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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堡米法”，既无经手之人侵冒之患，又无仓储出入之劳，比义仓、社仓更为实用。这种集体互助合作精神的存在，显然就是民间合会的侧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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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会起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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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会起源的时间问题，据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一书所引，大概在民国时期流行以下两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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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庞公创始说。庞公之说，来自广东人的传说，这是因为广东合会的会规中有“盖闻义会之设，始于庞公”一语。庞公系后汉时人，名讳庞德公，为一隐君子，而非《三国演义》中的庞德。陈寿《三国志》有传，但未提及合会之事，似为后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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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竹林七贤遗传说。此说流行于苏皖各地，以晋竹林七贤及流行之七贤会为传说的中心。据传，七贤会为竹林七贤遗留下来的制度。（注：“七贤会”之称，在清代相当普遍。在四川重庆，当地之合会，即称“七贤会”，或称“银会”。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十一日，叶世发在一则告状中云：“情张廷义请三十两银七贤会一个，邀蚁父叶万华占一角，蚁父亦请十五两银会一个，文国治占一角。”云云。参见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155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当然，传说并不可靠，当为后人附会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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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培在书中，根据“新安会”三字，作出合会在中国之起始，“似在唐宋之间”的推测。（注：王宗培：《中国之合会》，5~6页。按：“七贤会”之称，早在清末，已被来自西方的观察家敏锐察觉。如史密斯在《中国村居生活》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那些以互助为特色的会社，在某些地方叫做“七贤会”。转见杨联陞：《国史探微》，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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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史实，王氏的推测大致可信。合会者，其中心主旨仍在一“合”字。合者，当为醵合。醵有二义：一为合钱饮酒。如《礼记·礼器》云：“《周礼》其犹醵与。”据注：“合钱饮酒为醵。”又《史记·货殖列传》云：“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集解》引徐广言，醵，“会聚食”。二是集众人之钱曰醵。如宋人王栐云：“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因阙官增进士额》，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5册，45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即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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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醵资会饮之法有更多的了解，不妨将清人之法作一详细介绍。根据清人记载，当时醵资会饮有四种方法：其一，由与会者平均分摊。若是有10人参与会饮，人各出银币2元，共得20元，由其中之一人主办其事。而酒食之资及杂费，则需22元，那么结账时，每人各增2角。其二，如有10人参与会饮，人出银币1元，共得10元，亦以其中一人主办其事。而酒食之资及杂费，则需10元有奇，则不足的畸零之数，即由主办者垫付。此为主办者分摊稍重于其他参与之人。其三，会饮资金虽仍属分摊，但分摊多少，则采用一种名为“撇兰”的抓阄之法。如10人参与会饮，约计酒食之资及杂费需银币10元，先由一人以笔墨画兰草于纸，但画叶，不画花，十人则共画10片叶，在其中九叶之根写明银数，数有大小，多者数元，少者数角，每一叶之根无字，目的就是不使九人见到银数。全都写完后，将有根处之纸折叠起来，露出十叶之端，由画兰之人授与其他九人，让他们各在叶端自写姓名。九人写讫，画兰者亦以己之姓名写在一叶之端。写竣，伸纸观之，何叶之姓名与何叶之银数相合，即依数出银，不再食言。可见，这是十人会饮，出资者仅仅九人，若其姓名在于根无一字之叶者，则可赤手而得醉饱。其四，如十人参与会饮，每人各自负担一次会饮之赀，迭为主人，十次而轮流一遍，银数多寡则不计。此即世俗所谓的“车轮会”，又称“抬石头”。（注：徐珂：《清稗类钞》之《饮食类·醵资会饮》，第13册，62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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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集众人之钱（“醵钱”，亦即俗语所谓的“凑份子”）的“醵”，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起源较早，而且一直比较风行。而醵会作为一种互助组织，并出现会、社的名称，大概是在唐宋之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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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的研究成果显示，传统中国存在着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亦即当铺、合会、拍卖以及出售彩券，“分别起源于佛教的庙宇和寺院，要不然也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进而认为，互助会并不是合会的唯一方式。就合会一词而言，至少应该包括提供婚姻、丧葬与行旅互助的合作会社。（注：杨联陞：《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见氏著：《国史探微》，188、193~194页。）这是相当具有建设性的看法。若是将丧葬互助之社归入到合会的范畴之中，那么合会的起源时间，至迟可以追溯到隋代。如《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云：“维开皇元年岁辛丑，四月庚辰朔，廿日壬寅，佛弟子李阿昌等廿家去岁岁秋合为仲契，每月设斋，吉凶相逮。”（注：碑文载《文物》，1983（7）。）显然，这是一个传统的佛社，然除了造像、设斋之外，尚有“吉凶相逮”之事，大致为社内成员遇到丧葬或其他急难时，社内成员采用互助的方式加以帮助。从“合为仲契”一句可知，会内成员之间已经结成如“契盟”一类之关系。至唐代，更是出现了诸多带有互助性质的丧葬“邑社”。（注：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显然是研究唐及五代“社”或“社邑”的先驱者之一。其相关的研究成果有下面两篇：《唐代の社邑に就きて》，载《史林》，23卷2、3、4期，1938，223~265、495~534、729~795页；《佛教信仰に基きて组织せられたる中晚唐五代时の社邑に就きて》，24卷3、4期，1939，载《史林》，491~562、743~784页。）如韦挺《论风俗失礼表》云：“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注：《全唐文》卷154，第2册，15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这种“邑社”与当时流行的宗教邑社有所不同，当属于互助性的结社。在唐代诗人王梵志的诗中，有“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死生，合村相就泣”之句（注：《敦煌遗书》，斯0778。），显然也是指丧葬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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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丧葬互助结社，虽有互助性质，并与合会相近，但细分起来，与标准的以储蓄为目的的合会仍然稍异。