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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18 放生之说，三代以上未有其名，其盛行大抵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放生之说起源于佛教的因果之论，尽管儒者不信因果之说，至于放生之事，则时常行之。如儒者有言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此即儒家所谓的戒杀。此外，诸如“孔子君赐生必畜之，成汤开一面之网，周公驱猛兽而远之，齐宣王以羊易牛”。如此种种，大抵均属放生之举，只是不言“因果”，仅仅存此放生一念，以消除当下之杀机而已。由此可见，儒、佛两家在放生观念上之别，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钱澄之所言：“儒家之说，生怜悯心，有不忍不放者；由因果之说，生恐怖心，有不敢不放者。”（注：钱澄之：《田间文集》卷27《放生社引》，511~51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8。）这显然与明代儒、佛合流思潮桴鼓相应，其目的无非是为当时广泛流行的“放生社”或“放生会”找到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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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0 事实确是如此。明末清初的学者，诸如周亮工、归庄等，在放生观念上无不倡导儒、佛合一。如周亮工明确指出，释氏戒杀放生之说，“其理固与圣贤无殊，而儒者之所不能外也”。他的理论依据就是，儒家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其实就是推己及人之义。而释氏“从而广之，俾推之于物”，亦不过如此而已。所以，他最后断言：“儒与释，同一义也。”（注：关于儒、佛放生之辨，相关的阐述可参见周亮工：《赖古堂集》卷15《放生社序》，614~6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归庄更是有言：“上天以生物为心，儒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必以上天之心为心。夫以上天之心为心，未有不好生恶杀者也。”基于此，他认为释氏放生之说，“合于上天之心，先王之制也”（注：相关的阐述，参见归庄：《归庄集》卷6《放生记》，371~3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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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2 自佛教流播中土之后，至唐、宋之世，开始广泛设立放生池。如唐乾元年间，下令天下置放生池，共计81所，由颜真卿作碑。宋天禧年间，王钦若上奏以西湖为放生池，为人主祈福。为此，苏轼谓西湖不可废者五，放生池为其首。唐、宋两代设置放生池，原本不过属于家人的细事。王钦若之请，则更是体现了宦官宫妾对其君主的忠心。然而颜、苏两大家，无不拱手赞歌，唯恐不及，究竟为何？对此，明末清初人钱谦益作了如下解释：“尊王制，因末法，导扬人主之仁心仁闻，而劝诱天下以好生恶杀，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也。”（注：钱谦益：《初学集》卷26《放生说》，见《钱牧斋全集》，第2册，824~825页。按：宋代西湖之放生会颇盛。西湖老人记载，在佛生日这一天，“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设醮祝延。圣寿作放生会，士民放生会亦在湖中。船内看经、判斛、放生，游人湖峰上买飞禽、乌龟、螺蛳放生”（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117页，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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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4 至明末，由于受到名僧莲池大师袾宏的鼓吹与倡导，“放生会”、“放生社”更是相当流行。如当时杭州有一“放生社”，由冯梦祯创设，参加者有僧人莲池与邵重生、虞淳熙、朱大复、徐桂、屠隆等人。（注：万历《钱塘县志》之《纪献·冯梦祯》，见《武林掌故丛编》，第16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在常熟，据钱谦益记载，他曾与同县人陈至善、瞿式耜结“放生莲社”，并推陈至善为“诸上善人之首”（注：钱谦益：《有学集文集补遗·介卿陈府君墓志铭》，见《钱牧斋全集》，第8册，577页。）。在扬州，蔡商玉与众人原本就有育婴之举，其后推而广之，“更立放生一社”（注：周亮工：《赖古堂集》卷15《放生社序》，614~617页。）。又清初苏松兵备副使王氏“仁心为质，首严杀生之禁，檄所辖郡县，环城三里之内，不得施罛罶，猎鱼鳖”。昆山知县王氏、县丞刘氏奉行惟谨。在官方的倡导下，那些“乐善而求福”的士大夫，推广而为“放生会”。“徐状元家为之倡，葛生鼎、顾生彦、沈生汝理实赞成之。会每月一举，随力出钱，持往乡村禁令不及处，收买所捕水族，投之城濠。”（注：归庄：《归庄集》卷6《放生记》，371~372页。）