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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立国，在全国乡村普遍实行了里甲制度。此外，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注重民间的教化。即位之初，就作教民榜文，颁布天下闾里，复制《御制大诰》，共计三编，颁布天下学校。又行木铎之制，让贫而老者出任木铎老人，通过“振铎”的形式广布教化，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在里甲中，又选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之人充耆老，或二人，或五人，或十人，在申明亭与里甲长一起听一里之讼，不但判断曲直是非，而且借此劝民为善。这大致与汉代的三老之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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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明代中期以后，这一套官方的乡村教化体系渐趋败坏，甚至形同虚设。于是，一些地方官员或乡绅为了改善乡里风俗，转而行乡约之制，如丘濬、王阳明等均提出或实行过比较完善的乡约制。由于乡约有利于劝民为善，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一等出台，就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如明嘉靖年间，礼部正式发檄文到各地，举行乡约。其制大抵增损王阳明之教，有赞约、知约等名，实际上与明初的申明亭之义无异，只是所行稍殊而已。隆庆元年（1567），都察院下达福字5608号勘合，令各府、州、县置立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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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之制，由于实行之人及地区的不同，会有所差异，但这一制度的中心主旨、内容大体相同。每约制圣谕牌一面（即“孝顺父母”云云），设约长（或称约正）一人，约副二人，约警二人（即木铎老人），约赞二人，约讲四人，约通二人（干办约中杂事），司鼓磬二人。此外，尚有一些歌诗习礼的童生。每月初六、十六一齐到乡约所，“先将圣谕牌置高案上，约众排班肃立，听宣圣谕毕，行五拜三叩头礼，分两班序坐。设讲案，三进讲（即“孝顺父母”等疏义）。每一讲退，童子歌诗（如《南山》、《棫朴》等诗，或“孝顺父母”等歌），执事者进茶一巡。讲毕，随行冠、婚等礼”。如约中有人能孝悌，就举以示劝。有争讼，就为其讲息，或者有过恶，就谕令省改。另外，置劝善、戒恶簿两扇，用来登记乡约之众的善恶。（注：万历《漳州府志》卷6《礼乐志》，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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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四项：一为德业相劝，让同约之人各自进行，互相劝勉；二为过失相规，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诫；三为礼俗相交，在约内行诸如尊幼辈行、造请揖拜、召送迎、庆吊赠送等礼俗；四为患难相恤，同约之人若有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事，须互相救恤。（注：黄佐：《泰泉乡礼》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时，从乡约管理的事务范围来看，亦可处理一约之内诸如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窃盗、骂詈、钱债、赌博、擅食园林瓜果、私宰耕牛、弃毁器物稼穑、畜产咬杀人、卑幼私擅用财、亵渎神明、子孙违犯教令、师误邪术、畜践食稼禾、均分水利等项民事诉讼事务。至于奸盗、诈伪、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则须告官赴理。（注：叶春及：《惠安政书》9《乡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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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的编设，大致依据原编保甲，亦即城市取坊里相近者为一约，乡村或一图、一族为一约。如果村小人少，就附大村，族小人少，就附大族，合为一约。各自类编一册，听从约正约束。（注：程大昌：《厚俗论》，见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志》。）这样，乡约就与保甲、里甲、村社、宗族合而为一。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明人吕坤所实施的乡甲制中得到证实。乡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甲主惩恶，以究诘为重。但在吕坤看来，劝善惩恶，原本是相因的关系，“乡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乡约保甲，“原非两事”。基于此，吕坤将乡约、保甲总为“一条编”，即合而为一。（注：吕坤：《实政录》卷5《乡甲约》，见《吕坤全集》，中册，1062页。）乡约有时又与地方乡兵合而为一，此即所谓以乡兵之法，随乡约举行。如明嘉靖年间，福建漳州知府罗霄就有以下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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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各约于每户籍其家之子弟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者一人为兵，各备器械，随其贫富而为之大小，呈其强弱而任以轻重。每月朔望，于行乡约、宣读圣谕后，约正、副督率演习。（注：万历《漳州府志》卷7《兵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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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罗霄主张乡兵从乡约人群中选取，而且其演习亦由约正、约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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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乡约之制，大致有以下三点与社这种乡村基层组织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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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约的编设，基本参照原存的村社或原本具有里社特色的乡、图、甲。