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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俗又有告助，有吃会。告助者，亲朋或征逋追负而贫不能办，则为草具，召诸友善者各助以数十百而脱之。吃会者，每会约同志十数人，朔望饮于社庙，各以余钱百十交于会长蓄之，以为会中人父母棺衾缓急之备，免借贷也。父死子继，愈久愈蓄。（注：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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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所谓“告助”，就是民间的互助之习。至于“吃会”，则借助社庙祭祀会饮这一仪式，进而转化成为民间丧葬互助团体。河南尉氏县的“生殖”之会，大抵亦属合会。史载其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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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钱入会生殖者，每月作若干会，会必以酒食。一人掌钱，一人掌历，群相生殖，多由此成家。会中人吉凶事有宜庆吊、宜贷乞、宜援助者，皆恃此为之。其有饕餮负约者，出之。（注：嘉靖《尉氏县志》卷1《风俗》，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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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所谓的“生殖”之会，显然具有两大功能：一是其合作的基金是可以“生殖”的，亦即通过这一合作基金而赚取钱财，以使会内成员藉此发家致富；二是这一会社同样兼具婚丧互助的特点，其会内成员遇到婚丧大事时，可以动用共同基金加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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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正会”与“牌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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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之法，名为保障乡里，实则为害地方。尤其是保甲法废弛以后，代之而起的保正更不过是供州县役使而已，有罪则鞭笞斥辱，与皂隶等同，成为一种额外劳役，人人避之犹恐不及。为解除这种役患，清代湖南浏阳县上东乡，出现了一种共同充任保正的合会。此会之法大抵如下：“纠上四都廿四族金，入其息，凡保正期满，聚而谋其可任者，差愈于旧，而其息已赢。”按照清代的惯例，保正就役时，必须向县衙具状，申请委牌，称“领委”。胥吏借此索钱，并加上往来旅费，“费钱几二十缗”。保正无钱，只好持簿遍行乡村募钱，称“销费”。此会实行后，保正领委的费用，就由合会基金的利息支付，不用再募“销费”。同时，合会成立后，就购置产业，在文昌祠立庙祀，故又更名为“文昌祀”。出资的二十四姓，每姓各领铜牌一面，每年在文昌祠祭祀聚会，“核帐目，验牌入席”（注：《上东义举志要》卷2、3《上东文昌祀缘起》、《文昌祀条约》，清刻本。）。可见，“保正会”成立后，保正由当地二十四姓轮充，费用共出，避免了旧时充当保正者负担过重的弊端。这种通过互助而共同承担地方衙门徭役的合会，在清代的一些工商行会中也普遍存在。出现于重庆的“孝义约”即为典型一例。从史料记载可知，当时重庆各窑的窑户，大多需要承担来自官府的“差务”。为了应对这些繁杂的差役，嘉庆九年（1804）十一月，徐德先、蒋连山、陈秀武、吴正言、张生文等窑户，成立了一个孝义约，制定规章，规定每年由各窑共同出银60两，“以应差务”（注：《徐德先等合约》，见《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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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保正会外，在清代湖南的蓝山县，又有“牌甲会”。萧元贞《西隅牌甲会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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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甲一会，不惟供役，亦以均输；不惟赴功，亦以从序。如我西隅甲中，一甲律公，九甲裬公，约其众，而六甲辅公操其赢。由是十甲并举，而役以均。既以更设簿册，交察互警，犹存守望之风，亦见修睦之意。（注：民国《蓝山县志》卷10《户籍》下，民国二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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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所谓牌甲会，与保正会颇多相同之处，均是以合会的形式，共同轮充乡里职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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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明代“吃会”之社庙会饮，抑或清代“保正会”演变成“文昌祀”，无不说明中国之合会起源于社神或其他神庙的祭祀，这显然是互助圈与祭祀、丧葬圈的互动乃至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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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义社”、“粮社”与“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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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山东民间风俗云：“乡党岁时举社会，贫富相资，有蓝田乡约之遗风。”（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山东·济南府》，第2册，7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所指即当时山东所普遍存在的互助组织。据史料记载，明代山东兖州，其互助性的团体有“义社”、“粮社”、“祭社”。义社大致与河南的吃会相同，也是起源于民间在社庙的会饮。所谓义社，即“常以月朔为饮食聚会，醵金钱生息，即有死丧，计其所入赙之，虽贫窭，应时而葬，无暴露者，谓之义社”。显然，这是一种丧葬合会。粮社则是民间通过合会这种方式，以供租税，与河南的告助大抵相同。史称：“醵金生息，以供租税，出一岁之息，岁岁用之，率不后期而完，谓之粮社。”此外，还有祭社，行之于本族之内。史载祭社云：“亦有群其宗族，日朔为会，息金钱谷以供烝尝，谓之祭社。”（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山东》上引《青城志》，清钞本。按：山东粮社之制，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尚有遗存。如新泰县之“积粮社”，堪称其中一例。史载：“乡民集合若干户，立一会社，合资买地若干，共同耕种，历年所得粮食，全数积存生息，随时添置地亩。至丰足后，按份均分，各自管理。”参见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6编《杂录》第1类《民律总则》，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这类祭社，在清代浙江湖州犹有其例，称为“火殃会”。据史料记载，火殃会合祭火神，参加者为里中数十家，“各家按年轮值”（注：同治《湖州府志》卷29《风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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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社与火殃会，显然均属民间祭祀团体，它们所反映的则是明清两代祭祀圈的基本实况。当然，两者尚有差别。就祭社而言，是同一宗族内的祭祀群体，而火殃会的参与者则不仅仅限于同族，而是同一乡里的不同家族。