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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仁堂之名，较早者可追溯到清末的天津。天津广仁堂，设在西门外太平庄。同治八年（1869），由李鸿章上奏朝廷设立。此堂专门“收养孤贫妇女，抚教流落幼童”，其目的就是为了“存名节而普生成”。从史料记载可知，此堂先在天津东门外南斜街，暂设广仁堂，收养贫苦节妇及孤儿。其后因经费逐渐充足，于是西门外太平庄重新卜地建堂，共盖屋280余间，并将南斜街原收妇孺归并太平庄。此堂下分设六所：一为“慈幼所”，专门收养男孩。初收则为洗涤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为“蒙养所”，选择收养男孩中聪俊之人，设立义塾，延师课读。三为“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稻黍菜蔬，选择其中粗笨之人，雇请老农教习。四为“工艺所”，选择其中不适合耕读之人，让他们学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等技艺。等到他们年长业成，任由他们出堂自谋衣食。五为“敬节所”，收养青年节妇及无家幼女。六为“戒烟所”，四处延聘良医方药，治疗吸食鸦片者之烟瘾，使他们有自新之路。各所均派诚实司事专管。其中敬节所，“终日扃锁，以慎关防，饭食等项，悉由转桶出入”。推举年高有德的节妇，在内管束。等到她们守节年例相符，由堂董出结，转请旌表。（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广仁堂》，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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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北京亦出现了专抚孤儿的广仁堂。此堂“专为各省难孩流落京都而设，参照天津广仁堂成案，凡孤儿之无依无告者，均准收养”。当时北京善堂林立，婴孩有育婴堂，惜字有百善堂，隆冬暖厂则有资善堂，施粥则有功德林、梁家园。而广仁堂对这些善举一概不管，专抚孤儿。据广仁堂的章程，此堂收养幼孩以5岁至15岁为限，查明无父母、伯叔可依靠者，才可收养。为防止养成一班惰民，无补于世，广仁堂既养且教，实行养与教统一的规章，使一人习学一业，“其资质优者立义学以教之，其次教以手艺，如刻字、成衣之类”。至于那些“蠢而有力者”，则教以“栽桑植蔬”。所有这些，无不是为了使这些孤儿通过学艺，日后能在社会上自谋营生。（注：《京都广仁堂章程》，清光绪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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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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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清节堂的别称颇多，诸如“立贞堂”、“贞节堂”、“恤嫠局”之类，无不与清节堂相类似。这种清节堂，或由地方官创设，附设于普通善堂之内，如南京普育堂下附设的清节堂，即属此类（注：《江宁府重建普育堂志》卷5《章程·清节堂现行章程》，清刻本。）；或由同乡会馆捐资设立，收养同乡中之节妇，收养名额又细分为官场、幕场、商贾，如浙江会馆在四川设立的贞节堂、恤嫠局即属此类（注：《浙江馆恤嫠局章程清册》，清刻本。）；或由地方节妇捐资创设，禀官保护，并由地方附生、监生监察，如江阴县的清节堂即由贞女黄巧贞创设。（注：张之纯：《璜塘清节堂记》，见民国《江阴县续志》卷3《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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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节堂的堂规来看，清节堂主要“收养青年孀妇贫苦无依、年在三十以内者，及未嫁夫亡、立志在夫家守节之贞女”，允许带子女一起住堂。其子到12岁，就必须到中门内义塾上学，随师歇宿。（注：光绪《江都县续志》卷12下。）清节堂最重妇德，故管理极为严密。节妇入堂以后，即使是她们的生母或亲婆，也只准每月进堂探视两次，其余亲戚，一概不准进堂，只许隔栅门会面。节妇的父母、翁姑病故以后，总棚头禀明堂委，再由本管棚头带赴其家，相见一面，不准住宿。节妇的儿女在外嫁娶，也只准许同棚头出去一天，早去晚回，不准过宿。节妇之男孩在外成家立业，准许具禀申明，迎养出堂。如无子，只有年过50岁，其亲族才能领养。节妇在堂内不许吃斋念经，三姑六婆、僧道人等，也一律不准进堂门。节妇在堂内守节30年以上，照例禀请入奏旌表。（注：《江宁府重建普育堂志》卷1《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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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留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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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留养局，就是专门留养贫民的善堂机构。冬月留养，即每年十一月起；春融遣散，至正月尽止。若其中有笃疾、废疾以及年过70岁之人，就常年留在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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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州县，一般栖流有所，养济有院，疗病有坊，掩胔有会，收养茕独，看似至优极渥，经费有常，然在穷民日众的形势下，这些固有的普济堂、养济院，其实势难遍及。