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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区，乡下无都，直接为保、里，或乡下为自然村落、村社。如昆山县，有六乡，每乡分别辖保二。又如淮安府桃源县，其中陆城乡辖里十五。又如徐州，一乡辖村十，二乡辖村十，三乡辖村十七。（注：嘉靖《南畿志》卷12《城社》，卷32《城社》，卷61《城社》，见《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台北，学生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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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下为保，或称图、里。如明代常州，就是“凡都摄保，保分村墅”（注：成化《重修毗陵志》卷3《乡都》，明成化二十年刻本。）。按照明代的制度，每100户内设里长一名，甲首10名，轮年应役，催办钱粮，勾摄公事。但是，乡里组织必然有其一定的延续性，所以明代仍然有主保、保长的职役。所谓保，为古代乡社之称，“守望相助之劝”。主保，即“主管一保之事”；保长，即“一保之长”（注：熊鸣岐：《昭代王章》卷1《句解》、《辨疑》，明刻本。）。保这一级建制，在明代仍然存在。如泰安州，无论是附郭，抑或四乡，其编里均直称“保”。（注：汪子卿著，周郢校证：《泰山志校证》卷4《岳治》，604页，合肥，黄山书社，2006。）在吴江县，乡村称里，而附郭之里则称保。（注：弘治《吴江志》卷2《疆域》。）可见，保相当于里，有时仍是110户的编里组织。当然，自宋元以来，乡里编制分两大系统：一是按照田土编设，为乡、都、保；一是按照户籍编设，为乡、都、里（或称图）。但在明代，这个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有时保相当于里，也是管辖110户的编里组织；有时保与里（或图）又不一致，似乎比里稍大一些，两大系统并非完全重合。如福建泰宁县，共32保，统辖51图；建宁县共33保，统辖50图。（注：弘治《八闽通志》卷16《邵武府》，见《中国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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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大概而言，在明代，里即图。《萧山县志》言：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又《嘉定县志》言：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曰图。（注：《萧山县志》与《嘉定县志》之说，转见于外方山人：《谈征·言部·都图》，清道光元年刻本。）确切地说，图应该起源于南宋，原为打量攒造田地经界之法。如朱熹有言：“图帐之法始于一保，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必要东西相连，南北相照，以至顷亩之阔狭，水土之高低，亦须当众共定，各得其实。”（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条奏经界状》。）此即图始于南宋之确证。从宋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图仍相当于保。在明代，图相当于里，为110户的编里组织。如浙江金华府，就“以百十户为一图，选丁粮多者十户为粮里长，余为甲首，专催钱粮，追摄公事”（注：王懋德：《金华府志》卷9《役法》。）。又福建泉州府，“图各十甲”（注：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1《都里》，见《中国史学丛书》。）。显然，图即里，与朝廷规定的编户之里大致相当。当然，图和里亦并非完全重合，有时会出现畸零。如徽州府，编户共206里，但却只有185图。（注：嘉靖《徽州府志》卷1《厢隅乡都志》，明嘉靖十五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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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里、图之下，即为自然聚落，这就是明代地方志常说的“保分村墅”，或“一里之中，有村居焉，有野市焉”。这种自然聚落，或直接称村，如徽州府休宁县，九都共二图，其村分别为西管、蓝渡、山头（注：嘉靖《徽州府志》卷1《厢隅乡都志》，明嘉靖十五年刻本。）；或称圩，如嘉定县守信东乡一都一区东扇共七里，领17圩（注：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上《乡都》，见《中国史学丛书》。）；或称店，如徐州砀山，有店四个，分别为王达市、力寨、监城、双沟（注：嘉靖《南畿志》卷61《城社》。）；或称屯，如交河县，孝志乡三图，共有十屯，俱系迁民，分别为新安屯、新店屯、寺门屯、新庄屯、永丰屯、窦庄屯、崇基屯、盛富屯、兴福屯（注：万历《交河县志》卷1《地理志·里社》，明万历十六年刻本。）；或称社，如太平府芜湖县，其中博望乡就辖社七个。（注：嘉靖《南畿志》卷44《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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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乡里组织基本因袭明代，采用轮编里甲之法，“用以催办钱粮”（注：民国《金坛县志》卷4《里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即以江西新喻县为例，附城为五坊，坊有坊长；乡为57图，图有地保。“坊长、地保如保正。坊图皆有十甲，甲有管首，如户长。其轮差之岁，则管首迭为坊长、地保，狱讼、赋税、盗贼皆督之。狱讼取居间及为佐证，盗贼主践更，而赋税则至时坊长、地保以酒食召管首，管首召户丁，为期悉纳之坊长、地保，坊长、地保纳之官。”（注：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编》卷3《新喻东门漕仓记》，《四部丛刊》本。）在清代，里甲大多称为“图甲”，理应属于清初编审人丁与税粮的基本单位。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论，明清两代里甲制的最大差异，在于明代是“按户编里”，而清代在江南很多地区已经开始实现“按田编里”（注：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243~2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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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雍正年间，由于实行顺庄法，“凡各庄田地山塘基税，俱以千字文编号”（注：民国《建德县志》卷4《疆域·图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乡里组织稍变。