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3500
1703023501
（四）“义社”、“粮社”与“祭社”
1703023502
1703023503
史称山东民间风俗云：“乡党岁时举社会，贫富相资，有蓝田乡约之遗风。”（注：顾炎武著，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之《山东·济南府》，第2册，7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所指即当时山东所普遍存在的互助组织。据史料记载，明代山东兖州，其互助性的团体有“义社”、“粮社”、“祭社”。义社大致与河南的吃会相同，也是起源于民间在社庙的会饮。所谓义社，即“常以月朔为饮食聚会，醵金钱生息，即有死丧，计其所入赙之，虽贫窭，应时而葬，无暴露者，谓之义社”。显然，这是一种丧葬合会。粮社则是民间通过合会这种方式，以供租税，与河南的告助大抵相同。史称：“醵金生息，以供租税，出一岁之息，岁岁用之，率不后期而完，谓之粮社。”此外，还有祭社，行之于本族之内。史载祭社云：“亦有群其宗族，日朔为会，息金钱谷以供烝尝，谓之祭社。”（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山东》上引《青城志》，清钞本。按：山东粮社之制，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尚有遗存。如新泰县之“积粮社”，堪称其中一例。史载：“乡民集合若干户，立一会社，合资买地若干，共同耕种，历年所得粮食，全数积存生息，随时添置地亩。至丰足后，按份均分，各自管理。”参见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6编《杂录》第1类《民律总则》，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这类祭社，在清代浙江湖州犹有其例，称为“火殃会”。据史料记载，火殃会合祭火神，参加者为里中数十家，“各家按年轮值”（注：同治《湖州府志》卷29《风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
1703023504
1703023505
祭社与火殃会，显然均属民间祭祀团体，它们所反映的则是明清两代祭祀圈的基本实况。当然，两者尚有差别。就祭社而言，是同一宗族内的祭祀群体，而火殃会的参与者则不仅仅限于同族，而是同一乡里的不同家族。从祭社到火殃会，大抵反映了明清民间祭祀圈的基本演变趋势，即参与群体的日益扩大，亦即由宗族向地域的演进。
1703023506
1703023507
在明代，广东廉州府民间曾流行一种“阿公钱”，又称“社意”。其制为每月的月朔，民间百姓各出钱，“贮以待患恤之人”，故又称“庙地生钱”（注：陈全之：《蓬窗日录》卷1《寰宇》1《广东》，4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703023508
1703023509
（五）“结社积钱”、“会仓”与“义仓会”、“勤俭社”
1703023510
1703023511
明代河南商丘农民出于“侈于用”的担心，结社积钱，以此达到人人自制节俭的目的，类似于民间的储蓄。关于此类结社，明人沈鲤有如下记载：
1703023512
1703023513
盖尝见里中小民有结社积钱者，或三五十，或百，贮之一所。及岁杪，始出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输数。夫其积而分，分如其所结，非有加多也。然不以存之家，而为是纷纷者，诚恐其侈于用，而夺于姑可已之费也。故为是以自制，而不厌其烦。此小民积钱之一策也。（注：沈鲤：《亦玉堂稿》卷8《社仓议三》，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1703023514
1703023515
明末清初人张尔岐有感于传统社仓的弊端，同样倡导民间通过“结社积谷”这一种互助方式，以解决灾荒之年的社会问题。他建议道：“惟于秋熟时，乡里各自结社积谷，各推一人，司其敛散。为长吏及乡先生者，时加奖导，而不与其事，亦足以备凶荒，安乡土矣。”（注：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见《笔记小说大观》。）显见，将社仓转化为民间自行的结社积钱或积谷，这是明代的趋势。如吕坤在山东为官时所设立的“会仓”，同样采用了民间结会的方式，其制如下：“劝本约之民各量其力，每会积谷若干，聚于一所。秋敛春散，加三出息。小凶之年不准独支，大凶之年各分所积。愿不分而助同会者，旌奖，以多寡为差。”（注：吕坤：《去伪斋集》卷4《答巡按毕东郊》，见《吕坤全集》，上册，167页。）可见，民间的合会已得到了明代地方官府的支持。
