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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里甲的编设，是为了保证赋税、徭役的征派以及户口的管理，仅仅是一种编户组织。而乡村行政地理概念，具有很大的传承性，所以明代的乡村行政地理单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承袭宋元的旧制。如明代的地方志明确说道：“联属其民而授之田，在邑有经野之制，是故乡以统乎都，都以统乎图。此前代之遗制，国家因之而不易者。”（注：嘉靖《常熟县志》卷2《乡都志》，明嘉靖十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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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任何时代的乡村，都存在着以下三大要素：一是人，由人转而为户口、户籍；二是田土，转而为鱼鳞图册；三是自然聚落，即“居民而奠业”的各个村落。所以，明代的乡里组织，只能根据这三大要素加以编排，具体可析为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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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是田土的经量，“别诸都皆画地分保，以正其疆界”。如明初金华县，全县分为十二乡；乡统辖都，上乡统辖七都，中乡统辖四都，下乡统辖三都；都统辖保，大致为十保一都。量核田土时，以五尺为一步，其间都、保的差异如下述：“都以五十步为率，筑堠一焉，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为率，筑堠一焉，表其保之界。”（注：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6《核田记》，《四部丛刊》本。）可见，乡、都、保这一套乡里体制，是据田土这一要素编设的，是一套完整的地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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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是版籍的攒造，“则诸都皆计户编图，以定其徭役”。可见，乡、都、图这一套乡里体制，是根据人户来编设的，其目的是为了徭役的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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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里之中，遍布自然聚落，有村居，也有野市，“聚庐托处，鸡犬相闻”。换言之，街巷市镇，均为乡隅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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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夏秋二税的征收，各以区分，区设粮长，“而不限乡都”（注：王懋德：《金华府志》卷2《乡隅》，见《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87；弘治《吴江志》卷2《疆域》，见《中国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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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明代的乡里组织事实上分为上述四大体制，其级别分别为乡、都、保（或图、里）、村（或圩、屯、社）。下就各级组织加以考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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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乡。根据明代制度，城中之地分为四隅，而隅各分坊厢。城外为乡。如常熟县分为感化、崇素、南沙、端委、思政、积善等乡。（注：嘉靖《常熟县志》卷2《乡都志》。）又如浙江遂安县，“环遂之壤而统于县，县治之外皆谓之乡，乡有六”（注：万历《遂安县志》卷1《方舆志·乡落》，见《中国史学丛书》。）。吴江县有范隅上乡、范隅下乡、澄源上乡、澄源下乡、震泽乡、久咏乡六个乡。（注：万历《遂安县志》卷1《方舆志·乡落》，见《中国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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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为都。都之设，始于宋，元因之，明代继续存在。明代都的编排，大致按照数字编设。如吴江县有三十二都，其编排分别为一至三十二都。（注：弘治《吴江志》卷2《疆域》。）又如常熟县有都五十，其编排也是自一顺序至五十。（注：嘉靖《常熟县志》卷2《乡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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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区，乡下无都，直接为保、里，或乡下为自然村落、村社。如昆山县，有六乡，每乡分别辖保二。又如淮安府桃源县，其中陆城乡辖里十五。又如徐州，一乡辖村十，二乡辖村十，三乡辖村十七。（注：嘉靖《南畿志》卷12《城社》，卷32《城社》，卷61《城社》，见《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台北，学生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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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下为保，或称图、里。如明代常州，就是“凡都摄保，保分村墅”（注：成化《重修毗陵志》卷3《乡都》，明成化二十年刻本。）。按照明代的制度，每100户内设里长一名，甲首10名，轮年应役，催办钱粮，勾摄公事。但是，乡里组织必然有其一定的延续性，所以明代仍然有主保、保长的职役。所谓保，为古代乡社之称，“守望相助之劝”。主保，即“主管一保之事”；保长，即“一保之长”（注：熊鸣岐：《昭代王章》卷1《句解》、《辨疑》，明刻本。）。保这一级建制，在明代仍然存在。如泰安州，无论是附郭，抑或四乡，其编里均直称“保”。（注：汪子卿著，周郢校证：《泰山志校证》卷4《岳治》，604页，合肥，黄山书社，2006。）在吴江县，乡村称里，而附郭之里则称保。（注：弘治《吴江志》卷2《疆域》。）可见，保相当于里，有时仍是110户的编里组织。当然，自宋元以来，乡里编制分两大系统：一是按照田土编设，为乡、都、保；一是按照户籍编设，为乡、都、里（或称图）。但在明代，这个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有时保相当于里，也是管辖110户的编里组织；有时保与里（或图）又不一致，似乎比里稍大一些，两大系统并非完全重合。如福建泰宁县，共32保，统辖51图；建宁县共33保，统辖50图。（注：弘治《八闽通志》卷16《邵武府》，见《中国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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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大概而言，在明代，里即图。《萧山县志》言：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又《嘉定县志》言：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曰图。