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3810 恤老有“安老会”、“恤茕会”、“扶藜会”。如浙江永康县，何四香创设安老会，“以给在学诸生之年迈而贫及其父母之待养者”（注：光绪《永康县志》卷2《建置·试院》，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93。）。这是学校生员中之善会。又如宝山县月浦镇之恤茕会，由正红旗教习、举人陈观圻创设。此会捐集善款130余万文，存于典当，一分起息，“按季给发茕独无靠者，计正额三十名，副额三十名”。自光绪十四年正月起，由县学附生何朝圭、陈观光及处士孙心诚经理其事。（注：张人镜纂：《月浦志》卷2《营建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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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12 若是恤寒，民间有施棉衣之举，或设立“恤寒会”。如在天津，每年严冬，“施放棉衣于无衣穷民，该项由运库支发”（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施棉衣》，43页。）。又生人之苦，莫如饿寒，而寒更甚于饿。每当雪夜冰天，死者必倍平日。相比士大夫有“消寒会”之乐，孤寒“呼号待命”者如何度过严冬？为此，也就出现了恤寒会。此会慈善内容，包括施棉衣、施絮被、施柴炭、设粥、设庇寒所、施草荐、施炒米姜汤、换湿衣、施草鞋等项。（注：余治：《得一录》卷7《恤寒会事宜》，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81~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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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14 每当荒年，民间除了设立粥厂施粥之外，尚有专门的“备济社”、“延生社”一类的慈善组织。如在天津，粥厂设在河东水梯子。每遇荒年开设，专门赈济外来灾民，由筹赈局负责办理。（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施粥》，43页。）此外，天津还有备济社、延生社。备济社设于天津河东孙家胡同。光绪二年（1876），天津一位姓李的绅士“集船捐、绅捐共成斯举”。凡天津、宁河、山东、奉天、江浙等地来天津贩货的海船，无论所装何物，均按该船装粮数目合计，每“清斛一石，捐银五厘”，交给备济社绅董、司事经收，“以作济贫之用，实为备荒善举”。捐款又发商生息，其中三成济贫，七成备荒。地方纵有紧要公事，亦一概不准动用捐款。（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备济社》，42页。）延生社俗称“施馍厂”，计有两处，一处设于西关外，而“东延生社”则设于河东玄帝庙东。每到三冬之时，穷民每人日给馍一个，计重一斤，以百日为度。其中穷户的姓名里居，由乡约查报，每岁约有三四万户。社内经费由官、商捐助，俗曰“施馍厂”（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延生社》，42页。）。至于东延生社，则由通商大臣崇厚设立。其经费来源于洋药厘捐，岁拨银二三千两，作为施馍之用。（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东延生社》，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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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16 此外，家中突遇困难，需要救急，则有“济急会”。（注：民国《宝应县志》卷5《善举》。）贫苦人家突遇火灾，需要救济，则有“拯灾会”，由会内出钱，“酌量资给”（注：民国《江阴县志》卷3《义局》。）。有“茶会”，在城市村乡往来路径设茶亭，每年从五月初始，至九月初止，在茶亭设茶，供应过往行人。又有“灯会”，在城市一些险路或岔路之处，设路灯，每月十七夜点起，至次月初七止。有“益寿会”，“办专赊殓衣之举”，又有“同义善会”，办理“施医给药等善举”。（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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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18 在清代，有些善会并非只办理一件善事，而是诸善兼举，属于一种混合型的善会。如上海的“同愿留心社”，成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所办理的善举包括惜字、赊棺、检埋孩尸遗骸等几项。（注：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善堂》。）又江阴县之“检心社”，亦是“举行惜字、惜谷、恤婴、义材、周恤诸善事”（注：民国《江阴县志》卷3《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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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20 毫无疑问，此类混合型的善会，当以上海洋布公所所设之“怀安会”最具代表性。据民国二年（1913）所订《洋布公所怀安会简章》可知，此会名称的由来，实具“少者怀之、老者安之”之义。其中经费的来源，主要来自会员的捐助。捐款分为以下两类：一为入会之费。章程规定，凡是加入怀安会的会员，必须每季纳钱900文；二为“特别捐”，又分“喜助”、“乐助”、“慨助”等名目。