1703023516
1703023517
入清以后，当汤斌任陕西潼关道按察副使时，鉴于天灾流行，小民嗷嗷待哺，而官司却束手无策，就仿照隋唐时期的义仓之法，略加变通，设立了“义仓会”。汤斌规定，不论乡村城镇，只要是本地百姓，且又居址相近，那么每二三十家约为一会，共同推选家道殷实、素有德行者一人，作为“社首”。此外，则以处事公平、人所信服者一人为“社正”，通晓文书算法者一人为“社副”。凡是会中之人，酌定分为上、中、下三类户等，在每月朔望讲乡约之日，按照分别的等第，“随其所有，出粟及麦”。大体上是上户出四斗，中户出二斗，下户出一斗，“务要干圆洁净，可以久贮者入仓”，并择本村殷实信义之家，管理仓贮的出纳。遇到荒歉之时，则“百姓自相计议而散，以济当社饥馑”（注：汤斌：《汤子遗书》卷7《举行义仓以备饥荒事》、《义仓会劝词》，见汤斌著，范志亭、范哲辑校：《汤斌集》，上册，362~36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703023518
1703023519
此外，清代尚有一种“勤俭社”。此会由浙江遂安人洪子泉所倡率。其倡率此会的理由如下：“人生困苦之遭，大半由于不勤不俭。勤能致富，俭可成家，人亦有言，良非虚语。以一日省二文为积谷备荒计，节小用以成大用，洵可随地倡行也。”至于勤俭储蓄之法，正如史料所言：“苟勤虽鄙事，不必无一钱之余。人身苟俭，虽小用亦可省一钱之出，所余所省，皆别储之，则一日必有二钱之积，岁终可得七百二十文，而一家少者，以五口计，亦合为三千余钱焉。”（注：余治：《得一录》卷6《勤俭社约》，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62页。）
1703023520
1703023521
（六）文社中之合会
1703023522
1703023523
明代末年，文人的坛坫林立，尤以复社最为著名。在复社团体中，除了诸如互相会文乃至讽议朝政之外，其成员间亦流行合会这种互助形式。如张自烈侨寓南京，生子贫甚，于是社内成员“共醵金会汤饼会，至数百金”（注：汪有典：《史外·吴副榜传》，清光绪三年刻本。按：所谓汤饼会，又称“三朝”，即民间在生子第三天或第五天，用面粉做饼以示庆贺。在清代，民间于此日还为男儿起名，使用“阿福”、“阿寿”、“官哥”等吉利字眼。参见［日］中川忠英编著，方克、孙玄龄译：《清俗纪闻》卷6《生诞·汤饼会》，3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又吕留良因为社中好友高旦中死后，诸子孤寒，投止无依，出于友情，他就“鸠会以了此案”，并将“一会之赀”付给旦中诸子。（注：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2《与万祖绳书》，清雍正间刻本。）可见，在明末文社组织中，一旦其成员面临经济困难，社内成员通常会采用“醵金”或“鸠会”等合会的形式筹集款项，以帮助会内成员渡过难关。
1703023524
1703023525
（七）“窝窝头会”与“义赈会”
1703023526
1703023527
“窝窝头会”出现于清末的北京，是一种以慈善为目的的经济互助团体。据史料记载，“此会专为救济贫民，故以为名焉。集资于众，不足则演义务戏以充之。不仅赈济，兼筹御寒”（注：夏仁虎：《旧京琐记》卷1《俗尚》，民国间刊本。）。从会中“集资于众”这一特点来看，显然亦当属于合会。此外，清代还有“义赈会”。如宣统二年（1910），江、皖两省大水成灾，朝廷设立查赈大臣，“出入灾区，规定办法，施及豫东。未及一年，凡赈三十九州县，放款至三百余万”。其后，在此基础上，又专门设立了“义赈会”（注：《清史稿》卷449《冯煦》，125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亦即以合会的方式筹集善款，专门用于救灾。
1703023528
1703023529
清末“窝窝头会”与“义赈会”的出现，说明在一些官方乃至民间的慈善救助组织中，同样采用了合会这一种互助经济形式。
1703023530
1703023531
（八）“摇会”及其他合会
1703023532
1703023533
在清代民间，民间合会普遍盛行，而且名目更是繁多，“摇会”就是典型一例。清人记南京摇会事云：
1703023534
1703023535
金陵城北，大香炉地方，有土地庙甚灵。有摇会人某，先斯祈祷，许得会酬愿。至期掣第一签，欣然持盒，摇毕揭视，六骰俱么，怒掷而归。少顷，会中来邀，云已得会。盖续摇者，皆系六么，后不压先，会应某得。甚喜，乃新其庙。（注：采蘅子：《虫鸣漫录》卷1，见《笔记小说大观》。）
1703023536
1703023537
