了“破靴党”。据载，浙江宁波府属鄞县、慈溪两学生员，结成“破靴党”，包揽地方词讼，“婪索扰累，挟制官长，甚至有动众劫掠、棍械伤人情事”（注：《清仁宗实录》卷354，嘉庆二十四年二月丁卯条。）。这种破靴党在江西的士人中也存在，史称他们“无所不至，讼者咸师之，坏法乱纪，此其极也”（注：吴芗厈：《客窗闲话初集》卷3《补讼师》，见《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破靴党的出现，显然为我们理解士绅纷纷投入秘密社会找到了最好的注脚。其实，明代的党、社组织，也与秘密社会发生过关系。如上述东林党中人有“剥击之人”、“敢死军人”，复社也曾与东阳力士有过联系。当明末党社兴盛之时，阉党逮捕东林党人，造成“开读之变”。几社成员陈子龙就“阴结少年数辈，诇词利便”（注：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清嘉庆八年竿山草堂刊本。）。由此可见，士绅与秘密社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关系，使得秘密社会更具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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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随着秘密社会势力的不断壮大，大量无业游民也纷纷投身秘密社会，随之也带来了很多游民的劣根性，从而影响了秘密社会活动的性质，使其带有流氓无产者的破坏作用。从历史事实来看，许多秘密结社的形成，其本意是为了便于械斗，以集团的力量在械斗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有些结会，更是纯粹为了报私仇。如乾隆五十九年，郑克彩等结小刀会，就是“因结仇太多，恐被人告发查拿，乏人帮助。因思从前天地会有人帮助，众皆畏惧，遂起意结会”（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六），74页。）。又如清代广东阳江县，关定进因为在乡抢窃凶诈，而被绅衿蔡耀芳等率佃殴打。关定进为图报复，于是纠众多人，“搭台拜会”（注：同上书，416页。）。所以，秘密社会一旦形成，其游民的劣根性就暴露无遗。他们有时欺压良善，杀人越货。如咸丰年间广东的“老洪会”，就是“藉端讹索，肆行抢掠”（注：《清文宗实录》卷134，咸丰四年六月下辛卯条。）；广东广州府的秘密结社，也有勒索“打单”的陋习，史载：“每逢稻谷将熟之时，该会匪辄预料某某种稻若干，应收租若干，勒令给伊钱文，较租金十分之一二，名曰打单。不遂所欲，即约会无数匪徒，将所种田禾尽行芟刈践踏，以泄其忿。”（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六），518页。）这种“打单”陋习，实与流氓讹诈勒索如出一辙。由于这种勒索、抢掠行为的存在，一旦入会，即使“抢其戚好之家，不能不随同前往”。于是，有些会内成员心生悔意，退出秘密社会，充当义民，反过来替朝廷出力。（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98页。）这种弊端的存在，同样造成了会内成员的不团结，易被统治者分化、利用。此外，秘密社会有时还强迫他人入会，如果不允，就抢劫钱物。再加之秘密社会本身所带有的抢掠陋习，骚扰了地方百姓，于是会外百姓只好自己组织起来，与秘密社会相对抗。如永安县民，就组织起“牛头会”，“计牛敛钱，以为公用”，遇到天地会前来滋扰，就“率众守御”（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七），108页。）。如此等等，均说明秘密社会同样带有消极性的破坏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清政府骂秘密社会为“会匪”（注：如清同治七年（1868）五月二十七日，浙江有“匪徒”敛钱聚众，名为“子孙会”。此会起于诸暨，后蔓延各县，并及苏州、松江。浙江巡抚发咨文至江苏，要求江苏巡抚并查。为此，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将“会匪”分为以下三等：一是“结会为匪者”，二是“匪而不会者”，三是“会而不匪者”。情节不同，办理因之亦异。至于浙江的子孙会，尽管尚无不轨情形，但丁氏认为，“其结会之初，必有号召之名，与所以纠约之故，否则钱不可得而敛，众不可得而聚也”。鉴此，仍将其归入“会匪”之列。参见丁日昌：《抚吴公牍》卷8《咨查子孙会名目》，清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石印本。），尽管多有污蔑不实之词，但多少也反映出秘密社会确实带有“匪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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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17030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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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四节 会社与乡村行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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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源上讲，社是土地崇拜的产物。自商鞅变法以后，随着新的乡里制度的确立，古代的农村公社渐趋破坏。但是，它的宗教祭祀和文化娱乐方面的职能以及乡里互助等积极作用，却一直被延续下来。自秦汉直到明代，里社、乡社、县社的活动经常举行，其中最活跃的还是里社的祭祀。至清代，随着里甲制的取消，社祭也就被村社的社火所取代。与此同时，作为农村公社的遗存，自宋以后，社仍以地域组织的面貌出现，成为乡里基层组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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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里组织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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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乡里组织的源头，当始于古代的乡党。而乡党之名，见于《礼经》，可见由来已久。根据《周礼》的记载，应该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论语·雍也》言：“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即可为例。可见，党是古代一种乡村基层组织。又《春秋》、《国语》：五家为轨，十轨为里。什么是里？汉人应劭言：“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春秋，通其所也。”（注：应劭：《风俗通义》2，见《增订汉魏丛书》，清重印本；《全后汉文》卷37，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可见，里应该是50家居住在一起的乡村共同体，而且一同举行春祈秋报的社祭仪式。明人璩崑玉亦言：“里之为言止也，居也。古者五十家为里，今以百十家为里。”（注：璩崑玉：《古今类书纂要》卷2《地理部》，明崇祯七年刻本。）百十家为里，这是明代的制度，后将详述，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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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人晁错所述，在先秦时期，边地之县为备敌需要，建立了一套以伍、里、邑为等级层次的乡里制度，即“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注：班固：《汉书》卷49《晁错传》，2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