喜庆宴筵原本属于酬应之浮文，热心慈善之家节省喜筵之费，捐助给怀安会，则称“喜助”；一些乐善好施之家，给怀安会补助经费，不拘多寡，皆称为“乐助”；为了排难解纷，专门拨来经费，则称“慨助”。此会行善之职，则分以下五类：一为“恤嫠”。凡是会友故去，家业萧条，所遗母妻子女，无依无靠，可以请求保人向会中报告。由会查明确实，填发凭折。每月初十日发给“养贴”之费，每大口给银洋一元，每小口给半元。二为“赙赠”。凡是会友身故，无力棺殓，经人担保，可以向会中领取费用30元。若是客籍会友，另再资助运柩费六元。三为“安老”。凡是会友年满60岁之上，确实精力疲惫，艰于自食。经查，若缴纳会费五年以上，并且从未间断，可以通过保人，向会中领取凭折。每月初十日，得到银洋三元。四是“怀幼”。凡是会友去世后，其子无力上学，可由保人领到会中，证明年貌，除了领取养贴之外，另外可以再领学费三元，至多以六年为限。五是“借贷”。凡是会友经营遇到困难，只要纳会费满五年以上，可以通过保人担保，向会中借贷10元，只准一次，不取利息，愿还与否，听人自便。（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810~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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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22 在清代的善会组织中，有两种现象颇值得关注：一是即使是在一些娱乐性会社中，亦开始兼有慈善之责，“赏节会”就是典型一例。据《赏节会启》可知，此会之参与者，大抵有10余人。每逢元宵、花朝、寒食、浴佛、端午、荷花生日、中元、中秋、重九、十月初八、冬至、腊八、观音大士诞辰、吕纯阳诞辰等佳节，参与者各携分赴约，烹茶小叙，作半日之游。除此之外，此会尚有慈善之责，亦即“一济孤老”，“一放生命”（注：余治：《得一录》卷7《赏节会规约》，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73页。）。这显然是慈善组织向民间其他组织的渗透。二是清末兴起一种“公益社”，更是传统之慈善团体向地方公益团体之历史性转折。光绪三十年（1904），嘉定县望仙桥乡之仙溪公立两等小学经常缺乏经费支持，于是当地组织公益社，发起公益捐。每月猪捐1000文，房茶捐8900文，全部充作教育经费。光绪三十二年，学校停办之后，仍旧征收公益捐，作为公益之用。自宣统二年（1910）七月起，按月津贴公立单级小学5000文，直至乡镇自治政府成立而止，余款及按月积存之款，仍然办理地方公益。至民国七年（1918）一月，董事毛诒植考虑到公费不敷，再次与各界商允，并经呈县核准，将善款移归办公之用，于是公益社名存实亡。（注：杨大璋纂：《望仙桥乡志续稿》之《建置志》第2《公益捐》，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2册，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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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24 四、清代的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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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26 相比较而言，善会多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大多没有固定的会所。而善堂则较为固定，有堂、局、公所，内设专职的管理人员，并有捐款，藉此购置房产、田地，以其利息维持善堂的正常运转，使善堂能保持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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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28 当然，善会与善堂的关系密不可分。首先，善会可以弥补善堂的不足，济善堂所未及。其次，善堂内也同样举行各种善会。如创设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江都县同善堂，就附设了六种善会，分别为“讲约会”、“养正会”、“惜字会”、“恤嫠会”、“施棺会”、“掩骼会”。（注：光绪《江都县续志》卷12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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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30 考究善堂之始，宋、明两代已有零星记载，如宋代之“慈幼局”与明代贵州之“恤隐局”，即为其例。（注：研究慈善事业史，宋代的慈幼局无疑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日本学者夫马进的梳理，早在清代，诸如康熙《杭州府志》、赵翼《陔余丛考》、杨景仁《筹济篇》，无不将育婴堂的源头上溯到宋代的慈幼局。直至民国年间所编的《连江县志》，以及日本编纂的《清国行政法》（1911年刊），亦认为育婴堂是因袭宋代慈幼局的遗制。即使是曾经研究过宋代慈幼局的日本学者今堀诚二也将清代的育婴堂视为宋代慈幼局的继承者（参见氏著：《宋代における婴儿保护事业について》，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8号，129页，1955）。然从已有的关于宋代慈幼局、婴儿局的研究成果来看（前引今堀诚二文，140~141页；王德毅：《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117~120页，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70；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载《宋史研究集》，第6辑，418~419页。