又徽州人朱孟尝，因数年前曾梦入酆都地狱，见到各种地狱苦趣，发心悲悯，举家戒杀。近复因“丧明之戚，大生敬怖，益思广其教于同志，结放生社，每月一举行其事”（注：钱澄之：《田间文集》卷27《放生社引》，512页。）。天津的“放生社”，设在大悲院之内，“专买鸟雀放生”，经费均由绅士集资。“每年放生若干，揭示通衢一次，俾众周知。”（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放生社》，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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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6 尽管清代尚有僧人主持的放生会之举（注：据王昶《放生会引》记载，乾隆末年，在青浦县朱家角镇大悲庵，设有“放生会”，由兴公长老主持其事。每月朔、望两会，“自水族以至禽物，皆买放焉。放生之仪，一遵云棲大师规范，乐助者一两为上愿，五钱为中愿，其余不论多寡，为普愿”（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6《寺庙》，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7册，75页）。），然相较于明末之兴旺而言，显然已趋于衰落，取而代之者，则是各式善会之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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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28 自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西方式的宗教性善会也随之传入中国，而原先由佛教徒主持的放生会逐渐衰落。在基督教善会中，“圣母会”是最为突出的例子。尽管圣母会究其实不过是一种基督教宗教组织，但它在中国的出现乃至普及，显然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载李之藻的属员中有一位基督信徒，教名叫路加，是中国第一个圣母会的创建人。1609年，路加应神父的敦促，在北京召集了第一批成员，成立了圣母会。路加创设圣母会，完全仿照欧洲的圣母会，订下了具体的规章和条例，得到了利玛窦神父的正式认可，并且还附有罗马圣母会所规定的几条指导原则。中国第一个圣母会的职责之一是监督信徒们的洗礼，帮助家人并保证他们的丧礼按照严格的基督教仪式进行。圣母会的成员在每月的第一个礼拜日都去教堂里举行聚会。在聚会上，总有一名神父劝勉他们，然后进行提问来解答他们的疑难。圣母会开始时只有40名会员，一年之内，发展到100多人，耶稣会士在南京的传教点大约发展了100人加入基督教会。为了增进这些新信徒的忠诚和虔敬，神父们仿照北京中心的做法，在南京组织了第二个圣母会。（注：［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58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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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30 随着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扩大，继圣母会之后，慈善会、育婴会以及各种善堂等慈善团体在中国也开始陆续出现。早在明末，杨廷筠受耶稣会士的熏染，和其同志组织了帮助四方穷困之人的“仁会”，又称慈善会，以替代佛教善心所热衷的放生会。毋庸讳言，像“育婴会”一类的慈善团体，并非均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有些仍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产物。如清初，在北京夕照寺旁，大学士冯文毅仿照孟子万柳堂遗制，建立了一个育婴会，“买隙地种柳万株，亦名万柳堂”（注：戴璐：《藤阴杂记》卷6《东城》，54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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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32 至清末，由基督教会或西方人主持的各色慈善机构或慈善医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清末的诸多史料已经显示，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西方人“颇喜为善”。其传道讲书之人，称为“牧师”，亦即“教士”之尊称。这些牧师通常采用刊印书籍、馈赠他人的方法，起到“劝人悔改”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再陆续展开各种慈善活动，诸如“设施医馆，舍药饵，至冬则有粥厂，施淖糜以拯病饿”（注：王韬：《瀛壖杂志》卷6，1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以前者来说，如上海宝山县江湾镇，就设有“仁德所”、“济良分所”两所慈善机构。仁德所设在江湾镇车站北首，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武进教士吴鸿钰创办，专门留养无依无靠的孀妇以及她们所生的幼年子女。