（注：《萧山县志》与《嘉定县志》之说，转见于外方山人：《谈征·言部·都图》，清道光元年刻本。）确切地说，图应该起源于南宋，原为打量攒造田地经界之法。如朱熹有言：“图帐之法始于一保，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必要东西相连，南北相照，以至顷亩之阔狭，水土之高低，亦须当众共定，各得其实。”（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条奏经界状》。）此即图始于南宋之确证。从宋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图仍相当于保。在明代，图相当于里，为110户的编里组织。如浙江金华府，就“以百十户为一图，选丁粮多者十户为粮里长，余为甲首，专催钱粮，追摄公事”（注：王懋德：《金华府志》卷9《役法》。）。又福建泉州府，“图各十甲”（注：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1《都里》，见《中国史学丛书》。）。显然，图即里，与朝廷规定的编户之里大致相当。当然，图和里亦并非完全重合，有时会出现畸零。如徽州府，编户共206里，但却只有185图。（注：嘉靖《徽州府志》卷1《厢隅乡都志》，明嘉靖十五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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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里、图之下，即为自然聚落，这就是明代地方志常说的“保分村墅”，或“一里之中，有村居焉，有野市焉”。这种自然聚落，或直接称村，如徽州府休宁县，九都共二图，其村分别为西管、蓝渡、山头（注：嘉靖《徽州府志》卷1《厢隅乡都志》，明嘉靖十五年刻本。）；或称圩，如嘉定县守信东乡一都一区东扇共七里，领17圩（注：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上《乡都》，见《中国史学丛书》。）；或称店，如徐州砀山，有店四个，分别为王达市、力寨、监城、双沟（注：嘉靖《南畿志》卷61《城社》。）；或称屯，如交河县，孝志乡三图，共有十屯，俱系迁民，分别为新安屯、新店屯、寺门屯、新庄屯、永丰屯、窦庄屯、崇基屯、盛富屯、兴福屯（注：万历《交河县志》卷1《地理志·里社》，明万历十六年刻本。）；或称社，如太平府芜湖县，其中博望乡就辖社七个。（注：嘉靖《南畿志》卷44《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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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乡里组织基本因袭明代，采用轮编里甲之法，“用以催办钱粮”（注：民国《金坛县志》卷4《里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即以江西新喻县为例，附城为五坊，坊有坊长；乡为57图，图有地保。“坊长、地保如保正。坊图皆有十甲，甲有管首，如户长。其轮差之岁，则管首迭为坊长、地保，狱讼、赋税、盗贼皆督之。狱讼取居间及为佐证，盗贼主践更，而赋税则至时坊长、地保以酒食召管首，管首召户丁，为期悉纳之坊长、地保，坊长、地保纳之官。”（注：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编》卷3《新喻东门漕仓记》，《四部丛刊》本。）在清代，里甲大多称为“图甲”，理应属于清初编审人丁与税粮的基本单位。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论，明清两代里甲制的最大差异，在于明代是“按户编里”，而清代在江南很多地区已经开始实现“按田编里”（注：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243~2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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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雍正年间，由于实行顺庄法，“凡各庄田地山塘基税，俱以千字文编号”（注：民国《建德县志》卷4《疆域·图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乡里组织稍变。编庄之法，是将过去的民图拆散甲分，按照烟户住址，编为庄村，宦图一体顺入。若有粮户住外县，则编为寄庄。（注：同治《湖州府志》卷4《乡都区庄》，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顺庄法与里甲制的不同，主要有二：一是里甲的编户之数，为“画地分里”，以此制定版图，而顺庄法则“每里贮田二百五十亩至二百十亩不等，便于催科”（注：民国《萧山县志》卷1《疆域门·都图》，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故其数与编户异。二是顺庄法不以田之坐落为主，而以人户之住居为主。（注：民国《宝应县志》卷4《田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与此相应，乡里职役的设置亦稍有更改，改设乡约、地保（详见附表7）。乡约、地保同为官设。乡约可请札付顶戴，所以“士族中失业者间或为之”。而地保纯属厮役，地位在皂快之下，其子孙甚至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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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后期，乡里组织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其中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铜山县，自嘉庆中叶以后，出现了圩、寨。有些未建圩、寨，而是“以庄辖庄”，称为“练”。（注：民国《铜山县志》卷10《建置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二是在思恩县，自咸丰年间太平军兴起以后，由乡里甲变为民团。全县分为五团，设五团局，局设局绅，每团分若干甲，甲设团总，甲下设村及牌，各有长。团局之设本为办理团务，但因乡里甲制废除后，县里的行政也借助团局得以推行，所以团局、团总实际上成为县下的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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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与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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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社就是一种乡村基层组织。社的名称，起源于古代的国社、里社，古人就以乡为社。尽管自秦汉以后，由于乡里制度的确立，出于赋税与徭役征派需要的编户制取代了古老的村社，但这种村（里）社的遗迹，自汉以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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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的起源来看，社的编制应为25家为一社。可是在汉代，在官方的乡里制度以外，仍然有民间私社的存在，而且并非遵守25家为一社这一古老的制度。如《汉书·五行志》载，民间百姓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称私社。为此，兖州刺史浩赏禁民间私自立社。至隋，民间仍有以25家为社之风，但当时“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注：《隋书》卷7《礼仪志》2，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显然，私社之风仍是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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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宋代建立了乡、都、图制和都保制，然在宋代，社的编制与其他乡里之制是并存的。