如吕坤实施的乡甲制，若是城镇，以百家为一约；若是孤庄村落，则“以一里为率”，即一里为一约，选一约长，十家立一甲长。南明隆武时期，张家玉所行乡约之制亦大抵相同：“计一县共几乡，作乡册，乡为之正；计一乡共几约，作约册，约为之正；计一约共几图，作图册，图为之长；计一图共几甲，作甲册，甲为之长。甲统于图，图统于约，约统于乡，乡统于县。”（注：张家玉著，张伯桢编辑：《张文烈遗集》卷2《恢疆倘有成谋守疆当议实着疏》，东莞张氏民国二十一年刊本。）显然，这是将属于教化系统的乡约之制融合于现存的帝国行政体系之中，从而架构出县、乡、约、图、甲的地方行政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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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约之设，本有患难相恤的职责，这与民间互助的结社结会亦极相似。明末陆世仪所设想的乡约，约设约长，其下又有教长、恤长、保长，以行约副之职。其中教长一职，为掌一乡之教事；恤长之职，掌一乡之恤事；保长之职，掌一乡之保事。而恤长所行，大致不外乎义仓、社仓，即周贫乏、恤死丧之事，与民间久已盛行的互助之会别无二致。在教长制中，又须“令民十家为联，联有首；十联为社，社有师”（注：陆世仪：《治乡三约》，《陆子遗书》本。）。可见，乡约制一旦需要承担救恤之职，必然会与传统的会社组织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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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约聚会，一般为每月朔望之日。但至春秋二社，就要举行大会，“约正率教长、恤长、保长到官府听讲约”（注：陆世仪：《治乡三约》，《陆子遗书》本。）。而乡约的会所则设于里社，若社未建设，则改在乡校正堂。每当会日，须誓于社神，由社祝抗声以誓，约正以下，皆跪听应命。（注：黄佐：《泰泉乡礼》卷2。）就此而言，乡约的仪式，显然也与里社的社会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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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吕坤在《乡甲劝语》中，认为乡约“有十利而无一害”，其中的十大好处，分别如下：第一，“些小事情，本约和处，记于和簿，省得衙门告状，受怕耽惊，打点使用，吃打问罪，坐仓讨保，破了家业，误了营生”。第二，“挨查外来生人，细密严谨，四方盗贼无处容身，百姓们无鸡犬之惊，睡好自在觉”。第三，“使本排人丁及住房住院之都，都有稽查盘问，使他不得出外为非，免得他犯了重罪，连累我有窝主之忧”。第四，“差粮赤历一出，本约本甲，互相劝说，催逼早完，可省里长老人十排的工食钱、使唤钱、脚儿钱、告助钱，散人事讨粮食吃酒吃饭”。第五，“一约之内人丁地土，贫富增消，差粮多少，人所共知，只消本约誓神公定，掌印官斟酌，可以审户则，编均徭，派赤历，省得书手千奸百弊，擦富升贫，诡地瞒粮，贻害概县”。第六，“一约之人朝暮相劝，彼此相规，大家晓些道理，守些法度，都成好人，说好话，干好事，生为有德之民，死为无罪之鬼，阎王见了也是敬重”。第七，“一约之人既是年年相与，自然情义浃洽，有无相助，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有事相商量，嫌隙相解释，异姓结为骨肉，仇雠化为腹心”。第八，“行好之民，官府以情相体，不忍轻加刑罚，父母赤子，上下有恩”。第九，“积攒些粮食财帛，到那灾荒之年，官仓那救得许多，你将这些钱粮分了，救你一家性命，免得饿死道傍，逃走在外”。第十，“往年凶恶之人，欺你良善，光棍之徒，帮你痴愚，各顾各人，快手指贼，打吓诬执平人，你也百口难辩，谁管你死活？乡约一行，恶人没处存身，善人得以自保，纵有诬执之人，大家连名辩诬”（注：吕坤：《实政录》卷3《民务·查理乡甲》，见《吕坤全集》，中册，990~991页。）。此类概括，虽为教化之语，但确实道出了设立乡约之后的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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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清末，乡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亦即从不定期的教化组织转变为固定的乡约所。如松江府青浦县盘龙镇，其乡约所设在徐泾镇庙内。每逢朔、望之期，当地人陈维礼延集乡人于乡约所宣讲圣谕。每次演讲，常常苦口婆心，竟日不倦，听者大多感动泣下。道光五年（1825），同里人赵曾显悬匾其中，题额曰“乡约所”。咸丰、同治年间，陈维礼之子陈承志，亦时至乡约所宣讲。（注：金惟鳌纂辑：《盘龙镇志·义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3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又如常熟县，共设乡约所64处，分为西北乾号、正北坎号、东北艮号、正东震号、东南巽号、正南离号、西南坤号、正西兑号，各个方向各设乡约所八所。（注：余治：《得一录》卷14《乡约所考》，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84页。）其后，在乡约所之上，县城开始设立乡约总局，由地方官员延请绅董加以办理，以统率各乡之乡约所。（注：余治：《得一录》卷14《宣讲乡约新定条规》附《锡金乡约局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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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二章 经济型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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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合会与义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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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急相济，有无相通；有往必来，有施必报。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盛行这种互助之风。何为“合会”？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作如下解释：“自其方法言之，合会为我国民间之旧式经济合作制度，救济会员相互间金融之组织也。”