她们平日从事女红、洒扫、炊爨等事，并且各自率领子女轮流执役，儿童由女教员负责教育，稍年长者则送入附近学校。学成后，男子替他们谋求生业，女子则为她们选择配偶。若是子女有能力承担赡养之责，那么其母随同离所。（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10《救恤志·救助》，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81页。）济良分所，分为两处，一在江湾镇，一在天通庵，均由上海总所分设。此所原系美国女教士请愿工部局及总教会拨费举办，专收志愿从良之妓女及贫苦不能自给之青年女子。所中兼设学堂，用宗教仪式陶冶性情，并学习一切女红之活。等到她们娴熟家政，学成后再为她们选择配偶，所选配偶只限于教会中人，不得充任他人妾媵。（注：同上书，81~82页。）以后者来说，如天津就设有“医养病院”、“妇婴医馆”、“施医养病院”三所慈善医院。医养病院又称“仁慈堂”，位于天津紫竹林，为法国教堂设立，由法国童贞女子数名专门负责医院事务。病院每日“施医舍药。病重者取保往院就诊，男妇有别”。在病院中，衣食铺盖无不备具，相当精洁，而且早晚饮食周到之极。凡入住此院，“谢仪”丝毫不收，不愧“仁慈”二字。（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9《洋务门·妇婴医馆》，73页。）妇婴医馆，先由美国士商捐建，后李鸿章亦有捐助，由美国一位女医士负责医馆事务。此馆“每月施医舍药，妇孺云集。病重者住院就诊”（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9《洋务门·妇婴医馆》，73页。）。施医养病院位于天津紫竹林后海大道旁，光绪五年（1879）九月由李鸿章捐建，次年十一月正式“行开院礼”。此病院延聘英国医师马根君行医。其中所设，分别有挂号房、司帐房、诊脉房、发药房、养病房、割症房，无不毕具，“兼施种牛痘，戒除洋烟”。尤其是附设之“医学馆”，更是医学教学与实践合而为一。（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9《洋务门·妇婴医馆》，73页。）上海亦有施医院，即“仁济医馆”，“专治华人疾病”。主持此医馆者，为西医雒颉，他对医学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号称“刀圭精手”（注：王韬：《瀛壖杂志》卷6，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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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34 清季以来，西方人大举涌入中国各商埠，对中国民间传统的慈善活动影响至为深远。尤其是借名园售票以充善举，其创意则完全源自西方。从史料记载可知，此种善款筹集方法，始于清季水灾之筹款。其后，上海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的发起商，亦曾借用哈同花园，开设游览会四天，“所收游资，悉充该两慈善团体之用”（注：姚公鹤：《上海闲话》，39~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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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36 与明代相较，清代善会的名色更趋繁多。以安徽休宁县为例，尤其是相对富足的屯溪，因为局卡林立，商贾辐辏，故善举最易组合。以掩埋路骼为目的者，有“同仁会”；以施药送棺材、收婴施牛痘为目的者，有“公济局”；以敬惜字纸为目的者，有“华山惜字会”、“培文惜字会”；以暂安旅榇为目的者，有“阳湖登善集”、“万安停槥处”。（注：王世勋起草，刘汝骥审核：《休宁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陶甓公牍》，收入《官箴书集成》，第10册，586页。）这些善会或由地方官绅创办，或由民间集资合办，或由同业捐办，均为民间慈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现据其善事内容及形式的不同，将善会析为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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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38 （一）惜字会与惜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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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40 “惜字会”，或称“文昌惜字社”，或简称“惜字社”。中国文字，必归六书。顺言达事，均藉文字。由于儒家传统的影响，“惜字”之说，在儒生士子中一直广泛流行，他们纷纷撰文，倡导惜字。如彭凝祉曾撰写《惜字说》一文，“劝外官禁贴一切招纸及店铺货物上记号，并重治造还魂纸”（注：彭凝祉：《济溺说》附注，见《保婴合璧》，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每年的二月初三，当文昌帝君诞辰之际，士子还举行惜字会，“礼玉局忏，以示虔诚”（注：民国《江阴县志》卷9《风俗·岁时》，民国十年刻本。）。尤堪注意者，清代的惜字之论，已不仅仅限于敬惜字纸，而且兼及字碗。相关的惜字之论，可引陈履声之说为例加以说明。