如朝廷例设之养济院，只能收留本境鳏寡孤独、笃废贫民，至于无业男妇以及外来乞食之人，则不在收养之列。当东作方兴，与夏秋麦禾在野之际，这些人或佣工趁食，或乞食充口，尚可延生。但一到冬季，绝无可趁之工，亦难行乞食之计，所以只好设留养局，将他们暂时留养在局内。如黄可润任大城知县时，共设留养局六处，其中有四处设于大市镇中。（注：徐栋：《牧令书》卷15《保息·留养局》，见《官箴书集成》，第7册，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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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以后，留养局在北方地区得以广泛设立。即以山西为例，早在乾隆初年，就开始设立留养局，作为冬月收养贫民之举，然因经费无额，章程未定，未能遍设。至乾隆二十年（1755），山西巡抚全力举行，在各属通衢大路及五方杂处之所，各设立留养局，暖坑锅灶，煤炭米盐，无一不备。将那些实在无依穷民与老弱病躯及过往孤身疾苦之人，收养存恤，至春融之时，加以遣散，存活甚众。为此，专门遴选妥帖之人加以管理，一般为下令地方官员敦请有德望的缙绅监管该局。至乾隆二十二年，再经布政司、按察司会详，专门定下收养日期，即每年十一月初一日始，至次年正月底止。其北路关外早寒，则于每年十月十五日起，至次年二月十五日止。至乾隆二十四年，考虑到遇闰之年，节气提前，所以决定提前半月举行留养之举。关内、关南各州县，留养贫民，自十月十五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至于北路关外各州县，则十月初十日起，至次年二月初十日止。留养期间，每大口日给仓升米八合三勺，煤炭钱六文；十岁以下之小口，减半。所需经费，或取自“无碍闲款”，或“酌动额定繁费”，或地方官倡捐养廉银，或“绅士乐输”，无不“积有成数”，再交“商运置产收租，以作每年经费”。根据局内规章，若局内经费尚有剩余，可以留作下年之需。倘或经费不敷，则官为捐足。又每局酌置粗棉衣裤几十件，遇到单寒就食之人，立时散给。至于留在局内收养，则必须严格核实身份，确系无依老弱以及过往孤身贫病之人，方准入册留养。若是少壮无病之人，或是尚有依靠之人，无论本地，还是他方，一概不准留局收养。另外，每局就近延请良医，捐备药料，以甦病困。其病痊欲归者，量给路费遣回。那些因病身故之人，报官验明，捐给棺木。有主者，关传认领；无主者，埋于义冢，标记乡贯、名姓。至于收养贫民中所包括的妇女，则另行安顿一室，以免男女混淆。（注：海宁辑：《晋政辑要》卷6《留养贫民》，见《官箴书集成》，第5册，665~6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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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十三年以后，北直隶共设留养局561处。其数之多，足证当时慈善事业之盛。从其规条来看，留养局大多设在城市集镇的交通要道，立木牌，上面大书“留养局”三字。局建有房屋，屋中有炕，炕与灶相连。若有妇人，则异室相处。入局以后，每天大人给米八合，小孩四合。另给衣被，人给一袄，二三人共有一被。若是病人，或年达60岁以上，则给棉裤。局内设医院，岁制寸金丹、万应丸之类药物，存局备用。若有人在局内病殁，则官给棺一具，埋于义冢。（注：《养局规条》，见《留养局续记》，清乾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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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恤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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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哽噎之祝，见之曲台；茕独之哀，陈于《小雅》。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王者以养老为本，圣人以安老为怀。所谓恤颐堂，又称“老人堂”。此类专门恤养老人的善堂，可举江宁之“恤颐堂”与天津之“育黎堂”为例加以说明。江宁恤颐堂，由正觉寺僧人镜公于嘉庆十六年（1811）创立。而天津的育黎堂，又称“养病堂”，专门收养老年男妇及病废残疾等人，由天津道署经管，其经费出自官方庄田之租。（注：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6《义举门·育黎堂》，43页。）一为佛教人士所设，一为官方经管，可见，清代的善堂，官、民均有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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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此类老人堂作一详细了解，下面不妨根据《恤颐堂规条》，对其慈善活动加以剖析。其规条共计下面10条，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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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恤颐堂专门收养无依无靠老人，凡是年龄在70岁以上者，均可赴堂报名。经堂内董事查明，其人素无犯案，又由邻居、里甲到府县出结，方可入堂。