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23960
宝山县之月浦镇，设有“里仁堂”、“同善堂”。里仁堂设在城隍庙西廊，专办掩骼、施棺等善举，并未详请立案，故无臬司护照及一切章程，至道光年间废弃。张人镜纂：《月浦志》卷2《营建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31页。同善堂创设于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当时知县正好劝办掩埋，而月浦苦无公所，于是将城隍庙西廊之“白云深处”改作善堂，派定司年、司月，议定一切章程，详请各上官立案。此堂由附贡生胡树基，候选州判鲍文炜，县诸生滕凤飞、张人镜、张鸿镜，监生王禹昌、陈廷彦、陈观涛等经理其事。（注：张人镜纂：《月浦志》卷2《营建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31页。）
1703023961
1703023962
宝山县之杨行镇，设有“成善堂”、“种德堂”、“留婴局”、“栖留所”。成善堂位于镇东丁公庙东首裳四十九图称圩。道光九年（1829），由董事张耀宗等禀建。咸丰年间，张朝楷等重修，规制一新，前后置田。（注：陈亮熙编辑，陈克襄补辑：《杨行乡志》卷3《营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43页。）种德堂位于丁公庙西首万寿庵内。董事张梦篆倡捐经费，存典生息，作“恤嫠之用”（注：陈亮熙编辑，陈克襄补辑：《杨行乡志》卷3《营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册，43页。）。留婴局附于成善堂。宝山县一向无育婴堂，嘉庆十八年（1813），嘉定绅士秦溯萱捐七折钱1000两，充作嘉定育婴堂的经费，专收宝山县弃婴。当时将留婴局分为四处：一在城厢，一在罗店，一在杨行，一在江湾。议定城厢、罗店收婴，送嘉定城育婴堂抚养，杨行、江湾收婴，送南翔镇育婴堂抚养。（注：同上书，43~44页。）栖流所附于成善堂，所行善举为“安置流民”（注：同上书，43页。）。
1703023963
1703023964
宝山县罗店镇，设有“怡善堂”、“同仁堂”、“保婴局”、“恤茕局”、“敬节局”。怡善堂创设于道光元年，由绅士施学澍等禀建。在冬号六十图镇之东市东岳庙旁，又建栖流所一处。咸丰十年（1860），毁于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七月，又在方家场买沈姓房屋一所，改为善堂公所。同治十一年，当地泰昌、鼎成两家典当每月每典公捐钱2万文，经县衙详定章程，一半拨入县城善堂，一半拨入本镇善堂，作为施药、施棉衣及堂中一切公费。光绪八年（1882）四月，总督左宗棠通饬乡典，月捐减少1万文。光绪十二年，总督曾国荃饬令，自二月起恢复典捐2万文，以增复1万文中提捐二成，归入江苏省之育婴堂，其余仍城镇各半。（注：潘履祥总纂：《罗店镇志》卷1《营建志》下《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00~101页。）同仁堂始设于乾隆十七年（1752）。当时创设施棺局后，随即以东山禅院作贮棺公所。道光元年（1821）创立怡善堂后，朱氏通过集资，另于黄号二十图花园古里之西偏建屋一所，募购棺木，施济鳏寡孤独。咸丰十年，太平军乱后，堂屋虽存，经费无着。于是公议集资备棺，作为久远之计，募愿百余分，每愿出钱50文，随时添备。（注：同上书，111页。）保婴局创设于光绪四年。嘉庆十八年（1813），当时嘉定县绅士秦溯萱捐七折银1000两，分存嘉定县城、南翔镇两座育婴堂，接受宝山县弃婴。宝山设有四处留婴局，其中一所就设在罗店镇。光绪四年，绅士朱昌杰等禀请设保婴局于怡善堂中，并设接婴所，兼收弃婴，觅乳寄养。所需经费，请于本镇花、米两行提取愿钱。随后因经费不敷，又请于布经、豆饼两业提取愿钱。（注：潘履祥总纂：《罗店镇志》卷1《营建志》下《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114页。）恤茕局创设于光绪九年，当时善士太始氏创捐田房，作为局中公产，同人踵募愿款，禀请县衙，将恤茕局附设于怡善堂中。恤茕局之设，主要是救济罗店镇中贫苦无靠之人。分别为以下三项恤额：凡赤贫群体，不论男女，以茕独兼年老残废者为正额，每名每月给钱600文；凡茕独兼年老，或茕独兼残废者为副额，每名每月给钱300文；凡茕独、年老、残废不相兼，而难于谋活者为备额，每名每季给钱600文。倘有亲族可依，概不推及。（注：同上书，123~125页。）敬节局大抵创设于光绪十年、十一年之间。当时乡间一向无此善举，而乡间贫嫠之妇甚众，常常因为处境维艰而不能终守，甚至携孤再醮。于是，善士太素氏捐助钱10万文，同人因之续募集成愿款，设立敬节局，附设于怡善堂。（注：同上书，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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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县大场镇，设有“同仁堂”、“留婴堂”。同仁堂为清代大场厂董事办理地方事务之处。太平天国之前，设在大场镇东市末梢。至同治年间，在镇之中央建设新屋，与财神庙毗连。（注：张仰先编纂：《大场里志》卷1《公署局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46页。）留婴堂地址在大场镇中市同仁堂后面，为收留婴儿之所。始建时间不详。（注：张仰先编纂：《大场里志》卷1《留婴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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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23968
