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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婴会”一类的善会，在明代已经存在，称“育婴社”。据方浚颐《扬州育婴堂记略》云：在明代，扬州就已经出现了育婴社这种善会。究保婴会崛起之原因，显然是为了弥补育婴堂的欠缺。正如《保婴会缘起》所云，在清代的一些城市中，照例设有育婴堂，“收养遗孩”。相比之下，四乡离城窎远，跋涉为艰。那些贫穷人家每每吝惜费用，再加之入城路远，故通常不喜将婴孩抱至城内育婴堂抚养。按照当时的惯例，一些贫乏之家，假若生育稍多，迫于自谋生计的需要，往往即将婴儿淹毙。此类习惯已经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而且民间还美其名曰“嫁之”，又称“度他人身”。“不特生女淹，甚至生男亦淹。不特贫者淹，甚至不贫者亦淹。转辗效尤，日甚一日。”更有甚者，“有一家连淹十余女者，有每村一岁中淹至数十女者”（注：余治：《得一录》卷1《保婴会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73页。）。鉴于此，才有各类保婴会之兴起，以弥补育婴堂之不足。如在浙江遂安县，保婴会则称“生生会”，又称“济婴社”，亦为“济婴堂之不及”。此会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洪子泉倡办，“随乡设会，随地散给，其法简便，其力易行”。每贫户劝留一女，“助钱一千文，分两月给付”（注：余治：《得一录》卷2《保婴·遂安生生会小引》，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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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在江阴更是出现了“恤产保婴善会”，除了保存原本普遍存在的“保婴”善举之外，另外增加了“恤产”亦即救恤产妇之举。按照传统的观念，妇女“生产”是一件“险事”。其中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呼吸之间，动关性命，昔人比之死里逃生者此也。而一遇灾年，则险又加险。盖灾年贫妇，肠胃空虚，气血衰薄，一旦以寒饿之躯，猝焉坐草，用力稍过，往往虚脱”。其二，“囊乏一文，稳婆孰问？倘逢难产，妙药谁施？惨痛莫支，束手待毙”。其三，“贫家藉女工为活计，一日停机，合家坐困。倘急于糊口，产后即强起操劳，多致感冒风邪，酿成危疾”。基于此，才有“恤产保婴善会”之举。此会“以出钱一千四百文为一会。每遇贫户生产，例给棉衣、裤各一件，米五升，钱百文。第二月，给三百文，以四月为度。约计钱一千四百文为一会，有力者，千会、百会，各随心愿，费小功大”。此会自道光二十八年秋天开始举行之后，共计救恤产妇700余口。（注：余治：《得一录》卷6《灾年恤产保婴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52~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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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由于慈善意识的普及以及慈善团体的广设，保婴会更是遍地皆是。如在浙江嘉兴，自同治十二年（1873）以后，陆续设立保婴会七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七字编列顺序，分设乡村各都，“以佐育婴堂之所不及”（注：光绪《嘉兴府志》卷24《养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在浙江海宁硖石镇，有“拾遗小会”，其意盖为捡拾道旁遗弃之婴，显然亦属保婴会。参加的同志“各助钱百文，或五十文”（注：《拾遗小会序》，见《海宁州城重设留婴堂征信录》，清光绪刻本。），作为送弃婴到硖石的舟资。此会无经常之费，又无专办之人，救一婴，是一婴，办一日，算一日，体现出善会的临时性特征。而在江苏无锡，也有保婴会一类的善会。此会原名“恤婴会”，后改称“保婴会”。凡是乡里有生育男女，确系极贫而不能留养，就由会内照例给发钱米，令其暂养数月。如仍不能养育，就由保婴会出钱代送育婴堂。此会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设以来，影响较大。如江阴的青旸镇、马镇、长泾、杨舍与无锡之芙蓉圩等地，受此会影响，均有一些善士仿此章程举行。（注：《保婴会缘起》，见《保婴合璧》，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按：相关的记载，亦可参见余治：《得一录》卷1《保婴会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473~475页。）又江苏娄县枫泾镇，设有“接婴会”。光绪三年（1877），会中人募集捐款10万文，存于典当生息。随后，禀请娄县知县陈熊才，得以批准从漕粮内提取钱24000文，又随时募捐，以补善款之不足。光绪十六年，又禀县准拨瑞和典典捐钱12万。（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2《志建置·义建》，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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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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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施棺会”，就是由同志结成一会，遇贫难丧故之人，无以入葬，由会内施以棺材。这种做法虽为各种善会或善堂所兼行，然专有一种施棺之会，却是清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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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棺会的名称不一，或称“存德会”、“同仁会”，或称“义材会”、“百寿会”、“代赊会”，然均以施棺为专责。如浙江萧山县，在临浦、义桥、所前、戴村、凌溪、尖山、迳游村、长山乡河上店、靖雷乡、赭山、西仓乡、培新乡，均设有存德会、施棺会、同仁会一类的慈善组织。（注：民国《萧山县志》卷7《建置门·公益》，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在江苏宜兴，有义材会，光绪十九年由里人潘凤仪、潘孔铸等人创设，“置办义材，舍给贫户，并酌发埋葬费”（注：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在上海，有百寿会，光绪二十六年由当地绅士杨承志创捐，“专办赊棺”，所赊之棺称“百寿棺”。此会与一般的施棺稍异，只将额存棺材分福、禄、寿三等，赊与丧家，所欠之费听丧家有力时归还，并不催偿，有别于无偿施舍。（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善堂》，见《地方志·书目文献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在娄县枫泾镇，则有代赊会。