关于宋代婴儿局与慈幼局的梳理，可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38~40页），无论是1219年通判袁甫在湖州创设的婴儿局，1230年通判赵善缭在九江设立的婴儿局，还是1247年宋理宗下令在临安府设立慈幼局，以及1257年理宗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众多史料已经证明，婴儿局与慈幼局均为宋代地方性或全国性的官方慈善组织机构。就此而论，夫马进将善会、善堂的开端定在明末的同善会与放生会或放生社（相关的讨论，参见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等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126~127、150~151页），显然符合善会、善堂属于民间慈善团体的本义，且不乏真知灼见。至于宋代民间慈幼事业方面的研究，尚可参见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66~70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惜乎未能涉及官方之婴儿局与慈幼局方面的讨论。）据史料记载，宋淳祐年间，朝廷创设慈幼局，“有遗弃小儿，民间愿收养者，官为倩贫妇，就局乳视，官给钱米”（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31《庶政部·育养婴儿》，见《官箴书集成》，第3册，571页。）。至明代，当时贵州存在着两种“薄恶之俗”：一为“侨寓之人，未有家室，而僦主人之庐成婚者”；二为“妊妇僦主人之庐娩身者”。为此，贵州巡抚江东之利用“公罚之赢”，专门“构数廛于城隅内外，以便贫民之无依者”。所行慈善之事，包括“合卺”与“孳育”两项，前者助贫民之婚，而后者则助贫妇之分娩，通称“恤隐局”。就后者来说，此善堂规定，凡是正值分娩之妇，可以在局中居住，若“无能举火”，则由局中助米，每名三斗，直至满月之后。（注：江东之：《抚黔纪略》，见《官箴书集成》，第1册，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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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32 至清代，善堂之制更趋完备，并成为朝廷蠲恤政策的一部分。根据清代的史料记载，当时政府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的善堂制度，用来收养贫民，诸如普济堂、政先堂、体仁堂、广仁堂、养济院、留养局等等，名目虽然不一，但“总为收养鳏寡孤独、废疾贫民而设”（注：徐栋：《牧令书》卷15《保息·普济堂并育婴堂条约》，见《官箴书集成》，第7册，340页。）。如在北京广宁门外，建有普济堂一所，用以赈养孤贫废疾。此外，官民中那些乐善好施者，不时捐施银米衣襦，均而散之。至冬天，将孤贫废疾之人收养于普济堂，“煮粥以赈之”。在广渠门内，建有育婴堂一所，“民之生子女而不能举者，则收而哺之，皆登于籍，有抱养以为子女者，亦登于籍而与之”。此外，崇文、宣武、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各门，均设坡房一所，“以收殇儿之力不能埋者”。诸如此类的善堂，无不得到皇帝的支持。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圣祖御制普济堂碑记。至四十四年，又敕匾额。六十一年，赐普济堂白银1000两，以后岁以为常。（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90《顺天府部·职掌》，清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按：清代官方设立之普济堂，在地方上亦相当普遍。如山东济南府陵县，就设有此堂，尽管“建自何年，已无可靠”，但从在清末尚可以找到的雍正年间案卷来看，至迟在雍正年间已经创设。相关的记载，参见戴杰：《敬简堂学治杂录》卷3《重建普济堂禀》，见《官箴书集成》，第9册，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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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34 除了朝廷出资修建的善堂外，有些善堂由官绅捐资兴建，朝廷再出资予以支持。如光绪三年（1877），北京西城广安门内的资善堂，南城德化寺街的崇善堂，北城梁家园的百善堂，南下洼太清观一带的公善堂，均由官绅捐建，用来栖息穷民。考虑到经费的欠缺，当年奏准，在资善堂、崇善堂、百善堂均设暖厂，由官方给小米200石。（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36《都察院·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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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36 除北京之外，清代各地也是善堂林立。如清末的上海，士大夫所行善举颇多。城内的善堂，有同仁堂、辅元堂、果育堂、普育堂、济善堂、育婴堂等。其中同仁、辅元二堂，由于董理其事者尤能以实心办实事，所以经费充裕，章程完善，以致恤嫠、赡老、施棺、舍药、栖流、救生，以及孤幼、残疾，无不有养。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下金陵，难民纷纷南下，上海的善堂“养活无算”。果育堂仿同仁堂之例，后又与同仁堂“分司稽察渡船之事”。普育堂设于半段泾，专门抚教丐童，留养老年残废男女。