宝山县江湾镇，设有“崇善堂”、“自育堂”、“保婴局”、“仁德所”。崇善堂位于镇中殷六图寺沟之左，道光九年（1829），由董事盛大墉、严堡、吴思政、王诚等禀建，勒碑堂中。（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10《救恤志·救助》，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80页。）自育堂在本镇西北水漕庙内，由董事倪洪畴、寿兆豫、宋宾王等创设，曾采访节孝，详请旌表，刊有《彤征录》。（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10《救恤志·救助》，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80页。）保婴局创设于光绪十七年（1891）。道光十八年，曾在江湾镇中设立留婴堂，收婴后概送南翔育婴堂抚养，迄道光、光绪间而废止。光绪十七年，知县马海曙饬办保婴局，于是下令让镇董筹议规复，由各布庄抽收布捐，每布一匹捐钱一文，共四年而即罢。光绪二十九年，当地一姓徐之人创议重兴保婴局，调查贫苦婴儿，每月给抚养费钱500文，年捐钱12万文，至光绪三十四年因为缺少经费而停办。（注：钱淦总纂：《江湾里志》卷10《救恤志·救助》，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80页。）仁德所在本镇车站北首，光绪三十二年武进教士吴鸿钰创办，留养无依孀妇并所生稚年子女。她们平日学习女工、洒扫、炊爨等事，各率领子女轮流执役。儿童有女教员负责教学，年稍长，则送入附近学校学习。学成后，男子替他们谋取职业，女子则替她们择配，力能养赡者其母随同离所。（注：同上书，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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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宝山县盛桥里，设有“从善堂”一所，位于盛桥北元号十二图，与大村庙毗连。此所光绪十九年由无名氏积款特建，办理善举。（注：赵同福主任编纂，杨逢时等编纂：《盛桥里志》卷2《营缮志·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1册，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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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之法华镇，设有“溪善堂”、“法华局”、“赞育堂”、“保赤分局”。溪善堂，为嘉庆年间由当地绅士李丙曜、王锺、李应增建。法华局原在法华寺后，附设于赞育堂。起于咸丰十年（1860）之团练局。承平后，专办水利、荒政、保甲、清乡及一切公益事业。赞育堂在西镇同仁里。同治八年（1869），当地绅士李曾裕、李曾复、陆进、黄尔思等集资，购汪姓地1亩5分，建厅分楹，厢房四间，门楼五幢，专门办理施棺、掩埋、救火、惜字、医药、恤贫诸善举。（注：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卷1《沿革·建置》，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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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赤分局为光绪末年杨洪钊奉文开办。西乡额定100名，每月每口500文，遗腹子倍之，由保赤局支给。（注：胡人凤续辑：《法华乡志》卷1《沿革·建置》，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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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之二十六保，设有“继仁堂”、“复仁堂”。继仁堂设在龙华寺北院。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由当地人杨存恩、沈良浩、吴达等募捐建立，专门办理施棺、惜字诸善举。（注：唐锡瑞辑：《二十六保志》卷4《善举》，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162页。）复仁堂设在梵寿庵。光绪元年（1875），唐心田、杨忠、唐锡荣等创设，举办施医、施棺、牛痘诸善举。（注：唐锡瑞：《叙梵寿庵缘由记实》，见唐锡瑞辑：《二十六保志》卷4《寺庙庵堂》，收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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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之陈行乡，设有“赊棺局”、“汇善堂”、“课劝院”。赊棺局由秦温毅创设。据载，秦氏怜悯贫民身故无力棺殓，于是筹募款产，设立赊棺局。雇工预制棺木，以便贫民赊用，并购陈行市东隙地，架屋三椽，为存储之所。