光绪初年，沈晋康、郁云辰、毕廷荣等人，集股百余，结成“代赊会”。凡是贫家之人有丧，不能自具棺材，就由会中代为购买。日后是否偿还，完全由丧家自行决定。每年所代赊之棺，多至百具，沾惠者不少。（注：许光墉、叶世熊修辑：《重辑枫泾小志》卷10《志拾遗·拾遗》，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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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上海的一些同业、同乡会馆、公所中，其所设的善会虽不称施棺会，却多有施棺的善举。如四明公所的“长生会”，就将集资款的所收利息，“议立施棺”善举。（注：《四明公所长生会章程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2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头摆渡船户的“兰盆会”，后归入四明公所，“作为棺木之费”。凡是码头、百官两帮船户，“遇有赤贫身故，无具成殓者，准其到公所给领”（注：《头摆渡（码头·百官）船户兰盆会助款入四明公所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360页。）。木匠业所设的“长兴会”，自光绪五年（1879）创设以来，亦专门为宁波籍同业中之穷苦者“给棺槥”（注：《木业长兴会并入四明公所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384~385页。）。铜铁机器业所设的“永生会”，由同业倡议捐资而成，存于四明公所，“同业者设有贫苦不测、无力措棺者”（注：《铜铁机器业永生会存款四明公所及捐款姓名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418页。），可按例向四明公所领取。在杭州的宁波籍同乡，也设立施棺之会。其经费来自同乡好义之人，分“计愿”与“助洋”两种，“计愿则随时收取，助洋则岁终总收”（注：《施材小叙》，见《杭城四明同义集详定章程》，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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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恤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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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恤嫠会”，或称“敬节会”、“保节会”、“儒寡会”，专以抚恤节妇、寡妇为职责，负责她们的生活，并旌表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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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民间广泛设立“恤嫠会”？当时的史料已经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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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妇丧夫，最惨事也。妇人以夫为天，所天既陨，依托伊谁？泣血椎心，殆难名状。即家本素封，尚难排遣，而况家无长物，生计无聊。或衰老翁故，相依为命；或伶仃弱息，成立维艰，饮蘖茹荼，酸辛万状。不有以周之，而欲其自甘荼苦，之死靡他也，难矣。（注：余治：《得一录》卷3《恤嫠会·恤嫠会条规》，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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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恤嫠会的职责，就是通过公共的慈善组织，帮助那些守寡而又贫穷的嫠妇保持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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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代惯例，凡是妇人年30岁以下守寡，并为夫守志达30年，就可以按例得到朝廷的旌表。有些节妇因为子侄单寒，不能自达，难以得到旌表。于是，在江南苏州、常州、润州，就专设敬节会，替其访求事实，请于朝廷，出资举行旌表。（注：民国《宝应县志》卷25《序跋·刘抬拱敬节会例题辞》，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而在上海，光绪十一年（1885），地方绅士杨德等仿照青浦章程，正式禀官创设了儒寡会，凡是儒嫠之妇，每人月给钱700文。设会董四人，轮流经发。（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善堂》。按：关于上海县所设之儒寡会，民国间《三林乡志残稿》亦有记载，唯在创设时间与创设人上，与县志记载稍异。如记创设时间为光绪九年，创设人为杨俭。何者为是，俟考。参见佚名纂：《三林乡志残稿》卷2《儒寡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106页。）在天津，亦设有恤嫠会，专门收留寒苦孀妇，每月给予口粮。会中经费来源，取自洋药厘捐，按每箱收银一钱五分，解呈关道给发。此外，还有来自盐务的捐助。（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恤嫠会》，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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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基于地方财力之充沛，此类慈善团体开始在江南乡镇广泛出现。如上海县浦东之陈行乡，当地“蚁棍”充斥，一些青年嫠妇每每被他们诱逼失节。光绪二十年，秦温毅与南汇人蓝逢吉，募捐创立“保节会”。凡是寡妇家贫守节，就按月给钱。假若守节寡妇之翁姑老迈，而且儿女众多，则额外加给。为了寻求地方政府的保护，此会还禀请县衙出一告示，上面填明节妇的姓氏，悬挂各位节妇之门，藉此杜绝“蚁棍”的觊觎。从此以后，“抢孀”、“逼醮”之风，稍为沉寂。（注：孔祥百等编著：《陈行乡志》第31课《慈善》1《保节会》，见《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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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掩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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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骼之说，渊源有自。