此外还有保息局，专门从事舍药、施棺、代葬等事。城外的善堂，分别有仁济堂、广仁堂、栖流公所等。（注：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154课《善堂》，南京，南京图书馆，1988；王韬：《瀛壖杂志》卷2，29页；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15《堂局》，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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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38 在其他各省，善堂之设也很普遍。如福建省城有普济、育婴二堂，而贵州省城、广东省城、云南省城、湖北汉阳县、浙江省城均设有育婴堂。（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9《户部·蠲恤》。）台湾府城有同善堂，创设于道光四年（1824），由士绅捐施而成，“凡养生送死，周穷恤匮，所需或取诸利息，或按年捐输”（注：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27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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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40 在府、州、县一级，善堂的设置更为普及。如江苏江都县，设有同善堂，始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注：光绪《江都县续志》卷12下。）；江苏江阴县，有清节堂，始建于光绪六年（1880）（注：张之纯：《璜塘清节堂记》，见民国《江阴县续志》卷3《义局》。）；贵州贵县，乾隆年间就在覃塘墟创设了裕远堂，“皆为检埋暴露骸骨而设”（注：民国《贵县志》卷2《社团》。）；江西德化县，于道光年间设体仁堂，举行掩骼埋骴、救生拯溺等善事。（注：同治《德化县志》卷13《建置·体仁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尤其在苏州府，其所属八县，共计设立善堂65所，其中吴县16所，长洲县9所，元和县16所，昆山县10所，常熟县4所，昭文县1所，吴江县6所，震泽县3所（详见附表9）。善堂之设，可谓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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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42 从附表9可以看出，清代的善堂大致与善会相应。据其所行善举，细加分类，尚可概括为：（1）育婴、保婴并收养遗弃婴孩；（2）施棺代葬并掩埋遗骸；（3）收养老病男妇并流民；（4）设义塾，教里中子弟；（5）惜字；（6）教养并管束旧家不肖子弟；（7）收养老病耕牛；（8）埋瘗同乡棺木；（9）寄柩厝所；（10）修葺道路、桥梁；（11）舍药；（12）施粥；（13）放生；（14）收养名门嫠妇；（15）恤贫家嫠妇。这些善堂，或由当地官绅、善士所建，或由旅居本地的客籍商民公建。既有单一专职的善堂，如育婴堂、清节堂之类，又有复合的众善并举的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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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44 大致说来，清代善堂所行善事，往往众善并举，多为混合型的善堂。如江苏江都县的“务本堂”，其善举就包括：（1）施医，设立内外科医士，诊视贫人病症；（2）施药，常年施送观音膏、五蹄膏，另夏送痧药，秋送疟痢丸；（3）恤老，贴给年老男妇每月钱400文；（4）教幼，堂中设立义学，延请名师训导附近贫苦子弟；（5）惜字，雇人捡拾字纸，在堂中字炉内焚化；（6）赈米，用堂中田亩所收租米，散给贫户；（7）救灾，凡遭受火灾之家，由堂内户给芦席12张，架竹10斤；（8）施棺、制棺两种，以备贫民乞化；（9）义扛，贫家无力抬棺，由善堂代为抬送；（10）义冢，设义冢，以备贫人迁葬，并掩埋暴骨。（注：光绪《江都县续志》卷12下，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此外，湖南零陵县永善堂，其善举亦包括育婴、恤嫠、施药、施棺、义山、义学、点痘、恤老等八项。（注：《永善堂纪事》卷下，清刻本。）值得指出的是，在有些善堂中，有总堂、分堂之别，总堂之下设立分堂，由分堂各司专职。如南京的普育堂，下分老民、老妇、残废、育婴、清节、崇义、义学七个分堂，“总其事于育婴堂”，总堂额称“普育堂”。（注：涂宗瀛：《江宁府重建普育堂志》卷1《原始》，清同治十年刻本。）又洞庭东山商人设于上海之“三善堂”，其所办善举，包括回赊施棺、代殓、寄柩、送柩、掩埋等。而其随后所推广设立之“存仁堂”、“体仁堂”，则分办回赊施棺、代殓、寄柩、掩埋、恤嫠、义渡诸善举。（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901~902页。按：所谓“回赊施棺”，实为回棺、赊棺、施棺之合称。三善堂义举，其回棺方式为将堂中置备的棺木分为奎字、全字、福字三号，照本定价，收钱发棺。赊棺方式为分禄字、寿字两号，禄字定价拾千，先收五千，寿字定价六千，先收二千，即可发棺。剩余之钱，听其日后自缴，概不催取。至于施棺，则专取喜字号棺木，凭保经报，不取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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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46 当然，清代也有单一职责的善堂，而且有些比较著名。