（注：孔祥百等编著：《陈行乡志》第32课《慈善》2《赊棺局》，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15页。）汇善堂设在陈行市西。光绪二十八年，秦温毅与胡云翘利用关帝庙的隙地，筹款建造，作为本乡办公之所，于内附设仁巷小学。民国二年（1913）暑假期内，开办戒烟分所，收容极贫烟民30余人，膳宿概不取资，期满而止。（注：孔祥百等编著：《陈行乡志》第33课《慈善》3《汇善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15页。）课劝院在题桥市南。光绪三十二年，由本乡各图筹捐公建，专收无业游民，教导他们学习工艺。为此，知县汪懋琨，奖给“勤求自治”匾额。前后收容流民480余人。出品以竹器为最佳，曾陈列于江苏物产会，并获得银质奖牌。宣统三年（1911）冬停办。（注：孔祥百等编著：《陈行乡志》第34课《慈善》4《课劝院》，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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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之三林镇，设有“施医局”、“牛痘分局”。施医局通常由乡董集款，每年约200余元，举行于夏秋之间，以一月为度。或年收挂号费，或免收，地点或在西林忏院，或在西庙。参与施医诸医生，不取薪水，仅供车马费、伙食。每次皆同。（注：佚名纂：《三林乡志残稿》卷2《慈善事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104页。）牛痘分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河工竣后，设于三林书院内，由娴习西医之黄兼理。每年春秋二季，每月有固定之日，招人来种牛痘，不收分文。每届种痘之期，其侄子黄庆亦来局。此事塘口镇人徐晋侯甚为出力。（注：佚名纂：《三林乡志残稿》卷2《慈善事业》，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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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县之二区旧五团乡，设有“同善堂”、“接婴堂”、“慈云局”。同善堂附设于储家庙。同治年间，由知县叶廷眷及当地人傅以康、傅以铨、金燦、何鼎、严庆祺等倡办，专办施棺、代葬各善举。光绪五年后，续办乏人。光绪二十六年，储学洙创认捐法，每愿100文，每施一棺或代一葬，收愿捐一次。宣统三年，归乡自治公所经理。民国以后，由龙凤藻继续办理此事。（注：储学洙等纂：《二区五团乡志》卷3《建设》，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29页。）接婴堂于光绪五年正式开办。同治十年（1871），顾其琛等劝募设立“堆积会”，每会缴钱1200文，积至光绪二年，共有钱38万7千文，置买顾姓市房九间，改作接婴堂。又募集捐田田租，作为平常经费，于光绪五年立案开办。（注：储学洙等纂：《二区五团乡志》卷3《建设》，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4册，29页。）慈云局附设于三官堂。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三夜里，飓风冲毁王公塘，海溺甚众，尸随潮流。储学洙等备棺收尸，将溺毙者尸体掩埋于慈云坛。（注：同上书，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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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善堂的经费大多来自各种善款。这种善款，有官捐，有绅捐，又有民捐（包括商业各行的捐款）以及各善堂之间的互相捐款。很多善堂由官府创设，所以官捐往往很多。如直隶留养局，其经费“悉由地方官捐项支给”。这种官捐又分按年捐资办理与成总捐银交商生息两种。（注：《节录议覆地方生息札子》，见《留养局续记》。）地方绅士对参与地方善堂事务同样很热心，一旦善堂建立，也纷纷捐款。民间除了直接的捐施之外，尚采用“六文会”这种合会的形式筹集善款。如江西育婴公局救婴之法规定，“每境立总首事一人，先邀散首事十人，又由散首事各邀九人，共得一百人。……凡境内家贫不能养女者，赴局报明，每报一婴，每人每月出钱六文，计一月公助足钱六百文，十个月为止，共公助足钱六千文，以资养育”（注：《刘公议行六文救婴章程》，见《救婴新章》。）。同时，民捐中还有一种“更捐”，将当地人户分成上、中、下三等，上户捐10文，中户5文，下户3文至1文。（注：《四明同义集章程》，见《杭城四明同义集详定章程》。）至于商捐，名色繁多，捐款亦多少不一。如杭州四明同义集，其商捐分别有：厘金，同乡各业按货提厘；岁捐，世族殷商每年捐钱若干，以助经费，另立手折，并约定每年于何时提取；堆金，即计日零捐。各种厘金，由各业自定，因而高低不等。如米商厘金，在杭城四明同义集中，为石米抽捐钱8文。至于杭州其他各业的善捐，综述如下：木业每钱1000文，捐钱10文；箔业每箔一原块，捐钱5文；锡业每售锡一条，捐钱45文；绸业每染经一对，提钱840文，每炼生货一匹，提钱60文。（注：《乐善录》卷5，见《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海宁留婴堂各业善捐，丝商每丝一包，抽洋3角；炭业大炭每担抽捐8毫，小炭每担抽捐4毫；丝商每包加抽2角。（注：《海宁州重设留婴堂征信录》。）