（注：王宗培：《中国之合会》，1页，上海，中国合作学社，1931。）合会，俗称“蟠桃”。其各省名称，亦大多不一，主要有集会、邀会、聚会、请会（山东）、做会（广东）、赊会（云南）等，又可通称“义助会”。合会与日本流行的旧式组合“无尽”（又称“无尽讲”、“赖母子”，或称“赖母子讲”），以及印度的夺标制（kuttu-chittu）、友助会（nibhi）等，大致相同。当然，中国流行的合会与日本、印度相关组织之间的递嬗关系，已无从考据。不过有一点则是清楚的，中国的合会起源颇早，自成体系，决不是从日本、印度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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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之合会，同样引起近代一些西方观察家的关注。如史密斯（A.H.Smith）在他所写的《中国村居生活》一书中，就对19世纪末期中国的合会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所述就是这种合会的基本形式。（注：参见A.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New York，1899，pp.152160，转引自杨联陞：《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见氏著：《国史探微》，192~19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而美国人玛高温则将这种合会称为“合资互助会”，又称“现金协会”。关于合会出现的原因，玛高温简单地将其概括为下面两点：一是中国人所具的“爱好交际”的美德。他认为，每一个中国男人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属于或者说已经属于一个甚至多个协会组织。二是现金贷款制度的缺乏。在中华帝国的会社团体中，秘密社会大多具有排他性。所以，每当人们遇到病魔之害时，很少有相互帮助的社团前去加以救助。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同样也有同乡会或其他慈善团体从事一些乐善好施的服务，但是对于一个无钱者或者说缺乏资金救急的人而言，却只能求助于合会。（注：［美］玛高温：《中国的行会》，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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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互助之俗与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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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自耕农、佃雇农，由于受到朝廷赋税以及田主田租的双重剥削，自身的经济力量极为薄弱，即使在平时也很难维持日常生活，生活质量较低。元朝人胡祗遹曾就元代五口之家有百亩之田的农民一岁收支作如下统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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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百亩之田所出，仅不能赡，又输官者丝绢、包银、税粮、酒醋课、俸钞之类，农家别无所出，皆出于百亩所收之子粒，好收则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馁，得乎？（注：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3《匹夫岁费》，瞿氏铁琴铜剑楼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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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不难发现，在元代，一个有着百亩之田的五口之家，显然属于典型的自耕农家庭，即使是在丰年，其收成仅仅能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以及官方的赋税杂役之费。一旦遇到灾荒之年，全家就会陷入冻馁的困境。自耕农家庭尚且如此，更遑论诸如半自耕农与佃农家庭。这同时也可证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家庭具有很大脆弱性，随时都会面临天灾人祸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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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有田百亩之家的农户，负担亦颇沉重。以河南杞县为例，有田百亩，平常预交办钱7000文，如果碰到轮当里甲，加上差钱、马价、会钱，共需交办钱12200余文。杞县田一年亩收，“丰年不过一斛，租锄牛种费居其半。如今岁粟豆之价，五十斛值钱八千文止矣”（注：陈卜：《过庵遗稿》卷5《上巡抚柯公》，见《三怡堂丛书》，民国十二年刻本。）。显然，扣除“租锄牛种费”及轮当里甲必须承担的费用之外，农夫辛劳一年，仍然入不敷出。换言之，在正常好年成的情况下，有百亩之田的五口之家想维持一年的正常生活，也是极其艰辛的。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或有了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其开支就更无处着落，只好告贷富室之门，甘心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而高利贷的盘剥，则相当惊人。如明代南直隶吴江县，农民每当乏用之际，向富家借米一石，至秋收时须还二石，称为“生米”。若借铜钱或银子，则五分起息，称为“生钱”。（注：弘治《吴江志》卷6《风俗》，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又据明人吕坤记载，明代佃户在春天青黄不接、衣食无着之际，就只好向家主称贷。其利息“轻则加三，重则加五”，甚至有“加倍者”。到了秋天收获之时，家主就当场扣取。（注：吕坤：《实政录》卷2《民务·小民生计》附《山东劝栽种语》、《民务·积贮仓谷》，见氏著，王国轩等整理：《吕坤全集》，中册，947~948、9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又如河南农民向富家大姓借“青稻钱”，借谷一石，熟时值银三钱，借时仅得其半，此外尚有“主翁之礼钱，说合之保头，又十之二三”（注：王祖嫡：《师竹堂集》卷18《罗山李侯救荒记》，《三怡堂丛书》本。），到手之钱实际上仅仅只有所借数十之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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