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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代里社的编排及社所辖户数的多寡，也不一致。有些社的编排，大致从头社开始编设，一直排至20社，基本按顺序编排，上引开原县的事例即是如此。而有些社的编设，每社均取一名，如常盛社、安丰社等，前引铁岭县的事例即是如此。在清代，社辖户数的多少亦不一。有些社下辖甲，相当于里，流行一种“社甲制”。如锦州府，“每岁每社报总里一名，一社十甲，每甲报什季一名，催粮办公，年终另换”（注：《锦州府志》卷4《建置志》，见《辽海丛书》。）。而有些社的辖户，显然又大于里。如赣榆县，共有四乡，“下辖十四社，五十六里”（注：光绪《赣榆县志》卷3《建置》，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足证社大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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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社的编制并非仅仅存在于北方，南方也有例子可寻。这就是台湾的“番社”与广东蛋民的“蛋社”。番社其实就是古老的村社制度的遗存。如在台湾，“番所聚处曰社”。番有生番、熟番之别，然皆以社聚处。如嘉义县共13社，彰化县共32社，淡水县共36社。每社设有通事、土目，约束一社之众。（注：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番社纪略》，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早在明代，广东东莞的蛋户由河泊所管理，将沿河蛋民分为上下12社，“编次里甲，督征鱼课，如县之坊都”。清代裁革河泊所官，蛋户改由县管理，但仍保留了社的编制。（注：宣统《东莞县志》卷3《都》，东莞，养和印书局，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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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清代北方之社，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村社组织，而是逐渐出现将各村社联合在一起的“大社”，并设立固定的办公场所。如山西太谷县阳邑，为太谷四镇之一。“村大户繁”，共分六社。其后，成立了“大社”，设有公所，村人一般称之为“公厅”。每月遇一、五之日，六社的社首，就在公厅聚集，商量诸如“小则排难解纷，大则修桥建庙，捐谷储仓”之类的“一切施济益人之事”。因为大社逐渐成为地方行善之所，所以又将公厅命名为“六义堂”。（注：《阳邑大社六义堂碑记》，见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475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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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来，直至明代，与社并行的团，已经变成一种乡里的地域单位。如泉州府德化县，宋分为集贤、归德、永宁、常平、进城5个乡，共11里，又有东西等9团。明洪武初年，编为一隅、八里、十团、一都。永乐年间，裁为一隅、四里、八团。天顺年间，裁为一隅、二里、六团。至于团，也各有其称，如黄认团、小尤上团、东西团等。（注：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1《都里》。）（注：明代松江府南汇以北，也有四、五、六、七、八、九团之设。）（注：方廉：《江南诸郡》，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284，第4册，3005页。）在明代，团为盐场煎盐聚集之所，“每一场分几团，一团分几户，轮流煎办，以纳丁盐”。团的所在地各有远近，大致均靠近灶河。入清以后，煎盐不再用团，但名称却得以保留下来。所以清代江苏东台县的村庄，有以“团”为名者。（注：嘉庆《东台县志》卷8《都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清代铜山、沛县属下有湖田，百姓“结棚其间，垦淤为田，立团长，持器械自卫”。在湖田所在地区，民以团为编制，称“团民”（注：民国《铜山县志》卷15《田赋考》。）。在团的基础上，清代还出现了团镇，“民居稠密，市中贸易日兴”。如南汇县分别有一团镇、二团镇、三团二灶镇、四团仓镇、五团竹桥镇、六团湾镇、七团江家路镇。团镇的户数有多有少，多者100多户，少者20余家。团镇之间，有道路相通，称“团路”（注：光绪《南汇县志》卷1《团镇》、《团路》，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1。）。而在宣城，“团”似乎已流变为地域性的村落组织，分别有真溪团、施黄团、禾塘团、崔沈团、王冲团等。（注：《芜湖湖南会馆事实汇录》，清刻本。）可见，自宋至清，团既为乡里组织，又演变为地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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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宋至清，民间喜用社称商业各行。如康熙年间，扬州称茶肆为“紫云社”，称酒家为“青莲社”。（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3《桥西录》，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可见，行与社事实上也可相通。但在明代，行同样也有作为地域单位而存在的例子。如嘉定县，在乡村与市镇边上，出现了殷家行、陆家行、刘家行、吴家行、蒋家行、赵家行等地理单位。（注：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上《乡都》。）所有这些，均是行、团、社与乡里组织相互关系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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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与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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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约，明人有不同的解释。吕坤说：“劝善惩恶，莫如乡约。”（注：吕坤：《实政录》卷3《查理乡甲》，见氏著，王国选等整理：《吕坤全集》，中册，98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显然，乡约是一种以“劝善惩恶”为目的的乡村教化组织。郝铭言：“乡约者，约乡人为守御事也。”（注：郝铭：《乡约序》，见尹耕：《乡约》前附，据《畿辅丛书》排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就此而言，乡约又以守御为目的，大致与后世的保甲相近。又陆世仪释乡约云：“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注：陆世仪：《治乡三约·自序》，见《陆子遗书》，清光绪间太仓唐受祺刻本。）