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3680 婚丧会社在明代极为普遍。尤其在浙西地区，这种习俗更为兴盛。据明人李乐记载，在浙江青镇，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注：李乐：《续见闻杂记》卷11，下册，1020~10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明末学者颜茂猷在福建龙溪设立的“善缘会”，大致亦属于这一类婚丧会社。此会“不分雅俗，各随愿力出资，贮之公柜，赈恤危急、死丧”（注：郑仲夔：《隽区》卷1《品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20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即使在市井负贩之人中，也相当流行这种习俗。如孙节等结成“孝和会”，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老亲之后事”这一后顾之忧，亦可归于丧葬会一类。此会“惟老亲之后事是忧，相与会钱以待其费。计一岁所积若何，亲先终者，先给，不足，则尽数给，彼此无论也。且一家丧，一会为之缞奔走，当孝子之半”（注：吕坤：《去伪斋集》卷3《孝和会约序》，见《吕坤全集》，上册，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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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682 在明清两代，有些丧葬结会并非以“会”相称，而是称为“约”或“愿”。如在河北，“每十家出银若干，共计若干，付约长收之，约副司其出入。先将父母衰麻重服及期功缌麻等服一一制备，置之柜，遇约中有丧，抬至其家分散。事毕，乃付约长以俟。他家有丧，其衣衾棺椁孝子自办外，设斋立灵铭旌一切应酬，俱约中十人代之，孝子但执杖哭泣而已”（注：徐霈：《四礼议》，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75，第1册，7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清代的湖南桃源县，城乡百姓亦醵金为“孝义约”，“乡以数十家为率，遇亲戚懿亲丧，人各出布为赙。城中以百人为率，凡明器所属，悉佽助焉”（注：光绪《桃源县志》卷1《疆域志·风俗》，清光绪二十年刻本。）。显然，这是借助于乡村行教化的乡约，起到丧葬互助之会的作用。又如清末上海县之三林镇，就出现了“一文愿”这样一种慈善团体。凡是鳏寡孤独而又相当贫穷之人，可由地保率领至乡董处，让绅商将捐愿写在摺子上。其捐愿一般30分为一愿，每日正好一文，故称之为“一文愿”。其捐愿从一愿起，至三四愿不等。写定之后，这些鳏寡孤独者每月携摺领取。（注：佚名纂：《三林乡志残稿》卷2《慈善事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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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684 明代尚有“掩骼会”、“白骨会”这一类会社，同样可归于丧葬善会之列。掩骼之说，始自《礼记》“掩骼埋胔”之文。宋制有漏泽园之设，实本于汉河平四年（前25）之诏。可见，掩骼之说，始自儒家，并非释僧所谓的骨塔。当然，明代的儒家士大夫与释氏弟子，均有掩骼埋骨的善举。如崇祯十年（1637），北京诸名公创行掩骼会。此举随后波及江南。当时江南有些乡绅先行粥担，以行救济。此外，又捐赀设法，“为死者谋”，于是也就有了掩骼会。此会“每月推一好义之家，约谕城坊仵作，令预备蒿荐、蒲包、草索以待，日察街衢河港，遇有道殣浮尸，即与包裹束缚，抔聚一处。……经管之家，委信实纪纲，逐一点验，坎埋伏近义冢”（注：陈龙正：《政书》4《乡筹·壬午救荒事宜》，见《几亭全书》，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除此之外，一些佛家之徒，出于行善，亦开始设立“白骨会”之类的善会。如名衲谧光，鉴于饥荒灾害，白骨遍地，于是与一些贤士大夫结为“白骨会”，“将以敛其遗而掩之”（注：徐芳：《白骨会序》，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24，第4册，3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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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686 浙西淹葬之风由来已久。为此，在清初，唐灏儒举“亲葬社”，约请张履祥加以推广。此社分八宗，宗八人，立有宗首、宗副。“凡社中有葬亲者，宗首、副传之各宗首、副，汇八宗吊仪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会聚，即登社约曰：某年月日，某人某亲已葬。使未葬者惕然。”葬社规定，以七年为期，过期不葬者，社人可以不吊，以示惩罚。后又增一条：八年葬者亦酬其半，以示厚风。但此后续行者少，淹葬之风一仍其旧。随后，陈确对葬社进行了部分的改革，除了保留唐、张二氏所实行的大部分内容外，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或约则。入会之人每位交纳会金银五钱。