从史料记载可知，钱塘人陈履声，品端性善。其惜字善举，能人所不能为者，而且有一套独特的惜字之论。他说：“字碗者，犹之字纸也，污弃字碗，犹之污弃字纸也。若惜字纸而并惜字碗，此则人所不及为者，吾当勉为之。”于是广泛募集有字碗片、碗足，各给钱二三文不等。远近风闻，凡污流秽积、隙穴荒垣之区，老稚争相搜剔，收集之后，前来投献，门无虚日。陈氏将这些有字的碗片、碗足，亲自洗涤干净，并细心收藏。等到每年钱江大潮之时，与所燔字纸灰烬一起，投入大海，数十年如一日，无丝毫倦怠。其后，陈氏任江西浮梁县景德镇巡检，专门职掌碗窑。于是，就一一上书上官，力陈碗字之过，谓：“花鸟虫鱼，何一不可图以陶之？而亵渎圣贤之字，一碎埋污，则千年不拔。”上官多加奖励，下令严禁。于是终其任上10余年，窑上不敢制只字于碗器。（注：金埴：《不下带编》卷3，45~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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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42 惜字会与传统儒家学说关系颇密。换言之，敬惜字纸，乃传统儒家士子分内之事。在论及惜字会之前，显然有必要对儒家祭祀系统内之诸多会社作一介绍。如在清代的天津，就分别有“与祭会”、“洒扫会”、“灯牌会”等社团。儒学文庙，每年春秋丁祭之时，除了官备祭品之外，学中生员必须“按月出资，添置灯彩，随班执事与祭，以崇祀典”（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4《学校门·洒扫会》，29页。）。这就是所谓的“与祭会”。所谓洒扫会，即在儒学文庙中，除了朔、望两日照例由官长行香外，儒学中的师生亦“立会出资，掣签值月”。在朔、望前一日，派遣庙丁洒扫殿宇，值月之人还亲自在各神位前焚香，“以昭诚敬”（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4《学校门·与祭会》，29页。）。又院、府两级考试之时，那些参加考试的文童，“积习拥挤，前后名次颠倒，听点者易于误名”。鉴于此，一些人专门设立“灯牌”，每50人一牌，预先在点名之前齐集。在考场前建罩棚、房舍，内设板凳、茶水，考生在此静候，然后按牌送入辕门听点。如此，则考生既免错误，又可躲避风雨，且鱼贯而入，“较为体统”。灯牌会费用，全由学校中人公捐。（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4《学校门·灯牌会》，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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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44 自此以后，惜字之风遍及民间百姓，故惜字会或惜字社在清代极为流行。如在北京，将惜字会归入各类“香会”之下。北京香会，以每年的春秋仲月最胜。而在众多的香会中，又推惜字会为最。从记载可知，惜字会除了敬惜字纸之举外，通常还在文昌祠、精忠庙、金陵庄、梨园馆及各省乡祠，“献供演戏，动聚千人”（注：潘荣陛：《燕京岁时纪胜》之《二月·惜字会》，14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又南京上元县生员俞廷飏，家贫嗜学，住所靠近四条巷文昌庵，曾创设“惜字会”。道光四年（1824），江苏布政司衙门大火，案牍烬余，堆积如山。于是，俞廷飏首倡募捐，“曝而焚之，灰抛大江”（注：甘熙：《白下琐言》卷3，44页，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在天津，民间亦有“敬惜字纸社”，下面分设“崇文”、“广善”、“德文”、“拾遗”诸社。每社各分地段，散给各家篓子一个，以备“随手收放、不时敛取”字纸，然后将字纸焚毁，投入海中。此外，此社还收买破书，按斤给钱，各有规定的章程。会中经费，由捐款生息项下支销。（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4《学校门·字纸会》，29页。）贵州贵县，光绪二年（1876）创设了惜字会，有会员324人，“每年收租雇工收检字纸”（注：民国《贵县志》卷2《社团》，民国二十三年刊本。）。江苏江阴县，乾隆年间在云亭创设文昌惜字社，“门前有焚字炉”（注：民国《江阴县续志》卷3《义局》，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江苏宜兴，同治十年（1871）里人潘祖荣等创办惜字会，置有市屋田产。（注：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湖南浏阳县上东乡，同治元年创设惜字社，“岁雇人遍收而焚之，并使劝导晓解。其市集榜揭之丛残者，亦雇人拾之，将以示乡里，使人知文字之可贵也”（注：《上东义举志要》卷2《惜字社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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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46 在江南，惜字善会之设更盛，甚至遍及市镇。如位于嘉定、宝山之间的厂头镇，乾隆五十五年（1790），儒学内同人在文庙之左，捐资创建字井，但所塑文昌神像，因工力不继，尚未有宁居。随后，同人等筹集工食之费，嘱咐清和庵僧人明如主持惜字之举，又募资若干，修葺庙宇二间，奉安神位。“由是香花芬馥，每当春秋二仲，率多裙屐衣冠之侣，盖气象自是一新矣。”