按陆氏所言，乡约则为社学、保甲、社仓三者合一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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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的起源，事实上需要从乡与约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乡来说，周制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管子·小匡》：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在后世，大凡聚民而居，即可称乡。就约而言，周制比有长，使之相保；闾有胥，使之相受；族有师，使之相葬；党有正，使之相救；州有长，使之相周；乡有大夫，使之相宾。而至后世，举凡民居互相告诫，以教化条例加以约束，均可称为约。至于塾舍诵读、月旦臧否、义仓备荒、弓箭社、保甲备警，如此等等，都是乡约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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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后，由于理学的兴盛，乡约的实施十分风行。最为著名的则有宋代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事实上已经成为后世地方士绅行使乡约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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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立国，在全国乡村普遍实行了里甲制度。此外，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注重民间的教化。即位之初，就作教民榜文，颁布天下闾里，复制《御制大诰》，共计三编，颁布天下学校。又行木铎之制，让贫而老者出任木铎老人，通过“振铎”的形式广布教化，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在里甲中，又选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之人充耆老，或二人，或五人，或十人，在申明亭与里甲长一起听一里之讼，不但判断曲直是非，而且借此劝民为善。这大致与汉代的三老之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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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明代中期以后，这一套官方的乡村教化体系渐趋败坏，甚至形同虚设。于是，一些地方官员或乡绅为了改善乡里风俗，转而行乡约之制，如丘濬、王阳明等均提出或实行过比较完善的乡约制。由于乡约有利于劝民为善，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一等出台，就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如明嘉靖年间，礼部正式发檄文到各地，举行乡约。其制大抵增损王阳明之教，有赞约、知约等名，实际上与明初的申明亭之义无异，只是所行稍殊而已。隆庆元年（1567），都察院下达福字5608号勘合，令各府、州、县置立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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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之制，由于实行之人及地区的不同，会有所差异，但这一制度的中心主旨、内容大体相同。每约制圣谕牌一面（即“孝顺父母”云云），设约长（或称约正）一人，约副二人，约警二人（即木铎老人），约赞二人，约讲四人，约通二人（干办约中杂事），司鼓磬二人。此外，尚有一些歌诗习礼的童生。每月初六、十六一齐到乡约所，“先将圣谕牌置高案上，约众排班肃立，听宣圣谕毕，行五拜三叩头礼，分两班序坐。设讲案，三进讲（即“孝顺父母”等疏义）。每一讲退，童子歌诗（如《南山》、《棫朴》等诗，或“孝顺父母”等歌），执事者进茶一巡。讲毕，随行冠、婚等礼”。如约中有人能孝悌，就举以示劝。有争讼，就为其讲息，或者有过恶，就谕令省改。另外，置劝善、戒恶簿两扇，用来登记乡约之众的善恶。（注：万历《漳州府志》卷6《礼乐志》，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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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四项：一为德业相劝，让同约之人各自进行，互相劝勉；二为过失相规，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诫；三为礼俗相交，在约内行诸如尊幼辈行、造请揖拜、召送迎、庆吊赠送等礼俗；四为患难相恤，同约之人若有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事，须互相救恤。（注：黄佐：《泰泉乡礼》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时，从乡约管理的事务范围来看，亦可处理一约之内诸如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窃盗、骂詈、钱债、赌博、擅食园林瓜果、私宰耕牛、弃毁器物稼穑、畜产咬杀人、卑幼私擅用财、亵渎神明、子孙违犯教令、师误邪术、畜践食稼禾、均分水利等项民事诉讼事务。至于奸盗、诈伪、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则须告官赴理。（注：叶春及：《惠安政书》9《乡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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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的编设，大致依据原编保甲，亦即城市取坊里相近者为一约，乡村或一图、一族为一约。如果村小人少，就附大村，族小人少，就附大族，合为一约。各自类编一册，听从约正约束。（注：程大昌：《厚俗论》，见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志》。）这样，乡约就与保甲、里甲、村社、宗族合而为一。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明人吕坤所实施的乡甲制中得到证实。乡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甲主惩恶，以究诘为重。但在吕坤看来，劝善惩恶，原本是相因的关系，“乡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乡约保甲，“原非两事”。基于此，吕坤将乡约、保甲总为“一条编”，即合而为一。（注：吕坤：《实政录》卷5《乡甲约》，见《吕坤全集》，中册，1062页。）乡约有时又与地方乡兵合而为一，此即所谓以乡兵之法，随乡约举行。