考虑到社友财力高下不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如兄弟两人皆参与此社，上等各交五钱；中等交齐五钱；下等交半，即交二钱五分。其法如下：上中从下（谓下收则上中减半发），下不从中上（下发中上于全者半之，兼者全之），故下发无加（虽全与上而分发两会，则名全实半，非有加），而上中有减，唯遇其等则同（谓唯下发下，中上发中上，则各从本等之数）。显然，其法主要照顾社友中的下等户。此外，陈确又增加了对社友违例的惩罚条例。尤其是那些先收社金之人，利于出社，无故违约，不交会金。鉴及此，陈确又增加了惩治措施。如果有人违约，就罚其出社，然后“责之同宗”，即由同宗社友代纳；若同宗不能交纳，就责之同社，即由“诸先收者派偿之”。葬社不问士民，不拘贫富，均可参加。社内讲究信义，若无信义，即使是士绅、富人，亦不能入社。（注：陈确：《陈确集》之《别集》卷7《葬书》下《葬社启》、《葬约》，下册，504~505页。）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桐乡县乌青镇邱青选再举“葬会”，纠同志40人，“于四月望日各赍钱五百赴会所，拈阄而定，应得之人，即予钱二十千为葬赀。如愿让他人先得，亦听其便。钱存公所，预备砖灰等物，不得携归”。每年推举二人，专司葬会事务。每年人各出钱2000文，“给四人葬事”（注：陆以湉：《冷庐杂识》卷6《葬会》，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咸丰以后，乡绅沈宝樾、丁翔高在乌、青两镇重倡葬会，刻有规条12则。其中规定：“每四十人为一会，十年为满。每会出钱八百文，共得三十二千文，足敷葬费。一年四会，以社庙为会所。会时，掣签得者办葬。内有急需办葬而掣签不得者，可向掣得而不急办葬者商借预办。”至光绪年间，乌、青两镇已有葬会320会。（注：光绪《桐乡县志》卷4《建置》中《善堂》，清光绪十三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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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688 在清代河北的宣化，则流行“丧会”。在庶民百姓中，多约姻党友朋数十人，共为一会，设会长、司正各一人。每月朔望，轮流会茶，或会酒食。每人各出银若干，交付会长，收贮会中。遇有丧事，“助之会友”。有时也共出赀财，置办送葬各种器物，“不幸遇事者用之，并以助各人所厚，或以赁人取利”（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55《宣化府部》。）。在河北真定府，亦流行善会，“或五六人十数人，期日为一会，人出财物若干，择谨厚者收之。遇岁时祈报及会中医药殇葬者，皆取给焉”（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03《真定府部》。）。可见，善会为通称，除丧葬会外，还包括祈报及中医药等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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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690 而在北京，则有“带子会”，也属于丧葬善会。带子会的入会者均是城市手工业平民，“或自顾衰落，或家有老亲，月纳微资，猝有死亡，报之于会，则殓事毕备。至于鼓乐、棚杠以迄庖茶、奔走，皆会员也”。因为会员人各系一条白带，所以称为“带子会”。（注：夏仁虎：《旧京琐记》卷1《俗尚》。）显见，带子会也当属于清代民间社会互助的一种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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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692 自清末一直到民国时期，北方民间广泛流行婚丧互助结社，“赙老会”、“孝衣会”、“荣寿社”、“登科社”等，即为典型的例子。赙老会盛行于陕西华阴县民间，大多发起于无力葬亲之家。其法通常约定十人为会员，如遇会员之父或母死亡时，其他九人，各出银五元，必出10次，才完结一会。（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1编《债权》第3类《契约之习惯》，16页。）孝衣会，又称“孝义会”，主要流行于陕西雒南、华阴等县。凡是贫民家有父母，且又无力预备后事者，就集合相等之家，组织一会，议定每股各纳会金若干，储蓄生息。遇有会员之父或母丧亡，即照会规赙送钱文，以助丧葬。（注：同上书，18页。）荣寿社在直隶天津一带较为盛行。民间小户，常常因为父母年老，就预先结成一社，以便父母亡故之时，能够互相扶助，名为“荣寿社”。其法为社内成员公举一人为社首，管理社内之事，约定社友，各自出钱若干元，按年陆续缴出，由社收存。至五年或十年交齐。社友无论何时父母亡故，即通知社首，按照认出总额若干元给付。（注：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6编《杂录》第3类《婚姻之习惯》，33页。）登科社则在山东东阿县最为普遍。民间贫寒之家，每每因为经济困难，不能为子婚娶，所以在他们儿子幼稚之时，即约集同志数十家，结成一社。其后无论谁家之子结婚，众社友都为凑钱若干，以接济婚娶之费。按照当地习俗，称娶妻为“小登科”，故名此社为登科社。