兹举其荦荦大者，归类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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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48 （一）育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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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50 育婴堂，或称“留婴堂”。此类善堂，以留养遗弃婴孩为专责，尤以收养女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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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52 在清代，民间百姓的溺女之风甚盛，而且美其名曰“嫁之”、“度他人身”，习以为常。为此，清朝廷对此严加禁止。如顺治十六年（1659），左都御史魏裔介上奏，痛陈江西、江南、福建溺女之风，并要求朝廷加以禁止。顺治皇帝接到奏报后，云：“溺女恶俗，殊可痛恨。”于是，下令有司严行禁革。禁令之下，若无妥善安置的措施，法令实际上就成为一纸具文。于是，一些民间慈善团体就专设育婴堂、留婴堂，以解决百姓因贫无以抚养婴孩的困难。如苏州府育婴堂，位于雷尊殿西，即灵雨坛旧址。康熙十三年（1674），当地人蒋德埈、许定升等，对穷民遗弃子女深感怜悯，于是禀呈知府高晫，公建育婴堂，“收养遗孩，月给乳母，好善者迭司其事”，并刻有《出入汇记册》。陆阶《同徐松之游玄妙观育婴堂》诗云：“堂构清幽掌籍齐，尽将施舍姓名题。”（注：徐崧、张大纯纂辑：《百城烟水》卷3《长洲县》，19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可见，在育婴堂内，尚刻有施舍者的姓名。此外，育婴堂还“醵金而置产”，均由“向善者”、“好施者”捐赠，其中包括“宦游远道”的士绅及“行贾他方”的商人。（注：万言：《管邨文钞内编》卷1《育婴会置田疏》，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7册，4018页。）又如湖北各府、州、县，一般将育婴堂设于城内关厢，乡村很难遍及，于是一些绅耆秀士纷纷在乡村设立育婴堂。（注：《湖北学宪王公霞九戒溺女告谕节文》，见《救婴新章》，清刻本。）浙江海宁州城的育婴堂久已废弃。至光绪十五年（1889），一些善士捐资创设“拾遗小会”。至光绪十七年五月，正式开设了留婴堂。（注：《杭州府札海宁州文》，见《海宁州重设留婴堂征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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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54 又清末的天津，亦设有“牛痘局”、“育婴堂”、“保婴局”。众所周知，由于医药制度的不完善，传统中国婴儿大多死于出水痘之症。于是，牛痘局一类的慈善组织应运而生。天津牛痘局又称“保赤堂”，位于鼓楼南，由一位姓华的当地绅士创立，其经费则全由盐商捐助。每年春天，负责给婴儿引种牛痘，至夏令天气炎热之时，暂行停止。凡是有婴儿需要种牛痘，只需到局挂号，由局给以票据，预定时日，给以引种。至期风雨不改，持票为凭。民间百姓携儿挨号种讫，另外给予种痘以后“宜忌章程一纸，不取分文”。育婴堂，设在东门外，俗称“娃娃堂”。此堂主要收养贫苦无依的幼孩。堂中乳妇、医药经费，则由运库给发。保婴局，设在西门外，由绅士创办。凡是极贫之家，新生子女且又无力抚养，允许其报名，听候查验。假若真系赤贫，由局补贴其家赡养婴儿。（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牛痘局》、《义举门·育婴堂》、《义举门·保婴局》，4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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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56 清代育婴堂恤养婴孩之法有下面两种：一为留堂抚养。若留堂抚养，就需要雇募住堂乳妇与媪妇。如上述海宁州硖石镇留婴堂，就雇有住堂乳妇四名，每名抚养一个婴孩，另堂内雇有媪妇一名，“专为内堂一切之事”（注：《续增乳妇堂用各条》，见《育婴堂续征信录》，清刻本。）。二为善堂出费由生母自养。如上述留婴堂也实行过寄养之法，即将婴孩寄养在乳妇家中。（注：《续增乳妇堂用各条》，见《育婴堂续征信录》，清刻本。）根据湖南益阳县育婴堂的规则，只立总局，不设养房，不雇乳母，总局给费资抚，由生母自养。（注：《湖南益阳县救婴章程》，见《救婴新章》。）又湖南零陵县永善堂的育婴条规亦规定，婴孩由善堂给费，生母“领费自养”（注：《永善堂纪事》卷下。）。至于育婴之费，益阳县为每名给钱6000文，按三次给；而零陵县则为每个婴孩每月给钱500文，共12个月期满。又天津保婴局，为月内给津钱1000文，小米二斗。嗣后每月给津钱500文，小米一斗，给满三月为止。至冬天，又给棉衣一套。（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保婴局》，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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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858 （二）广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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