如明嘉靖年间，福建漳州知府罗霄就有以下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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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各约于每户籍其家之子弟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者一人为兵，各备器械，随其贫富而为之大小，呈其强弱而任以轻重。每月朔望，于行乡约、宣读圣谕后，约正、副督率演习。（注：万历《漳州府志》卷7《兵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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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罗霄主张乡兵从乡约人群中选取，而且其演习亦由约正、约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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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乡约之制，大致有以下三点与社这种乡村基层组织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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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约的编设，基本参照原存的村社或原本具有里社特色的乡、图、甲。如吕坤实施的乡甲制，若是城镇，以百家为一约；若是孤庄村落，则“以一里为率”，即一里为一约，选一约长，十家立一甲长。南明隆武时期，张家玉所行乡约之制亦大抵相同：“计一县共几乡，作乡册，乡为之正；计一乡共几约，作约册，约为之正；计一约共几图，作图册，图为之长；计一图共几甲，作甲册，甲为之长。甲统于图，图统于约，约统于乡，乡统于县。”（注：张家玉著，张伯桢编辑：《张文烈遗集》卷2《恢疆倘有成谋守疆当议实着疏》，东莞张氏民国二十一年刊本。）显然，这是将属于教化系统的乡约之制融合于现存的帝国行政体系之中，从而架构出县、乡、约、图、甲的地方行政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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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约之设，本有患难相恤的职责，这与民间互助的结社结会亦极相似。明末陆世仪所设想的乡约，约设约长，其下又有教长、恤长、保长，以行约副之职。其中教长一职，为掌一乡之教事；恤长之职，掌一乡之恤事；保长之职，掌一乡之保事。而恤长所行，大致不外乎义仓、社仓，即周贫乏、恤死丧之事，与民间久已盛行的互助之会别无二致。在教长制中，又须“令民十家为联，联有首；十联为社，社有师”（注：陆世仪：《治乡三约》，《陆子遗书》本。）。可见，乡约制一旦需要承担救恤之职，必然会与传统的会社组织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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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约聚会，一般为每月朔望之日。但至春秋二社，就要举行大会，“约正率教长、恤长、保长到官府听讲约”（注：陆世仪：《治乡三约》，《陆子遗书》本。）。而乡约的会所则设于里社，若社未建设，则改在乡校正堂。每当会日，须誓于社神，由社祝抗声以誓，约正以下，皆跪听应命。（注：黄佐：《泰泉乡礼》卷2。）就此而言，乡约的仪式，显然也与里社的社会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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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吕坤在《乡甲劝语》中，认为乡约“有十利而无一害”，其中的十大好处，分别如下：第一，“些小事情，本约和处，记于和簿，省得衙门告状，受怕耽惊，打点使用，吃打问罪，坐仓讨保，破了家业，误了营生”。第二，“挨查外来生人，细密严谨，四方盗贼无处容身，百姓们无鸡犬之惊，睡好自在觉”。第三，“使本排人丁及住房住院之都，都有稽查盘问，使他不得出外为非，免得他犯了重罪，连累我有窝主之忧”。第四，“差粮赤历一出，本约本甲，互相劝说，催逼早完，可省里长老人十排的工食钱、使唤钱、脚儿钱、告助钱，散人事讨粮食吃酒吃饭”。第五，“一约之内人丁地土，贫富增消，差粮多少，人所共知，只消本约誓神公定，掌印官斟酌，可以审户则，编均徭，派赤历，省得书手千奸百弊，擦富升贫，诡地瞒粮，贻害概县”。第六，“一约之人朝暮相劝，彼此相规，大家晓些道理，守些法度，都成好人，说好话，干好事，生为有德之民，死为无罪之鬼，阎王见了也是敬重”。第七，“一约之人既是年年相与，自然情义浃洽，有无相助，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有事相商量，嫌隙相解释，异姓结为骨肉，仇雠化为腹心”。第八，“行好之民，官府以情相体，不忍轻加刑罚，父母赤子，上下有恩”。第九，“积攒些粮食财帛，到那灾荒之年，官仓那救得许多，你将这些钱粮分了，救你一家性命，免得饿死道傍，逃走在外”。第十，“往年凶恶之人，欺你良善，光棍之徒，帮你痴愚，各顾各人，快手指贼，打吓诬执平人，你也百口难辩，谁管你死活？乡约一行，恶人没处存身，善人得以自保，纵有诬执之人，大家连名辩诬”（注：吕坤：《实政录》卷3《民务·查理乡甲》，见《吕坤全集》，中册，990~991页。）。此类概括，虽为教化之语，但确实道出了设立乡约之后的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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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清末，乡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亦即从不定期的教化组织转变为固定的乡约所。如松江府青浦县盘龙镇，其乡约所设在徐泾镇庙内。每逢朔、望之期，当地人陈维礼延集乡人于乡约所宣讲圣谕。每次演讲，常常苦口婆心，竟日不倦，听者大多感动泣下。道光五年（1825），同里人赵曾显悬匾其中，题额曰“乡约所”。咸丰、同治年间，陈维礼之子陈承志，亦时至乡约所宣讲。（注：金惟鳌纂辑：《盘龙镇志·义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3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又如常熟县，共设乡约所64处，分为西北乾号、正北坎号、东北艮号、正东震号、东南巽号、正南离号、西南坤号、正西兑号，各个方向各设乡约所八所。（注：余治：《得一录》卷14《乡约所考》，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84页。）其后，在乡约所之上，县城开始设立乡约总局，由地方官员延请绅董加以办理，以统率各乡之乡约所。（注：余治：《得一录》卷14《宣讲乡约新定条规》附《锡金乡约局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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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二章 经济型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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