（注：同上书，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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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694 二、“同善会”与“一命浮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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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696 明末的善会，以“同善会”与“一命浮图会”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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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698 明末的同善会，最早当属杨东明于万历十八年（1590）在河南虞城创立。（注：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50页。）其后，同善会之说，倡于张梦泽，钱启新正式行其事，陈筠塘从而广之。（注：关于明末清初同善会的系统研究，可分别参见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等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78~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50~54、152~160页。）同善会在江南大张其势。此会“岁以季举，会者人有所捐，聚而储之，见有隐于中者施之，于是无告之人，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槥。与会者人人得为善”（注：高攀龙：《高子遗书》卷1《同善会序》，《乾坤正气集》本。）。同善会开始盛行于常州。此后，由于东林党人的倡导，刘本孺、陈志行、叶参之、安小范、高攀龙相继参与其事，“好义者百余人应之”。于是，同善会在无锡得以大盛。（注：高攀龙：《高子遗书》卷4《本孺刘公志铭》。）复社承东林后绪，故复社成员张采、陆世仪亦曾有“同善会”之举。（注：陆世仪：《志学录》，见《陆子遗书》，清光绪间太仓唐受祺刻本。）崇祯五年（1632）春之后至崇祯十七年秋，陈龙正在嘉善共举行同善会51次大会，其势更盛。近者如杭州、苏州、松江，远者如北京或其他各省，都有一些贤士大夫仿行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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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00 明代同善会立有会式16则。从中可见此会的主旨、结构及所行的主要内容，包括会期与主会、分送会单、会日程序与仪式、会斋银、助贫方法、置棺分施等。同善会除定期的助贫之外，考虑到贫户颇多，义捐有限，“遍给则穷于势，遗漏则戚于心”，所以又行平粜之法，以补同善会之未及。每冬米一升，照时价减价几文。各户预先给一小票，每一丁口，许籴三斗。鉴于贫户现钱一时难措，允许在一月内陆续赴籴。每籴一次，注票持回，籴满之日，缴票。此外，明代还有一种“同善仓”，同样起到同善会的作用。如吕坤专门指出，“厚积之家”，其害有十，劝导富人“念我同类，思以相分”，所以与二三同志设立同善仓，匾其门曰：“天下第一好事”（注：吕坤：《去伪斋集》卷3《同善仓序》，见《吕坤全集》，上册，97页。）。可见，同善仓无非是劝富人行善，积谷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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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02 由上可知，所谓“同善会”，其同善之说有两层含义：一是“凡受会中助的，得此微赀，越去学好。舍者为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二是“今日行者须要不倦，闻者须要转头。行者亦善，闻者亦善，方是同善”（注：陈龙正：《政书》2《乡筹·同善会讲语》。）。换言之，就是通过义捐、平粜等法，助贫扶困，劝奖节孝。同时，借助每次聚会，教读进行劝善演讲，以便在乡里形成一种人人为善即“同善”的良好风习。可见，同善会名为慈善救济，实则兼具“化导”之责。如《枫泾同善会规条》云：“高公此会，最重劝善。本名同善会讲，盖教兼养也。今议每月化导十日，公推声音响亮、言语恳切者二人作司讲。朔日到公所，宣讲格言、果报三日，余七日移至他处寺院，各到一二日宣讲，庶境内听者略遍。司讲务期诚心化人，使闻善者踊跃兴起，去旧从新，渐至沦肌浃髓。积德累功，莫大于是。”（注：余治：《得一录》卷1《同善会》，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60页。）又根据清代《枫泾同善会规条》，当时同善会中刻书主要分为下面两类：一类为同善会的会书，并得以广泛传播；另一类则是最为浅近精切的善书，藉此广劝民众。（注：同上书，461页。）