掩骼之会，又称“瘗骼会”、“掩胔会”、“掩埋会”、“掩骼社”、“掩骨会”，其职责为掩埋遗弃骸骨，为各种慈善组织所普遍实施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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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鼎新《公捐掩骼社记》，西北皋兰县的掩骼社，始自乾隆十七年（1752），由善众窦文仪等创设。二十年后，博陵尹公捐百金，又发公费银600两，“并存本社生息”。又据李怀庚《醵金掩骨记》，其间曾有马裕如、程玉樵二人，各募金或捐金千两，“发商生息”。后掩骼社并入“同仁局”。（注：光绪《皋兰县志》卷13《经政》下，民国六年陇右乐善书局石印本。）在浙江嘉兴，也有瘗骼会这样一种善会。（注：光绪《嘉兴府志》卷24《养育》。）浙江崇德县，当地人许士英、王福寿于光绪年间创设了掩埋会，没有会所，每年冬至后，“掩埋暴露尸骨”（注：民国《德清县志》卷3《建置》，见《中国方志丛书》。）。在天津，先是设有“施棺处”，由殷富之家施舍棺木，至于丧葬之时的扛抬、埋葬，均由一些“好德”之人前来相助。（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施棺处》，44页。）此外，天津亦设有“掩骼会”，在西关置有义地数处，专门葬埋外地贫民。每年的春秋两季，“捡取骨骸，用土掩埋，以免暴露”（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掩骼会》，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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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祭祀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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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祭祀善会，大多从事贫难无后之人的祭祀，或者是同业内的祭祀。名称亦不一，或称“生日会”、“吊古会”、“陆义社”，或称“思义社”、“警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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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会以清代的“苏东坡生日会”最为典型。史载毕沅自陕西巡抚移镇河南之后，在公署中筑嵩阳吟馆，作为燕客之所。毕氏在古人中最佩服苏东坡，所以在每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就替苏东坡“作生日会”。作会期间，在堂上悬挂明人陈洪绶所画东坡小像，命伶人吹玉箫铁笛，并自制迎神送神之曲，率领幕中诸名士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替东坡做寿。拜谒完毕，又张宴设乐，“即席赋诗者至数百家，当时称为盛事”（注：钱泳：《履园丛话》23《杂记》上《苏东坡生日会》，6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可见，此类生日会，其实所做的是阴寿，而且此会将祭祀仪式与文人吟咏之事浑然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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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江苏昆山有吊古会，后更名为“儒绅会”，每月一举，轮流安排一人主持祭祀，“分祭先贤无后者之墓”。当然，吊古会并不仅仅限于祭祀先贤，而且藉“觞咏”而发古人之幽光。（注：龚炜：《巢林笔谈》卷1《吊古会》，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注：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风俗·占候》，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江苏宜兴，有陆义社，由里人蒋翰勋建，“以为岁时致祭被难无后绅民之费”；又有思义社，光绪十四年（1888）里人吴钦设，变卖因兵燹流亡他乡之各姓遗产，“建社致祭”（注：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堂》。）。在浙江桐乡县，城镇各处在清末曾遭太平军之难，于是地方绅士严辰仿照王店章程，创设警心会，并建忠义祠，在祠中举办祭祀事宜。祭祀之期，禁屠一日，而在乌青镇，则禁屠三日。至时，“官长临祭忠义，礼忏施食”。他处均由绅富轮充会首，而在乌青镇，则归里长承办祭祀事宜。（注：光绪《桐乡县志》卷4《建置》中《善堂》，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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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上海的同业中，也流行设立祭祀善会，诵经礼忏，既赈济亡去孤魂，又消免存世之人的灾殃。如宁波六邑在上海的马车漆业帮，于光绪三十一年创设了“同义胜会”，自七月初五日起，“建醮坛在四明公所，日诵经礼忏，夜设放瑜伽焰口”（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412页。）。又如宁波籍内河小轮业帮，也设“永安会”。每年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三十日告终，“爰备荷衣，并陈蔬食”，超度客死他乡异域的水路孤魂。（注：同上书，406页。）宁波籍竹业帮，于光绪十八年在上海创设“同新会”，“捐资集款，择于七月十四日起，建醮于四明会馆，日则诵经礼忏，夜则设放瑜伽焰口，以赈济水陆乏祀孤魂，借以消免灾晦”（注：同上书，404页。）。诸如此类的例子，无不说明明清从事祭祀一类的善会组织，已是趋于儒、佛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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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各色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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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比较集中的善会种类之外，清代的善会尚有很多名色，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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