（注：严骏云撰：《厂头惜字社记》，见钱以陶：《厂头镇志》卷7《艺文·碑记》，收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122页。）常熟县徐市，共有两处惜字会：一处设在文昌宫，始于嘉庆元年（1796）；另一处设在火帝庙。（注：顾崇善纂：《里睦小志》卷上《公所》，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584页，扬州，广陵书社，2007。）位于嘉定、青浦两县之间的黄渡镇，则有“惜字藏”、“文昌社”之设。同治五年（1866），黄渡镇人孙起荣等在关壮缪庙建惜字藏，其中常年经费，均由劝募。同治七年春，章光旦等设立文昌社，凑集16人，每二人为一会，一年一次。“后以数人不齐，改为每届由本人自认款，神为二月三日，晚散福酒数席。”（注：章圭瑑纂辑：《黄渡续志》卷8《杂类·琐录》，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3册，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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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48 正如前述，惜字为儒家士人分内之事，所以此类善会多称“文昌惜字社”，有些甚至直称“文昌会”。据《各塾师文昌会立愿疏式》可知，当时的塾师同样有“文昌会”一类的慈善组织。若要加入此一团体，必须先在文昌梓潼元化帝君座下“拜礼玉局心忏”，倡举惜字纸、毁淫书等活动，并以此为宗旨，教化“初学蒙童”（注：余治：《得一录》卷10《变通小学义塾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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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50 在清代，与惜字会并行者尚有“拯秽会”。从一些史料记载可知，当时城市中的垃圾、灶灰，通常由乡农买去，作为肥田之用。在这些城市垃圾中，其中不乏字纸米粒及布号零杂遗弃者。为此，一些慈善性的惜字局公同议定，让收灰人将字纸、米粒等细心检出，交给垃圾场之经营者，再由他们“五日一缴到局，量给价钱”（注：余治：《得一录》卷12《惜字会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56页。）。此外，还有一种“惜谷会”。如江南宝山县罗店镇之惜谷会，于光绪七年（1881）由当地人钱文葵创设。此会之设，主要基于如下缘由：“农人打稻未能净尽，余粒在茎，付之一炬。”为此，“创议按户给籭，俾得随手摘储，按月轮收，年终汇碓，统一年所积，散济茕残”。其经费的来源，则采用立愿之法而募集善款，“以四十分为一愿”。若愿款不足，则又由会内同志“各捐书画、润资生息济用”（注：潘履祥总纂：《罗店镇志》卷1《营建志》下《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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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52 如果说拯秽会属于惜字会之延伸组织，那么“双惜会”乃至“惜谷会”的出现，已经足以证明惜字、惜谷两种善行通常在清代并行不悖。“双惜”之说，其立论基础，可据清代《双惜会小引》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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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54 今夫字纸、五谷之当惜，无人不知也。而惜之之法，未能曲尽者，盖由不知推及本源而急所先务也。何则？天地生成，必资教养。字者，教之源。谷者，养之源。教养之源，即生成之本。父以生我，非谷无以为养。师以成我，非字无以为教。故字与谷，其功等于父师。反是以观，则不敬字、谷者，其罪即等于逆父师。逆父师者，为天律所不容，雷霆之殛所由来也。（注：余治：《得一录》卷12《惜字会章程》，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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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56 古人有言：若要惜福，米里拣谷。又云：增福添禄，路上扫谷。世人但知惜字会，而不知惜谷会。其实，“字与谷并重，而弃谷更多于弃字”。传统的慈善之说认为，“人之生，父母生之，而非谷则父母亦无以为生。故弃五谷者，罪同逆亲，雷霆之震，所由来也”。所以惜谷之举，一方面是为了表示“饮水思源，礼崇报本”，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敬惜这一善举，避免“上干天怒”，进而“默感天和”（注：同上书，664~6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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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58 （二）保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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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60 “保婴会”一类的善会，在明代已经存在，称“育婴社”。