前引王宗培《中国之合会》，在其推测合会起源的时间时，曾引浙江嘉兴的合会会规，尊之曰“新安古式”。此虽属推测，却于史有征。如赵不悔等修纂《新安志》曾述安徽新安互助之社云：“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社，民甚乐之。其后里中社辄以酒肉馈长吏，下及佐史，至今五六十年，费益广，更以为病。”（注：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1《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7604页。）可见，宋代新安之社，亦以储积为目的，似与合会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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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代，合会已经有了会、社的名称。黑金社、万桂社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据载，庐山白鹿洞书院，游士辐辏。在每年的寒冬，这些游士就“醵金市乌薪为御冬备，号‘黑金社’”（注：陶穀：《清异录》卷下《器具·黑金社》，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102页。）。在宋代的福建，尚风行“过省会”，又称“万桂社”。宋人真德修详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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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君彬之以万桂社规约示余。余叹曰：……忆余初贡于乡，家甚贫，辛苦经营，财得钱万，囊衣笈书，疾走不敢停，至都则已惫矣。此则举乡，人乃有为所谓“过省会”者（人入钱十百八十，故云），偶与名其间，获钱凡数万，益以亲友之赆，始舍徒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故自转输江左以迄于今，每举辄助钱二十万，示不忘本也。吾乡去都十日事尔，其难若是，则温陵之士，其尤难可知也。林君此约，其为益可知也。盖纾其行以养其力一也，无怵迫以养其心二也，无丐贷以养其节三也，一举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乡与约者几千人，林君为此二十余年矣，同盟仅三百有奇。濂溪杨公所以叹其不如莆之盛也。林君其思所以广之，使与者日众，则获者愈厚。（注：真德修：《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万桂社规约序》，清蒲城真氏拱极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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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不难发现，宋代“过省会”与“万桂社”，其规模已是相当庞大。万桂社的参与者，已达“三百有奇”，而过省会参与之人，更是约有“几千人”。至于其延续的时间，亦相当之长，如万桂社一直实行了20余年，尚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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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宋代流行贡士庄、举子庄，或为贫乏贡士、举子提供助学基金，或为贡士、举子参加科试提供盘费，有些义庄除了周济鳏寡孤独者外，也有扶持贫生的功能。但是，这些贡士庄、举子庄或义庄，大多由地方绅士捐资出田设立，却并非互助性质的合会。而过省会、万桂社则不然，他们由贡士共同出钱，“人入钱十百八十”，结成会社，帮助贫乏贡士，以免贡士向富豪之家丐贷。显然，这是名副其实的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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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则开始出现一种“登瀛小会”，显然也属于资助或奖励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合会。据史料记载，光绪十年（1884），娄县枫泾镇人郁宗蕃募集洋银250元，存典生息，专门用来资助士子参加乡试之费用。（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5~26页。）在山西平遥县，则有“宾兴文社”。史载宾兴之举肇始于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程仲溪“善体父心，谨遵母训”，慷慨捐助5000两银子，作为首倡，建立“宾兴文社”，开始陆续募捐。其后，“官绅农贾莫不集腋而成裘，举监生员偕来悉心而补衮”，前后共同筹集银子13300余两，并将其银存入典当生息，以利息作为士子参加乡、会两试的“川资”以及童生参加院试的“卷价”。此外，文社尚刊刻了《宾兴文社规条》八则，作为具体管理此项助学基金的法规依据。（注：《平遥县创立宾兴文社碑记》，见《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353~355页。）清代的科举士子尚通过纠会之方式筹集科举旅费。如庄存与将“计偕入都”，苦无进京资金，不得已而纠集一会。（注：徐珂：《清稗类钞》之《赌博类·庄方耕帐中掷骰》，第10册，4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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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醵合之风在中国虽古已有之，而且蔚成风气，但是由醵合之方式进而演变为合会之互助团体，并且出现会、社的名称，显然已是唐宋之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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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形色色的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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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宋以后，民间合会之风盛行，经济互助性的结社团体纷纷出现，形式多样，名称不一。概括言之，大致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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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锄社：一种劳动合作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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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社出现于元代，为当时北方农家自愿结合之耕作互助组织。元人王祯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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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注：王祯：《农书》3《锄治篇》，明嘉靖九年山东布政使司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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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社者，合力而不合钱，为后世合作社的起源。乡村农家在耕作上的互助之风，在明清两代仍然存在，前已引，在此不赘。锄社的出现，暂时改变了乡村农民力量单薄的不足。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显示出乡村一派温情脉脉的生活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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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吃会”与“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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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会社普遍存在于明代的河南。王士性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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