而一些大典当商人，有一次性的典捐。如海宁留婴堂创设之后，各典认捐数目如下：咸亨典，20000文；谦吉典，17000文；润生典、生泰典、同顺典、瑞生典、永康典、晋丰典、丰和典、恒康典、鼎裕典、存庆典、厚成典，各捐16000文。（注：《海宁州重设留婴堂征信录》。）此外，善堂在获得善款之后，为了能维持善堂正常的开支，通常会将善款存入典当生息，典当商人给善款息钱一般较为丰厚，隐寓捐输之意。如正常各典取利，自一分至二分不等，而善款一般以一分五厘起息。（注：《乐善录》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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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清代善堂的经费来源以及支出作一更为详细的考察，下面不妨以山西之普济堂、育婴堂为例，试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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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记载可知，山西普济堂与育婴堂，分别建立于雍正三年（1725）。先来看普济堂、育婴堂的财政支出。普济堂所收贫民，根据乾隆二十一年（1756）九月山西巡抚所定，先是酌设90名，后又陆续增加30名，共计120名，作为固定之额。至同年冬天，又收养贫民100名。其中每名贫民夏月给煤炭钱3文，日给米8合3勺，冬月日给煤炭钱6文，日给米8合3勺。每年包括冬天临时安置贫民，其收养贫民需要的各种杂费及买米之费，大约需银1780余两，米480余石。育婴堂原设乳妇20名，每名夏月给煤炭钱3文，日给米8合3勺，冬月日给煤炭钱6文，日给米8合3勺。每年约需银170余两，米80余石。两堂支出经费相加，通计每年共需银1900余两，米500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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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普济堂、育婴堂之经费来源及其收入。两堂之经费来源，大抵包括下面几项：（1）阳曲县绅士原先捐有额银2600两，投入祁县徐沟孝义当，以1分2厘生息，每年可得利银374两4钱；（2）提取汾阳县原先积累的捐款市平银5000两，折合库平银4950两，投入太原、榆次、太谷、祁县、文水等地的当商，以1分2厘生息，每年得利银712两8钱；（3）阳曲县绅士原先捐助谷5000石，因不能收息，经过官府批准，将此谷出粜，得银5500余两，投入太谷、祁县、文水、长治、介休、凤台、高平等地的当商，以1分生息，每年得利银660两；（4）两个善堂共有回赎地所卖价银1600两，前布政司亦捐银100两，共得银1700两，投入平遥、汾阳、长子、屯留、襄垣等地的当商，以1分2厘生息，每年得利银240两8钱；（5）善堂曾置买享堂村地50亩，每年得租银25两；（6）善堂曾置赵庄屯河滩地131亩余，每年得租银7两2钱余；（7）阳曲县绅士曾捐买地4顷，其他又有续据租户禀缴原价赎回地2顷23亩9分，实存地2顷9亩余，每年可得租米67石5斗4升余；（8）拨付三给村官地，每年可得杂租13石余；（9）赎回布公祠地30余亩，每年得租米6石9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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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善堂之经费，共有经费本银14750两，共得利银1980余两，另有地租银32两余，共银2010余两。通计两个善堂每年共收租米88石余。两项收入，显然已足敷二堂每年支用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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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前巡抚曾清出都司参将衙门外官地一块，计14亩，由租户王顺运承租，每年收租盐2石，分给普、育二堂贫民支食。其分盐之法，已经由巡抚定出领盐小票式样，令普、育二堂董事遵办。又巡抚还清出军地留庄等村地5顷零7亩，每年额征租银137两6钱。此项地租因历年尽数支给军犯口粮，尚有不敷，并未归入堂内。（注：海宁辑：《晋政辑要》卷6《普育二堂》，见《官箴书集成》，第5册，661~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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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佛、道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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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慈善事业，至明清两代达到了极盛。梁其姿曾通过收集2000多种地方志，对清代的慈善组织作了系统的统计。具体统计数字如下：育婴组织，973个；普济堂，399个；清节堂类，216个；以施棺为主的善会善堂，589个；综合性的善会善堂，338个；其他难以分类的善会善堂，589个。