据方浚颐《扬州育婴堂记略》云：在明代，扬州就已经出现了育婴社这种善会。究保婴会崛起之原因，显然是为了弥补育婴堂的欠缺。正如《保婴会缘起》所云，在清代的一些城市中，照例设有育婴堂，“收养遗孩”。相比之下，四乡离城窎远，跋涉为艰。那些贫穷人家每每吝惜费用，再加之入城路远，故通常不喜将婴孩抱至城内育婴堂抚养。按照当时的惯例，一些贫乏之家，假若生育稍多，迫于自谋生计的需要，往往即将婴儿淹毙。此类习惯已经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而且民间还美其名曰“嫁之”，又称“度他人身”。“不特生女淹，甚至生男亦淹。不特贫者淹，甚至不贫者亦淹。转辗效尤，日甚一日。”更有甚者，“有一家连淹十余女者，有每村一岁中淹至数十女者”（注：余治：《得一录》卷1《保婴会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73页。）。鉴于此，才有各类保婴会之兴起，以弥补育婴堂之不足。如在浙江遂安县，保婴会则称“生生会”，又称“济婴社”，亦为“济婴堂之不及”。此会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洪子泉倡办，“随乡设会，随地散给，其法简便，其力易行”。每贫户劝留一女，“助钱一千文，分两月给付”（注：余治：《得一录》卷2《保婴·遂安生生会小引》，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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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62 道光二十八年，在江阴更是出现了“恤产保婴善会”，除了保存原本普遍存在的“保婴”善举之外，另外增加了“恤产”亦即救恤产妇之举。按照传统的观念，妇女“生产”是一件“险事”。其中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呼吸之间，动关性命，昔人比之死里逃生者此也。而一遇灾年，则险又加险。盖灾年贫妇，肠胃空虚，气血衰薄，一旦以寒饿之躯，猝焉坐草，用力稍过，往往虚脱”。其二，“囊乏一文，稳婆孰问？倘逢难产，妙药谁施？惨痛莫支，束手待毙”。其三，“贫家藉女工为活计，一日停机，合家坐困。倘急于糊口，产后即强起操劳，多致感冒风邪，酿成危疾”。基于此，才有“恤产保婴善会”之举。此会“以出钱一千四百文为一会。每遇贫户生产，例给棉衣、裤各一件，米五升，钱百文。第二月，给三百文，以四月为度。约计钱一千四百文为一会，有力者，千会、百会，各随心愿，费小功大”。此会自道光二十八年秋天开始举行之后，共计救恤产妇700余口。（注：余治：《得一录》卷6《灾年恤产保婴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52~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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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64 入清以后，由于慈善意识的普及以及慈善团体的广设，保婴会更是遍地皆是。如在浙江嘉兴，自同治十二年（1873）以后，陆续设立保婴会七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七字编列顺序，分设乡村各都，“以佐育婴堂之所不及”（注：光绪《嘉兴府志》卷24《养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在浙江海宁硖石镇，有“拾遗小会”，其意盖为捡拾道旁遗弃之婴，显然亦属保婴会。参加的同志“各助钱百文，或五十文”（注：《拾遗小会序》，见《海宁州城重设留婴堂征信录》，清光绪刻本。），作为送弃婴到硖石的舟资。此会无经常之费，又无专办之人，救一婴，是一婴，办一日，算一日，体现出善会的临时性特征。而在江苏无锡，也有保婴会一类的善会。此会原名“恤婴会”，后改称“保婴会”。凡是乡里有生育男女，确系极贫而不能留养，就由会内照例给发钱米，令其暂养数月。如仍不能养育，就由保婴会出钱代送育婴堂。此会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设以来，影响较大。如江阴的青旸镇、马镇、长泾、杨舍与无锡之芙蓉圩等地，受此会影响，均有一些善士仿此章程举行。（注：《保婴会缘起》，见《保婴合璧》，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按：相关的记载，亦可参见余治：《得一录》卷1《保婴会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73~475页。）又江苏娄县枫泾镇，设有“接婴会”。光绪三年（1877），会中人募集捐款10万文，存于典当生息。随后，禀请娄县知县陈熊才，得以批准从漕粮内提取钱24000文，又随时募捐，以补善款之不足。光绪十六年，又禀县准拨瑞和典典捐钱12万。（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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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766 （三）施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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