从祭社到火殃会，大抵反映了明清民间祭祀圈的基本演变趋势，即参与群体的日益扩大，亦即由宗族向地域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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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广东廉州府民间曾流行一种“阿公钱”，又称“社意”。其制为每月的月朔，民间百姓各出钱，“贮以待患恤之人”，故又称“庙地生钱”（注：陈全之：《蓬窗日录》卷1《寰宇》1《广东》，4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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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社积钱”、“会仓”与“义仓会”、“勤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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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河南商丘农民出于“侈于用”的担心，结社积钱，以此达到人人自制节俭的目的，类似于民间的储蓄。关于此类结社，明人沈鲤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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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尝见里中小民有结社积钱者，或三五十，或百，贮之一所。及岁杪，始出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输数。夫其积而分，分如其所结，非有加多也。然不以存之家，而为是纷纷者，诚恐其侈于用，而夺于姑可已之费也。故为是以自制，而不厌其烦。此小民积钱之一策也。（注：沈鲤：《亦玉堂稿》卷8《社仓议三》，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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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人张尔岐有感于传统社仓的弊端，同样倡导民间通过“结社积谷”这一种互助方式，以解决灾荒之年的社会问题。他建议道：“惟于秋熟时，乡里各自结社积谷，各推一人，司其敛散。为长吏及乡先生者，时加奖导，而不与其事，亦足以备凶荒，安乡土矣。”（注：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见《笔记小说大观》。）显见，将社仓转化为民间自行的结社积钱或积谷，这是明代的趋势。如吕坤在山东为官时所设立的“会仓”，同样采用了民间结会的方式，其制如下：“劝本约之民各量其力，每会积谷若干，聚于一所。秋敛春散，加三出息。小凶之年不准独支，大凶之年各分所积。愿不分而助同会者，旌奖，以多寡为差。”（注：吕坤：《去伪斋集》卷4《答巡按毕东郊》，见《吕坤全集》，上册，167页。）可见，民间的合会已得到了明代地方官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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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当汤斌任陕西潼关道按察副使时，鉴于天灾流行，小民嗷嗷待哺，而官司却束手无策，就仿照隋唐时期的义仓之法，略加变通，设立了“义仓会”。汤斌规定，不论乡村城镇，只要是本地百姓，且又居址相近，那么每二三十家约为一会，共同推选家道殷实、素有德行者一人，作为“社首”。此外，则以处事公平、人所信服者一人为“社正”，通晓文书算法者一人为“社副”。凡是会中之人，酌定分为上、中、下三类户等，在每月朔望讲乡约之日，按照分别的等第，“随其所有，出粟及麦”。大体上是上户出四斗，中户出二斗，下户出一斗，“务要干圆洁净，可以久贮者入仓”，并择本村殷实信义之家，管理仓贮的出纳。遇到荒歉之时，则“百姓自相计议而散，以济当社饥馑”（注：汤斌：《汤子遗书》卷7《举行义仓以备饥荒事》、《义仓会劝词》，见汤斌著，范志亭、范哲辑校：《汤斌集》，上册，362~36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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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代尚有一种“勤俭社”。此会由浙江遂安人洪子泉所倡率。其倡率此会的理由如下：“人生困苦之遭，大半由于不勤不俭。勤能致富，俭可成家，人亦有言，良非虚语。以一日省二文为积谷备荒计，节小用以成大用，洵可随地倡行也。”至于勤俭储蓄之法，正如史料所言：“苟勤虽鄙事，不必无一钱之余。人身苟俭，虽小用亦可省一钱之出，所余所省，皆别储之，则一日必有二钱之积，岁终可得七百二十文，而一家少者，以五口计，亦合为三千余钱焉。”（注：余治：《得一录》卷6《勤俭社约》，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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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社中之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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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末年，文人的坛坫林立，尤以复社最为著名。在复社团体中，除了诸如互相会文乃至讽议朝政之外，其成员间亦流行合会这种互助形式。如张自烈侨寓南京，生子贫甚，于是社内成员“共醵金会汤饼会，至数百金”（注：汪有典：《史外·吴副榜传》，清光绪三年刻本。按：所谓汤饼会，又称“三朝”，即民间在生子第三天或第五天，用面粉做饼以示庆贺。在清代，民间于此日还为男儿起名，使用“阿福”、“阿寿”、“官哥”等吉利字眼。参见［日］中川忠英编著，方克、孙玄龄译：《清俗纪闻》卷6《生诞·汤饼会》，3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又吕留良因为社中好友高旦中死后，诸子孤寒，投止无依，出于友情，他就“鸠会以了此案”，并将“一会之赀”付给旦中诸子。（注：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2《与万祖绳书》，清雍正间刻本。）可见，在明末文社组织中，一旦其成员面临经济困难，社内成员通常会采用“醵金”或“鸠会”等合会的形式筹集款项，以帮助会内成员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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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窝窝头会”与“义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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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窝头会”出现于清末的北京，是一种以慈善为目的的经济互助团体。据史料记载，“此会专为救济贫民，故以为名焉。集资于众，不足则演义务戏以充之。不仅赈济，兼筹御寒”（注：夏仁虎：《旧京琐记》卷1《俗尚》，民国间刊本。）。从会中“集资于众”这一特点来看，显然亦当属于合会。此外，清代还有“义赈会”。如宣统二年（1910），江、皖两省大水成灾，朝廷设立查赈大臣，“出入灾区，规定办法，施及豫东。未及一年，凡赈三十九州县，放款至三百余万”。其后，在此基础上，又专门设立了“义赈会”（注：《清史稿》卷449《冯煦》，125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亦即以合会的方式筹集善款，专门用于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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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窝窝头会”与“义赈会”的出现，说明在一些官方乃至民间的慈善救助组织中，同样采用了合会这一种互助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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