如此等等，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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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04 同善会之设，在清代仍有延续。如昆山县的同善会，起始于明末。崇祯十六年夏，知县万曰吉主持此会，乡先生顾天叙主讲，达到极盛。入清后，此会时举时废。康熙九年（1670），因遇水灾，百姓大饥，“于是官绅复举行同善会，饥民资以活者甚众”。自此以后，昆山同善会的活动，只有“助贫”一项，而与明季同善会有所差别。（注：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风俗·占候》，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在宝应县，也有同善会，创始于王泰和、乔侍御、刘兼山、朱中翰四人，继行之者有王希伊、朱宗光、刘世谠等人。后以日久生弊而罢。（注：民国《宝应县志》卷5《善举》，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乾隆二十三年（1758），陈宏谋巡抚苏州时，制订了同善会的会规，颁行各属，劝谕兴举此会。乾隆四十六年，高邮贡生顾增光、吴兆萱，监生谢文仪，生员许承宠、杨言孙等，在高邮州举行同善会，遵行陈宏谋颁行的原式及枫泾等处的旧规，并参照宝应现行的条款，公同酌定同善会会规八条。（注：道光《高邮州志》卷6《善举》，见《中国方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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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06 根据清代《枫泾同善会规条》可知，同善会慈善经费的筹集，通常采用“状元会”这样一种合会的方式。其法约集会首10人，每人又纠集10会，共计100人，每人每月交银一两，共计100两。连交10个月为满，共凑集千两，存于典当生息。数月之后，便可取其利息，作为每月交还各人的本银。此外，又采用一种摇会的方式，“摇在十次内得者，下月仍交银一两，满十月便不必再交。摇至百次，各本尽收，约八年满”（注：余治：《得一录》卷1《同善会》，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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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08 同善会自创设之初，尽管属于一种由乡绅、士人主导的民间组织，却同样得到了地方官府的支持，有时地方官员甚至亲自主持或参与其事。如明末昆山知县万曰吉主持昆山县同善会，以及清初江苏巡抚陈宏谋制定同善会会规，并颁行各属，均属其例。又如乾隆九年四月，浙江巡抚、布政使同时通饬下属十一府、一州，仿行同善会之法。（注：同上书，461~462页。）可见，此会已经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广泛支持。由此可知，同善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从单纯的民间组织趋于官民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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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10 引人注意的是，在明代，善会一般尚无固定的办公场所，仅仅临时借用当地的社庙作为一种办公场所。然自明末同善会出现以后，一直延续至清代，不但其势更盛，举行地域更广，而且已有了固定的会馆、公所，从而与善堂渐趋接近。如史称“吴地诸善举，必先建堂鼓众。同善会务必建堂，供主会长生禄位，大有造于善会者附配，捐愿二十年者铭碑”（注：同上书，464页。）。可见，善会已开始有“建堂鼓众”之举。此外，上述高邮州的同善会就专门在书院中拨出朝西号舍三间、后门一间，改建为同善会的会馆。在嘉兴府所属各县镇，同善会分别建立了公所作为行善的永久之处（详见附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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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12 “一命浮图会”盛行于明末浙东绍兴一带。此会以佛家之善行儒家之仁，儒与佛合而为一。据载，当时正值米价腾贵、天灾未已之时，乡村农民忍饥挨饿，奄奄待毙。为此，倪元璐、钱肃乐等创设一命浮图会，以“为此功德，胜于浮图”为诱，鼓励人们布施赈济，每人“认救一命”。据条例来看，此会主张凡是愿意倡募之人，领册一本，认救一命，然后在亲友间辗转劝募。即使自己无力捐赈，只要能劝募多人，“功德自应无量”。一般为每人认救一命，而其不愿参加者允许他们不注册。如果“志存多命”，而又心存好善，家中的财力也允许他们多救几命，那么，可以让他“杂举家众姓名，人占一命”。反之，如果财力不足，也允许二人或三人合并，“朋占一命”。时间是自三月十日至七月冬至。每十日施米五升，一日才施五合，总计不过七斗。到七月终旬，会日已完，启建道场，请僧人诵《莲华经》六部，“具疏白佛，条列赈主及饥命姓名，集众拈香，设斋圆满，以鼓善缘”。其斋诵等费用，由首事独立承担。