据史实来看，宋代城市之社大致起源于各种临时性的军事结社。后军事性能解除，遂成定制。如在福建，建炎年间因“建寇”窃发，城市编户自结“忠义社”，于是“州置左右南北厢，以有产业人充社首副”。建寇平定以后，就令社专掌防火器以备缓急，一年一替。乾道二年（1166），参政王之望增设城外草市社，一如城内之法。这样，闽县城内六厢总共37社，城门外10社。（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类》5《海船户》，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7901页。）这种已成为定制的宋代城市之社，除了专掌防火器以备急用外，还负责城乡的赈济。（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5《与建宁诸司论赈济札子》。）而有些宋代乡村之社，则来源于古代的乡里之社，是乡里组织的补充。如长安盩至县，共17乡，“管三百二十五社”（注：宋敏求纂修：《长安志》卷18《盩至》，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186页。），即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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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乡里组织，更多地保留了古代的乡社之制。忽必烈曾颁布过劝农立社事例15款，规定50家为社，以“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不及50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如果合为一社，仍在数村中择一人为社长。社长组织本社成员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创办义仓，兴举学校等等。这种社同样带有互助性质。如果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众为合力助之”；又若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元代的村社制度后来遍行南北各地，和里甲制并行，成为元朝统治乡村农民的基层组织。在元代，凡是雇差办集，主要由里正、主首负责。社长制的设立，本为劝农而设，但后来也“多以差科干扰，大失元立社长之意”（注：《至元新格辑存·治民》，见黄时鉴辑：《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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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乡里，一般称乡都，但以社相称者仍不乏其例。如浙江定海县县隅，就多以社为名：东南隅，有天字社、地字社等；西南隅，有律字社、吕字社等；东北隅，有河字社、淡字社等；西北隅，有逊字社、国字社等。（注：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8《社》，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6279~6280页。又如山西芮城县，元泰定五年（1328）《创修露台记》中，有“芮邑忠孝乡东吕社”之说（注：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1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亦属乡、社之编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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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乡村基层组织虽以里甲为其基本单位，但社的建制犹存而未亡。从这一意义上说，顾炎武所说的“今河南、太原、青州乡镇犹以社为称”（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社》，520页。），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一般说来，明代南方多以都、村分里甲，而在北方某些地区，却以社或屯分里甲。嘉靖时大学士桂萼对屯、社解释如下：“如北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异。”（注：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80，第3册，18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在上面的记载中，其中社、屯的区别，究其实不过是土著与移民之分。如顺天府香河县就是以社、屯区分土著与移民的：“按土著之民编社，流徙之民编屯。社屯各有长，长率十户，谓之里甲。”（注：万历《香河县志》卷2《地理志·里社》，明万历四十八年刻本。）任邱县的编户，也是“土民曰社，迁民曰屯”（注：万历《任邱县志》卷1《地理》，明万历刻本。）。又如前引，在交河县，则是土民编图里，迁民称屯。当然，在北方也并非一概均为土民编社（里）、迁民编屯。在某些地区，无论是土著之民，还是新附之民，均以社加以编制。如郧阳府竹溪县，其编民共九社，分别为尹店、在城、竹溪、水坪、浪沙、秦坪、柿河、南江、后溪，除尹店系土著之民外，“余皆新附”（注：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竹溪县》，见《中国史学丛书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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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的乡村，基层编户以社相称者，其例俯拾皆是。如万历四年（1576），刑科给事中郭四维言：“山东百姓流移，有一邑而逃数十社者。”（注：《明神宗实录》卷47，万历四年二月壬午条。）郧阳府竹山县，其编户旧社、新设共11社，分别为在城社、长山社、太平社、立古社、益水社、东村社、保丰社、上保社、中山社、苍松社、德化社。（注：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竹山县》。）直隶保定府安肃县的编民，也是以社为基本单位：“直隶保定府安肃县言，本县编民止十六社。”（注：《明英宗实录》卷43，正统三年六月。）综合上述记载可知，明代的社虽仍是乡村的基层组织，但其所辖人户已无定准。如保定府安肃县编民只有16社，这里的社大致相当于里，人户达110户。顺天府香河县的社，所辖只有10户，即相当于甲。可见，明代的社仍可与里甲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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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与乡里组织的关系，清人作如下概述：“居民皆有版籍，南方以都以图，北以里社，皆乡贯也。”（注：《铁岭县志》卷下《田赋志》，清康熙十六年刻本。）可见，清代的乡里，南方多为都、图，而北方则为里、社。这里所说的社，已无古时的含义，而是一种图籍、版籍制度。清代东北的乡村，社的编设极为普遍，这与东北多招集之民大有关系。如开原县，“多招集之民，每社按丁输差，其他按户输粮，则民有地而无逃亡之患，地有民而无荒弃之田”（注：康熙《开原县志》卷下《户口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又如辽阳州，亦有丰乐社、昌平社等27社。（注：《辽阳州志》卷15《户口》，见《辽海丛书》，民国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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