编庄之法，是将过去的民图拆散甲分，按照烟户住址，编为庄村，宦图一体顺入。若有粮户住外县，则编为寄庄。（注：同治《湖州府志》卷4《乡都区庄》，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顺庄法与里甲制的不同，主要有二：一是里甲的编户之数，为“画地分里”，以此制定版图，而顺庄法则“每里贮田二百五十亩至二百十亩不等，便于催科”（注：民国《萧山县志》卷1《疆域门·都图》，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故其数与编户异。二是顺庄法不以田之坐落为主，而以人户之住居为主。（注：民国《宝应县志》卷4《田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与此相应，乡里职役的设置亦稍有更改，改设乡约、地保（详见附表7）。乡约、地保同为官设。乡约可请札付顶戴，所以“士族中失业者间或为之”。而地保纯属厮役，地位在皂快之下，其子孙甚至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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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后期，乡里组织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其中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铜山县，自嘉庆中叶以后，出现了圩、寨。有些未建圩、寨，而是“以庄辖庄”，称为“练”。（注：民国《铜山县志》卷10《建置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二是在思恩县，自咸丰年间太平军兴起以后，由乡里甲变为民团。全县分为五团，设五团局，局设局绅，每团分若干甲，甲设团总，甲下设村及牌，各有长。团局之设本为办理团务，但因乡里甲制废除后，县里的行政也借助团局得以推行，所以团局、团总实际上成为县下的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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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与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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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社就是一种乡村基层组织。社的名称，起源于古代的国社、里社，古人就以乡为社。尽管自秦汉以后，由于乡里制度的确立，出于赋税与徭役征派需要的编户制取代了古老的村社，但这种村（里）社的遗迹，自汉以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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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的起源来看，社的编制应为25家为一社。可是在汉代，在官方的乡里制度以外，仍然有民间私社的存在，而且并非遵守25家为一社这一古老的制度。如《汉书·五行志》载，民间百姓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称私社。为此，兖州刺史浩赏禁民间私自立社。至隋，民间仍有以25家为社之风，但当时“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注：《隋书》卷7《礼仪志》2，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显然，私社之风仍是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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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宋代建立了乡、都、图制和都保制，然在宋代，社的编制与其他乡里之制是并存的。据史实来看，宋代城市之社大致起源于各种临时性的军事结社。后军事性能解除，遂成定制。如在福建，建炎年间因“建寇”窃发，城市编户自结“忠义社”，于是“州置左右南北厢，以有产业人充社首副”。建寇平定以后，就令社专掌防火器以备缓急，一年一替。乾道二年（1166），参政王之望增设城外草市社，一如城内之法。这样，闽县城内六厢总共37社，城门外10社。（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类》5《海船户》，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7901页。）这种已成为定制的宋代城市之社，除了专掌防火器以备急用外，还负责城乡的赈济。（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5《与建宁诸司论赈济札子》。）而有些宋代乡村之社，则来源于古代的乡里之社，是乡里组织的补充。如长安盩至县，共17乡，“管三百二十五社”（注：宋敏求纂修：《长安志》卷18《盩至》，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86页。），即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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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乡里组织，更多地保留了古代的乡社之制。忽必烈曾颁布过劝农立社事例15款，规定50家为社，以“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不及50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如果合为一社，仍在数村中择一人为社长。社长组织本社成员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创办义仓，兴举学校等等。这种社同样带有互助性质。如果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众为合力助之”；又若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元代的村社制度后来遍行南北各地，和里甲制并行，成为元朝统治乡村农民的基层组织。在元代，凡是雇差办集，主要由里正、主首负责。社长制的设立，本为劝农而设，但后来也“多以差科干扰，大失元立社长之意”（注：《至元新格辑存·治民》，见黄时鉴辑：《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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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乡里，一般称乡都，但以社相称者仍不乏其例。