（注：倪元璐：《鸿宝应本》卷16《一命浮图会疏》，明崇祯十五年刻、清顺治十四年补刻本；钱肃乐：《钱忠介公集》卷4《一命浮图会册劝词》，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5册，2623~2624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可见，这是借助佛教浮图之说，行儒家赈济、互助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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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14 在明代，河南信阳流行一种“义会”，也当属于善会。当时地方大旱，四方前来乞食者甚众。士绅王祖嫡劝勉大众行善，其中有云：“别作一会，以十之一点灯烧香，饭僧诵经，以十之九赈此垂死之命，既不费汝等之善，又可广利众生。但愿入会者诸色等，我与平等，无有分别。”云云。于是，二月十五日在城东朝阳庵、三月初二日在城南丰泰庵分别举行大会，每会有200余人，“饥者食之，死者瘗之，即不能婚嫁、不能丧众者，苦于征求、病于逆旅者，一切咸周之”。如若愿意还乡，计道之远近，出资遣还。（注：王祖嫡：《师竹堂集》卷18《义会记》，见《三怡堂丛书》，民国十二年刻本。）这一义会在保留了佛教轮回感应之说的同时，又行了儒家赈济救助的仁政。显然，它与《太上感应篇》的流传大有关系。这是因为，《太上感应篇》与保甲制在当时已经同时举行，趋于合流，亦即保甲“约以王法”，而《太上感应篇》则“畏以鬼神”（注：王祖嫡：《师竹堂集》卷9《刻太上感应篇序》。），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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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16 三、放生会的衰落与善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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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18 放生之说，三代以上未有其名，其盛行大抵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放生之说起源于佛教的因果之论，尽管儒者不信因果之说，至于放生之事，则时常行之。如儒者有言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此即儒家所谓的戒杀。此外，诸如“孔子君赐生必畜之，成汤开一面之网，周公驱猛兽而远之，齐宣王以羊易牛”。如此种种，大抵均属放生之举，只是不言“因果”，仅仅存此放生一念，以消除当下之杀机而已。由此可见，儒、佛两家在放生观念上之别，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钱澄之所言：“儒家之说，生怜悯心，有不忍不放者；由因果之说，生恐怖心，有不敢不放者。”（注：钱澄之：《田间文集》卷27《放生社引》，511~51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8。）这显然与明代儒、佛合流思潮桴鼓相应，其目的无非是为当时广泛流行的“放生社”或“放生会”找到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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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0 事实确是如此。明末清初的学者，诸如周亮工、归庄等，在放生观念上无不倡导儒、佛合一。如周亮工明确指出，释氏戒杀放生之说，“其理固与圣贤无殊，而儒者之所不能外也”。他的理论依据就是，儒家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其实就是推己及人之义。而释氏“从而广之，俾推之于物”，亦不过如此而已。所以，他最后断言：“儒与释，同一义也。”（注：关于儒、佛放生之辨，相关的阐述可参见周亮工：《赖古堂集》卷15《放生社序》，614~6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归庄更是有言：“上天以生物为心，儒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必以上天之心为心。夫以上天之心为心，未有不好生恶杀者也。”基于此，他认为释氏放生之说，“合于上天之心，先王之制也”（注：相关的阐述，参见归庄：《归庄集》卷6《放生记》，371~3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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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2 自佛教流播中土之后，至唐、宋之世，开始广泛设立放生池。如唐乾元年间，下令天下置放生池，共计81所，由颜真卿作碑。宋天禧年间，王钦若上奏以西湖为放生池，为人主祈福。为此，苏轼谓西湖不可废者五，放生池为其首。唐、宋两代设置放生池，原本不过属于家人的细事。王钦若之请，则更是体现了宦官宫妾对其君主的忠心。然而颜、苏两大家，无不拱手赞歌，唯恐不及，究竟为何？