年龄未到70岁，不得强入，董事亦不得滥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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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人虽年龄已到70岁，但有子孙奉养，亦不准收入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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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恤颐堂根据经费限定收养人数，额定收养160人。至于那些符合收养标准，因为限额而未能入堂者，司事仍然可以给以注册，等到堂内有空额，循序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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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人入堂后，假若感染疾病，那么其医药饮粥，全由善堂加意备办调护。倘或老人成为残疾，仍留养本堂，一切衣物由堂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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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人四名，共同居住在一个房间。每年给他们箕帚一副，由四人轮流打扫房间，不得互相推诿，以致污秽。在房间内，配备面盆一个，澡盆一个，提桶一个，脚盆一个，由四人公用。如不愿公用，听其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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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老人入堂后，每人给床一张。无蚊帐者，则给蚊帐一顶，七年一换。给席一条，一年一换。冬天给草荐一条，给被一床，新棉花五斤，三年收旧换新。夏天给布大褂一件，三年收旧换新。每年给水纱布小褂一件，石门布小褂一件。每年给水纱布裤一条，石门布裤一条，单布袜一双，二年一换。每年给青布鞋二双，雨缨凉帽一顶，四年一换。此外，每年给蕉扇一柄，石门棉布大褂一件，三年收旧换新；蓝布大棉袄一件，新棉花一斤半，三年收旧换新；蓝布套袍一件，三年收旧换新；棉袜一双，二年一换；红纬大帽一顶，三年一换；瓜皮帽一顶，二年一换；衣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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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人在堂内，其供给为每日一粥两饭，用上熟好米，董事、司事互相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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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每顿蔬菜10斤，用油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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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遇到端阳节，每人给粽子四个，钱30文；中秋节，每人给月饼一个，钱30文；年节，每人给素菜一碗，年糕二条，押岁钱60文；遇万寿圣诞，每人给面一碗；上元佳节，每人给元宵1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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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老人入堂寿终，如有寿材，听其自用；若无，则由善堂给棺一具，装殓褥一条，枕一个，封口油灰一斤，纸钱一块，锞锭一千，另用钱二百，抬钱三百，打坑作堆钱三百。有坟归者听归，如无坟地，即埋于本堂南门外丁字墙义冢，立石以志其名。每年春秋，本堂致祭。每年清明及十月十日，施食一坛，以追荐亡故老民。（注：余治：《得一录》卷3《恤颐堂章程·恤颐堂规条》，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10~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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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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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园设置的理论渊源，取自《礼记·月令》中掩骼埋胔之说，顺时布政，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注：《募设扩义园捐启》，见《扩义园志》，清刻本。）宋儒程子亦有“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之说。尽管如此，正如清人董秉纯所言，当时施掩埋、设义冢之举，大抵受到了“浮图黄冠者流冥报之说”的影响。（注：董秉纯：《春雨楼初删稿》卷6《广西省垣全浙义园序》，见《四明丛书》，第14册，8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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