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而且慈善组织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注：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3页。按：详细的统计资料，可参见梁氏所著书附表1—4，见同书，332~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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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善会、善堂，归根结蒂均起源于儒、佛、道三教关于善恶的各种观念。就所谓的“善人”而言，清初人魏禧就将其归纳为下面两类：一是“谨慎饬行，矜式闾里，所谓乡党自好者也”；二是“轻财乐施，有功德于人，所谓富好行其德也”。两者虽操行有所不同，而同归于善则一。就此两类善人来说，魏禧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究其原因，魏禧已经一语道出：“天地以爱人为心，人能爱天地之人，则天地亦爱之。”其理由就是，“好行其德者之于天，譬犹君之劳臣，父母之克家子也”。这种看法无疑可以从儒家传统的《易传》所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得到印证。相比之下，那些“洁己自好而以不与于物为贤”之善人，则“人必多不得其生者，非天地善人之意”（注：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2《新城杨善人善行实迹跋》，63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换言之，魏禧所欣赏的善人，应该是“轻财乐施”、好积功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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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传统中国的文化系统中，言善之说甚多，诸如《尚书》有“吉人为善，惟日不足”之说，《孟子》有“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之言，而汉东平王更是认为“为善最乐”。所有这些说法，无不“出于中心之诚然，无所为而为之也”。然吊诡的是，《周易》有“成名”之言，《尚书》亦有“降祥”之训，而行善之人的心态却发生部分变异：或好名而为善，或求福而为善。严格地说，这与儒家传统之论凿枘不合。按照儒家的观点，所谓的行善，唯取无所为而为，对于好名求福之类，则在排斥之列。当然，从“圣贤之学”的角度来说，讲究的是克己之功，其中的义利之辨，不得不严。但是，假若一概以此律当世之人，则无疑显得迂腐而不圆通！究其原因，清初人归庄已经明确道出：“为善非空言，必将有实事，大抵须损己以益人。夫损己之事，谁肯为之，惟好名之心，求福之念胜，故或时出于此；若病其好名求福，遂并其善而没之，谁劝于为善者哉？”（注：归庄：《归庄集》卷6《善人周君旌奖记》，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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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行善是否求得福报的问题上，明清学者存在着一些争论。譬如《左传》秦子桑言：“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为此，有人怀疑其说近于“邀福”，而且其心不纯。时至明末，袁黄著《功过格》，又著《立命说》一篇，取佛、道二氏因果之说，以附会于儒家言善之论。为此，清初学者张尔岐对袁氏《立命说》提出质疑，认为其说琐琐责效，甚至将其目为异端邪说。又田兰芳撰《唐幼章句》，释《感应篇序》，谓希福冀报，非儒者所宜言。推其意，亦无非是说救灾而言福，与儒家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旨相戾。对此，清人余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张氏、田氏之说固然精到，然持论过高，无法诱人为善，且斥立命说为异端，尤为矫枉过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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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记功录过，大小厚薄，各有成格，造物若称量以相偿，诚未免沾沾作计较。然必谓其望报而始为善，说已近苛，况以私伪斥之，何以服强为善者之心耶？彼不求报而亦不为善者，转于人有济耶？田氏訾议《感应篇》，亦以其中劝戒辄以祸福为验耳。不知所言善恶之报，即《虞书》惠迪吉从逆凶之说，《商书》福善祸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易》言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皆此义也。何田氏不敢议《书》、《易》，而独议《感应篇》耶？（注：余治：《得一录》卷5《救荒·救灾有福说》又附《药局立愿约》，见《官箴书集成》，第8册，546页。）