对此，明末清初人钱谦益作了如下解释：“尊王制，因末法，导扬人主之仁心仁闻，而劝诱天下以好生恶杀，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也。”（注：钱谦益：《初学集》卷26《放生说》，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824~825页。按：宋代西湖之放生会颇盛。西湖老人记载，在佛生日这一天，“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设醮祝延。圣寿作放生会，士民放生会亦在湖中。船内看经、判斛、放生，游人湖峰上买飞禽、乌龟、螺蛳放生”（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117页，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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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4 至明末，由于受到名僧莲池大师袾宏的鼓吹与倡导，“放生会”、“放生社”更是相当流行。如当时杭州有一“放生社”，由冯梦祯创设，参加者有僧人莲池与邵重生、虞淳熙、朱大复、徐桂、屠隆等人。（注：万历《钱塘县志》之《纪献·冯梦祯》，见《武林掌故丛编》，第16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在常熟，据钱谦益记载，他曾与同县人陈至善、瞿式耜结“放生莲社”，并推陈至善为“诸上善人之首”（注：钱谦益：《有学集文集补遗·介卿陈府君墓志铭》，见《钱牧斋全集》，第8册，577页。）。在扬州，蔡商玉与众人原本就有育婴之举，其后推而广之，“更立放生一社”（注：周亮工：《赖古堂集》卷15《放生社序》，614~617页。）。又清初苏松兵备副使王氏“仁心为质，首严杀生之禁，檄所辖郡县，环城三里之内，不得施罛罶，猎鱼鳖”。昆山知县王氏、县丞刘氏奉行惟谨。在官方的倡导下，那些“乐善而求福”的士大夫，推广而为“放生会”。“徐状元家为之倡，葛生鼎、顾生彦、沈生汝理实赞成之。会每月一举，随力出钱，持往乡村禁令不及处，收买所捕水族，投之城濠。”（注：归庄：《归庄集》卷6《放生记》，371~372页。）又徽州人朱孟尝，因数年前曾梦入酆都地狱，见到各种地狱苦趣，发心悲悯，举家戒杀。近复因“丧明之戚，大生敬怖，益思广其教于同志，结放生社，每月一举行其事”（注：钱澄之：《田间文集》卷27《放生社引》，512页。）。天津的“放生社”，设在大悲院之内，“专买鸟雀放生”，经费均由绅士集资。“每年放生若干，揭示通衢一次，俾众周知。”（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放生社》，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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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6 尽管清代尚有僧人主持的放生会之举（注：据王昶《放生会引》记载，乾隆末年，在青浦县朱家角镇大悲庵，设有“放生会”，由兴公长老主持其事。每月朔、望两会，“自水族以至禽物，皆买放焉。放生之仪，一遵云棲大师规范，乐助者一两为上愿，五钱为中愿，其余不论多寡，为普愿”（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6《寺庙》，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75页）。），然相较于明末之兴旺而言，显然已趋于衰落，取而代之者，则是各式善会之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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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8 自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西方式的宗教性善会也随之传入中国，而原先由佛教徒主持的放生会逐渐衰落。在基督教善会中，“圣母会”是最为突出的例子。尽管圣母会究其实不过是一种基督教宗教组织，但它在中国的出现乃至普及，显然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载李之藻的属员中有一位基督信徒，教名叫路加，是中国第一个圣母会的创建人。1609年，路加应神父的敦促，在北京召集了第一批成员，成立了圣母会。路加创设圣母会，完全仿照欧洲的圣母会，订下了具体的规章和条例，得到了利玛窦神父的正式认可，并且还附有罗马圣母会所规定的几条指导原则。中国第一个圣母会的职责之一是监督信徒们的洗礼，帮助家人并保证他们的丧礼按照严格的基督教仪式进行。圣母会的成员在每月的第一个礼拜日都去教堂里举行聚会。在聚会上，总有一名神父劝勉他们，然后进行提问来解答他们的疑难。圣母会开始时只有40名会员，一年之内，发展到100多人，耶稣会士在南京的传教点大约发展了100人加入基督教会。为了增进这些新信徒的忠诚和虔敬，神父们仿照北京中心的做法，在南京组织了第二个圣母会。（注：［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58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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