摇会是清代民间结会最常用的方法。盒中置六个骰子，摇毕揭视，以观点数多少，多者得会。在杭州，也有类似的摇会。有的家庭因结婚、生病、丧葬、造屋等大事，一时经济困难，借贷无门，则与亲友、邻居商量，邀集摇会。会钱根据困难者需要而定，通常十人一会，先由邀会人备酒茶，请与会者参加聚宴时付款，邀会人为头会，其余人以摇骰子决定收会名次。亲朋好友一般不付利金，街坊邻居则需付一定利金。（注：《浙江风俗简志》，25~2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与摇会相类似的经济互助组织，在浙江各地很风行，名称亦因地而不同，如温州称“呈会”，绍兴称“纠会”，亦称“兜会”，湖州一带称“诸公会”，又称“约会”，石门称“银会”（注：按：“银会”一称，始见于吕留良的记载，可参见《吕晚村先生文集》卷8《客坐私语》。其他诸称，可分见《浙江风俗简志》一书。另，“纠会”一称，较为古老而且确切的用法，当作“鸠会”。），等等。
1703023538
1703023539
清代各种合会，名称繁多。除上述名称外，即以湖南蓝山县为例，就有“父母会”、“孝义会”、“花筵会”、“苏会”、“标会”之称，一般通称“义助会”。
1703023540
1703023541
父母会又称孝义会。凡父母故去，因丧葬乏资，就可自充会首，邀集族邻中有年老父母之人，各备银若干，以助丧葬之费，并派壮丁前往丧家抬柩。此后，会友逢父母之丧，全依助会首之例行之。有时初次结会时，即各派谷作为公积，“盖以防将来义助不周，有所弥缝也”。如果说父母会为丧葬合会，那么花筵会则为婚姻合会。凡人有子女婚嫁，就邀集有同等需要之人，结会助赀。这种会社，或婚嫁皆助，或仅助娶亲，一年限助两次或三次。倘若每年超过会次，就顺挨次年照助。花筵会有时也采用公积法，以谋救济。会毕，即告结束。
1703023542
1703023543
若乡里之人遇到灾害，或有造屋建房这样的兴作大事，就求族邻义助，相关的合会有苏会与标会两种。苏会由某首会邀集10人，10个月一会。初会时，就拈阄定会，轮至某会，即由拈定之某人备席接会。假如会金百元，计首会、二会，均付出银14元5角，三会付13元5角，以次递减，至尾会付银5元5角。若会金总额200元，则付款倍之。至于标会，则人数不拘多寡，会金每人数元，或10元、20元，高至三五十元，但极少见。一年两会、三会、四会，乃至按月一会，全由首会备餐，会友酌情予以津贴。金少会密，只备茶会。其法如下：如每人助首会银10元，二会以后，当众开标，某标4元，会友就各付6元；标5元，则付5元。首会及已标入者，照原额付款；未标者，照标余之额付款。届期，备席集会，悉照款定标额十分之几领付，“标其名而额其实，可免操纵”。又有用谷计算者，无论苏会，还是标会，均以秋收为期。如果是谷苏会，大多连首会六人，分加五退二、加三退四两种。假如额谷千斤，前一种由五会友各助首会200斤；至二会，则会首付500斤，三、四、五、六会友共付500斤；三会，则首会、二会各付一半。四、五、六会仿此。后一种亦由五会友各助首会200斤；至二会，则首会付300斤，余会友共付700斤；三会，则首会、二会各付300斤，四、五、六会友共付400斤。四、五、六会仿此。如果是谷标会，则与银标会无甚出入。（注：民国《蓝山县志》卷13《礼俗三》。）
1703023544
1703023545
这种民间合会，县志作者称其为“旧习”，想必在清代已很流行。不过，在清末，多由私家男子出名邀会，事极谨慎。至民国，机关、团体也纷纷效仿，以致妇女亦竞结此类合会。
1703023546
1703023547
传统中国之合会习俗，显然已经引起了西方观察家的高度关注。如玛高温在《中国的行会》中，对合会的形式有下面记载：
1703023548
1703023549
如果一个人立即需要，比方说五十元钱，他就得找上九个朋友与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现金会”，每人出五元，加上需款者应出之份额，即为其所需之款。他使用公共基金的期限为一个月，然后成员们聚集在一起，通常用掷骰子的方式决定下一个该谁享用这笔基金。以此种方式，每一位会员都依次使用该笔基金，当一轮结束后，或重新开始，或另作安排。出捐款额自不及五角到数百元各不相同，而使用期亦从不足一月到一年或一年以上各有差异。有时以如下方式支付利息：第一个人应收五十元，而实际只得到四十九元，每一位成员在应交款项中减去一角作为利息；第二位在下月实收四十九元一角，如此轮流下去。任何成员以任何借口拒付自己的份额都是不行的，其家庭应付赔偿之债。互济会的结构和工作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49~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
上一页 ]
[ :1.703023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