如浙江定海县县隅，就多以社为名：东南隅，有天字社、地字社等；西南隅，有律字社、吕字社等；东北隅，有河字社、淡字社等；西北隅，有逊字社、国字社等。（注：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8《社》，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6279~6280页。又如山西芮城县，元泰定五年（1328）《创修露台记》中，有“芮邑忠孝乡东吕社”之说（注：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1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亦属乡、社之编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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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乡村基层组织虽以里甲为其基本单位，但社的建制犹存而未亡。从这一意义上说，顾炎武所说的“今河南、太原、青州乡镇犹以社为称”（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社》，520页。），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一般说来，明代南方多以都、村分里甲，而在北方某些地区，却以社或屯分里甲。嘉靖时大学士桂萼对屯、社解释如下：“如北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异。”（注：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80，第3册，18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在上面的记载中，其中社、屯的区别，究其实不过是土著与移民之分。如顺天府香河县就是以社、屯区分土著与移民的：“按土著之民编社，流徙之民编屯。社屯各有长，长率十户，谓之里甲。”（注：万历《香河县志》卷2《地理志·里社》，明万历四十八年刻本。）任邱县的编户，也是“土民曰社，迁民曰屯”（注：万历《任邱县志》卷1《地理》，明万历刻本。）。又如前引，在交河县，则是土民编图里，迁民称屯。当然，在北方也并非一概均为土民编社（里）、迁民编屯。在某些地区，无论是土著之民，还是新附之民，均以社加以编制。如郧阳府竹溪县，其编民共九社，分别为尹店、在城、竹溪、水坪、浪沙、秦坪、柿河、南江、后溪，除尹店系土著之民外，“余皆新附”（注：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竹溪县》，见《中国史学丛书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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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的乡村，基层编户以社相称者，其例俯拾皆是。如万历四年（1576），刑科给事中郭四维言：“山东百姓流移，有一邑而逃数十社者。”（注：《明神宗实录》卷47，万历四年二月壬午条。）郧阳府竹山县，其编户旧社、新设共11社，分别为在城社、长山社、太平社、立古社、益水社、东村社、保丰社、上保社、中山社、苍松社、德化社。（注：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竹山县》。）直隶保定府安肃县的编民，也是以社为基本单位：“直隶保定府安肃县言，本县编民止十六社。”（注：《明英宗实录》卷43，正统三年六月。）综合上述记载可知，明代的社虽仍是乡村的基层组织，但其所辖人户已无定准。如保定府安肃县编民只有16社，这里的社大致相当于里，人户达110户。顺天府香河县的社，所辖只有10户，即相当于甲。可见，明代的社仍可与里甲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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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与乡里组织的关系，清人作如下概述：“居民皆有版籍，南方以都以图，北以里社，皆乡贯也。”（注：《铁岭县志》卷下《田赋志》，清康熙十六年刻本。）可见，清代的乡里，南方多为都、图，而北方则为里、社。这里所说的社，已无古时的含义，而是一种图籍、版籍制度。清代东北的乡村，社的编设极为普遍，这与东北多招集之民大有关系。如开原县，“多招集之民，每社按丁输差，其他按户输粮，则民有地而无逃亡之患，地有民而无荒弃之田”（注：康熙《开原县志》卷下《户口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又如辽阳州，亦有丰乐社、昌平社等27社。（注：《辽阳州志》卷15《户口》，见《辽海丛书》，民国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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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代里社的编排及社所辖户数的多寡，也不一致。有些社的编排，大致从头社开始编设，一直排至20社，基本按顺序编排，上引开原县的事例即是如此。而有些社的编设，每社均取一名，如常盛社、安丰社等，前引铁岭县的事例即是如此。在清代，社辖户数的多少亦不一。有些社下辖甲，相当于里，流行一种“社甲制”。如锦州府，“每岁每社报总里一名，一社十甲，每甲报什季一名，催粮办公，年终另换”（注：《锦州府志》卷4《建置志》，见《辽海丛书》。）。而有些社的辖户，显然又大于里。如赣榆县，共有四乡，“下辖十四社，五十六里”（注：光绪《赣榆县志》卷3《建置》，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足证社大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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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社的编制并非仅仅存在于北方，南方也有例子可寻。这就是台湾的“番社”与广东蛋民的“蛋社”。番社其实就是古老的村社制度的遗存。如在台湾，“番所聚处曰社”。番有生番、熟番之别，然皆以社聚处。如嘉义县共13社，彰化县共32社，淡水县共36社。每社设有通事、土目，约束一社之众。（注：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番社纪略》，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早在明代，广东东莞的蛋户由河泊所管理，将沿河蛋民分为上下12社，“编次里甲，督征鱼课，如县之坊都”。清代裁革河泊所官，蛋户改由县管理，但仍保留了社的编制。（注：宣统《东莞县志》卷3《都》，东莞，养和印书局，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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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清代北方之社，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村社组织，而是逐渐出现将各村社联合在一起的“大社”，并设立固定的办公场所。如山西太谷县阳邑，为太谷四镇之一。“村大户繁”，共分六社。其后，成立了“大社”，设有公所，村人一般称之为“公厅”。每月遇一、五之日，六社的社首，就在公厅聚集，商量诸如“小则排难解纷，大则修桥建庙，捐谷储仓”之类的“一切施济益人之事”。因为大社逐渐成为地方行善之所，所以又将公厅命名为“六义堂”。（注：《阳邑大社六义堂碑记》，见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475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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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来，直至明代，与社并行的团，已经变成一种乡里的地域单位。如泉州府德化县，宋分为集贤、归德、永宁、常平、进城5个乡，共11里，又有东西等9团。明洪武初年，编为一隅、八里、十团、一都。永乐年间，裁为一隅、四里、八团。天顺年间，裁为一隅、二里、六团。至于团，也各有其称，如黄认团、小尤上团、东西团等。（注：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1《都里》。）（注：明代松江府南汇以北，也有四、五、六、七、八、九团之设。）（注：方廉：《江南诸郡》，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284，第4册，3005页。）在明代，团为盐场煎盐聚集之所，“每一场分几团，一团分几户，轮流煎办，以纳丁盐”。团的所在地各有远近，大致均靠近灶河。入清以后，煎盐不再用团，但名称却得以保留下来。所以清代江苏东台县的村庄，有以“团”为名者。（注：嘉庆《东台县志》卷8《都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清代铜山、沛县属下有湖田，百姓“结棚其间，垦淤为田，立团长，持器械自卫”。在湖田所在地区，民以团为编制，称“团民”（注：民国《铜山县志》卷15《田赋考》。）。在团的基础上，清代还出现了团镇，“民居稠密，市中贸易日兴”。如南汇县分别有一团镇、二团镇、三团二灶镇、四团仓镇、五团竹桥镇、六团湾镇、七团江家路镇。团镇的户数有多有少，多者100多户，少者20余家。团镇之间，有道路相通，称“团路”（注：光绪《南汇县志》卷1《团镇》、《团路》，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1。）。而在宣城，“团”似乎已流变为地域性的村落组织，分别有真溪团、施黄团、禾塘团、崔沈团、王冲团等。（注：《芜湖湖南会馆事实汇录》，清刻本。）可见，自宋至清，团既为乡里组织，又演变为地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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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宋至清，民间喜用社称商业各行。如康熙年间，扬州称茶肆为“紫云社”，称酒家为“青莲社”。（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3《桥西录》，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可见，行与社事实上也可相通。但在明代，行同样也有作为地域单位而存在的例子。如嘉定县，在乡村与市镇边上，出现了殷家行、陆家行、刘家行、吴家行、蒋家行、赵家行等地理单位。（注：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上《乡都》。）所有这些，均是行、团、社与乡里组织相互关系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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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与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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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约，明人有不同的解释。吕坤说：“劝善惩恶，莫如乡约。”（注：吕坤：《实政录》卷3《查理乡甲》，见氏著，王国选等整理：《吕坤全集》，中册，98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显然，乡约是一种以“劝善惩恶”为目的的乡村教化组织。郝铭言：“乡约者，约乡人为守御事也。”（注：郝铭：《乡约序》，见尹耕：《乡约》前附，据《畿辅丛书》排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就此而言，乡约又以守御为目的，大致与后世的保甲相近。又陆世仪释乡约云：“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注：陆世仪：《治乡三约·自序》，见《陆子遗书》，清光绪间太仓唐受祺刻本。）按陆氏所言，乡约则为社学、保甲、社仓三者合一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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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的起源，事实上需要从乡与约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乡来说，周制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管子·小匡》：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在后世，大凡聚民而居，即可称乡。就约而言，周制比有长，使之相保；闾有胥，使之相受；族有师，使之相葬；党有正，使之相救；州有长，使之相周；乡有大夫，使之相宾。而至后世，举凡民居互相告诫，以教化条例加以约束，均可称为约。至于塾舍诵读、月旦臧否、义仓备荒、弓箭社、保甲备警，如此等等，都是乡约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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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后，由于理学的兴盛，乡约的实施十分风行。最为著名的则有宋代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事实上已经成为后世地方士绅行使乡约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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